这是有关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的论文集。其中既涉及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涉及黄兴一生的许多方面。论述深入，是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重评孙、黄领导并论辛亥革命(代序)     薛君度(1)

黄兴家世及其早年研究           萧致治(1)

黄兴与湖南辛亥革命运动          萧致治 张建雄(18)

民前黄兴等与湖南立宪党人关系述论     石彦陶(29)

黄兴与武汉辛亥革命运动          萧致治(42)

黄兴与南洋华侨              萧致治(59)

评民国初年黄兴的基本政治倾向       萧致治(70)

论黄兴的建国理论             萧致治 张建雄(90)

黄兴与孙中山：谁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石彦陶 石胜文(113)

黄兴政治近代化思想及其实践        石彦陶(126)

黄兴与湖南近代化述论           石彦陶(139)

黄兴与民国教育的奠基           石彦陶(153)

孙中山与黄兴比较研究：意识形态两例驳难  石彦陶(166)

孙中山与黄兴对“宋案”态度之比较再研究  石彦陶(176)

孙中山与黄兴比较研究新论         石彦陶 石胜文(187)

50年来中国内地黄兴研究述评        萧致治(226)

附录：

 薛君度与辛亥革命研究          (美)史扶邻 张学锋译(248)

 薛君度与辛亥革命及黄兴研究       萧致治(252)

政治家的洞察与笔触

——简评《人物，政治与外交》     亚垣(260)

美国黄兴基金会              薛君度(263)

美国薛君度教育基金会           (268)

薛君度教授主要著作            (269)

编后记                  萧致治(272)

美国黄兴基金会

薛君度

辛亥革命，世以孙、黄并称。美国黄兴基金会(The HuangHsing Foundation，USA)是为纪念黄公克强而设，与国内外其他类似组织和人士，并无关系。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国际性教育机构，并无会员，只有董事和顾问。基金会宗旨除鼓励研究黄公克强与辛亥革命外，主要为支持国内外教育事业，推动学术交流，1990年6月在美国正式注册成立。

美国黄兴基金会的设立、构思、命名和运作，都是君度一个人的决定，并无任何人授意，也没有任何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人士和机构的资助。

1989年8月20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暑期结束，9月25日应北京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之邀请返国访问。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在中南海单独会见l小时15分钟。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会长，中国前驻日本和联合国大使陈楚先生在钓鱼台宴请。席间，我告诉他，我拟设立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基金会，请教他用什么名义最好，黄兴、薛君度，或不用人名?他稍微思索一下说：还是用“黄兴”名字好些。事后想来，这个建议很好。当时我谦虚客气多为德华及黄家着想，没有料到她去世后，我会受北京黄家及其海外个别不肖后人外戚害群p263之马化名发布极为恶毒的谣言攻击。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次年(1990)2月，交华府一位律师费5000美元，注册成立。基金会经费来源，主要是我和我老伴德华的大姐黄振华，部分是老同学和老朋友指定用途的捐款，不向外募捐。

振华大姐是台湾国民党评议员、立法委员，生前财产只有一幢破房子，丈夫是大专校长，先去世，亦无恒产。80年代末期，大姐已开始有老人病状，但不肯立遗嘱，生前处理，死后并无遗产，不生继承和其他法律问题。1989年5月，德华自美赴台湾照顾她四个月，备极艰辛。9月安排并亲自伴送她返国养病。其实大姐与大陆亲人，已几十载不相往来通信。从北京到长沙，及苏州“亲人”家里，养病三年，在苏州最久，由德华经手亲交或汇给上述各地“亲人”照顾大姐费用共5万美元。一度曾拟接送来美，以其体弱不果。当时只以为照顾老人，大陆条件比美国好，根本没有想到美国入境签证困难费时，也没有想到在美国没有医药保险，倾家荡产也不够用。最后病逝苏州医院，费用交当地统战部负责人代付。我曾代表老伴德华去苏州看望她一次。

基金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美国华盛顿国际研究与交流协会设立了美国黄兴基金会讲座。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先后曾由薛君度教授、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校长、北京大学吴树青校长、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席、前驻美大驶李道豫、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外长李肇星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等担任讲演人。加州大学讲座的第一位主讲人是何志立(John H．Holdridge)。他是布什任美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的副代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驻新加坡及印尼大使，他的讲题为：《为什么中美要维持友好关系》。第二位主讲人是美前驻日大使、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阿马哥斯特(Michael H．Annacost)，题为《美国与亚洲》。在其长达27页的p264论文中，他认为有些国际问题美国需要中国合作，制裁中国限制了美国本身发展繁荣的机会，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国会每年以人权、西藏等问题来衡量应否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可能有反作用，重视人权和民主信念，应考虑到亚洲国家内政，而不应只为国内政治需要而表态。柏林自由大学的讲座，先后有薛君度教授及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讲演。2001年7月，讲座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举办。

1991年迄今，美国黄兴基金会先后拨款资助美国、欧洲、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数十万美元。在香港中文大学设访问学者，延请《人民日报》记者、人民大学教授及武汉文化工作者赴香港短期访问。资助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生赴中国短期研究学习。历年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及社科院研究所项目约8万美元。资助新疆大学用维吾尔语文翻译《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但无下文)。在武汉大学设“黄兴研究室”；在南开大学设“美国黄兴基金会讲座教授”；在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成立薛君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在北京外交学院设教育金；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美国黄兴基金会吕振万朝阳奖学金”港币100万元(最后20万元用于人大法学院朝阳法学研究中心)。我和吕振万校友是该中心的名誉主任暨法学丛书编委(首席名誉主任倪徽澳老师曾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3年病逝)。捐助暨南大学港币20万元做华侨问题的研究及出版相关著作，另资助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及山东国际问题研究会。先后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1994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行“黄兴学术研究会”，出版《黄兴研究文集》。2002年8月，又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研究会”。同年，捐资1万美元，庆祝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多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设立的“薛君度英文P265图书室”不是基金会的项目。

1998年10月，基金会资助由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承办的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9年10月，出资5000美元，赞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及华盛顿国际研究与交流协会等机构在华府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半天会议，检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来的政绩，由参议员黑格及威廉·布德大使主讲。

1996--2001年，基金会资助大陆学人作家研究出版书籍30多本，此外作者或编者个人署名发表者凡9本。

台湾方面，1992年美国黄兴基金会出资2万美元在台北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及其他机构联合举办“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并邀请大陆学者参加，这可能是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之先声。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于1993年出版。此外，又资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5年1月在台北举行“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会议。1998年9月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与台北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共同举办“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讨会。连同历年资助台湾大学日本综合研究所及台北金陵女子高中共约lO万美元(这是南京大学兼任教授郭俊铄先生指定资助项目之一)。

美国项目包括捐助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政治学会、美国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出版刊物及资助去美国的中国访问学者。欧洲方面，除在牛津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设基金会讲座外，还资助1999年7月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检讨民国历史。2002年6月，基金会资助剑桥大学举行“民国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2003年6月，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协议，设立以薛君度命名的讲座教授(The Chun—tu Hsueh Professor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and Politics)。这可能是哥大250年有史以来第一个华人设立学术P266界最祟高的政史讲席。

美国黄兴基金会其实并没有很多“基金”。每年需捐赠多少，由我捐赠基金会，然后用基金会名义再捐出去。但设立上述讲席所需费用，几乎全部由君度个人直接捐赠，不经基金会。其实我可以一毛不拔，全部财富留为己用。大姐的款项早已用完了。我一生收入最高的是1991年，达44万美元(因为我先拿出一部分退休金)。其后又卖了房子。1991～1993年，我的收入达100万美元。十年来每年收入都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我不善理财，但买卖股票，亦略有斩获。

近年来美国股票大跌，美国所有基金会都受影响，年纪大的人变成“利息投资者”，以保老本。但以现在银行年利计算，10万美元，每年只能生息1000多美元，还要交所得税。这就是说，“投资”100万美元，每年才有1万多美元的收入，“投资，，200万美元，也只有2万多美元利息，运作不易。还要考虑个人养老和遗赠问题。

2004年10月p267

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一篇论文《辛亥革命新论》。在上述1981年论文内一节，我简介过美国的史学，现在补充一下。

美国历史学者很多作品确实值得中国学者借鉴。美国人都很尊敬他们的革命伟人，但不讳言其言行不符和缺点。美国学者也不见得一定很客观。他们的成见和偏见，可能不同于中国学者的成见和偏见。耶鲁大学有位教授史景迁，在其1990年出版所著长达876页《现代中国》一书中，没有黄兴的名字，叙述辛亥革命武汉战事一节，也不提“黄兴”。其后与人合编的画集，仍旧没有“黄兴”的名字，却突出宋教仁，说宋是孙最得力的助手。稍微有点辛亥革命常识的人，都知道宋是“黄派”人物。史景迁不是无知疏忽而是故意，原因何在，只能揣测。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我曾讥笑过这位著名中国通的无知；(二)我曾提出过1931年耶鲁大学出版的《孙中山传》以一章篇幅叙述1904年孙中山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根本没有这回事；(三)我曾批评过他的恩师、已故耶鲁大学芮玛丽教授。芮玛丽认为辛亥革命不是同盟会领导而是得力于秘密会党分子，因为武汉新军士兵很多都是秘密会党人士!在我编著的《近代中国革命领导人物》一书中，我不客气地批评了她，而且落笔很重(这也是一本畅销书，英文版卖了一万本，在美国学术著作中，殊不多见)。史景迁拟一手遮天下，故意不提黄兴，并不影响黄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只会表现史景迁个人的学术偏见、品德和对学生没有尽到教学责任而已。

记得我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老师在一次电话中谈到史景迁的学术水平。他说：“史景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者，只是一个成功的通俗作家。”韦慕廷老师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平时不大批评别人。有人对我说，史景迁有一位学生，在台湾写文章也很婉转地提到这一点。可惜告诉我的人后来没有把文章寄给我看。水涨船高，通俗作家在一流学府教书，自然就成为一流大师了。

芮玛丽的老师费正清教授的错误，恐怕也不是疏忽。他把黄兴陆军总长一职翻译为Assistant．Seeretmv of the Army。美国陆军部长不过是国防部长属下三个部长之一，权势与陆军总长无可比拟。至于其他几位美国辛亥革命“专家”，有的说我不过想把黄兴捧为伟大的思想家，有的说辛亥革命不是革命。高慕柯书评说我没有参考过黄兴写的民国史(黄兴根本没有写过这本书)。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自纽约急信香港告我，说此人不可理喻，不必和他争论。至于我驳斥周锡瑞的书评，至今仍认为是我一生的杰作之一，连他的老师都很欣赏，其他就不必多说了。这就是我书译者所谓的“有争论”吧。

《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于辛亥革命50周年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至今不觉40多年。中文版问世，也已20多年，多少改变了以孙划线的史学。20多年来发掘和出版了大量资料，得以充实和补充我的基本观点，至为欣慰。

收入本书的论文，多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宗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独到见解，是深入研究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可喜成果，特集成书，以飨读者。

自从1988年我和薛君度教授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转眼又过去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笔者除以主要精力从事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的研究外，对黄兴的研究也在继续进行。这期间，除编著出版了《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二书外，对黄兴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节也作过一些研究，写成专题论文。另外，石彦陶教授及其弟弟石胜文，也就黄兴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或薄弱环节，写过不少论文，今年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人合著《黄兴传》。为了纪念今年黄兴诞辰130周年，特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论文15篇，汇编成《黄兴与辛亥革命》出版。鉴于薛君度先生在黄兴与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取得重大成就，起到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同时由薛氏夫妇及其大姐黄振华集资设立的美国黄兴基金会，十多年来在推进黄兴及各项学术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收录美国以色列籍学者史扶邻等对薛君度先生著作的评论文3篇，作为本书附录，以资表彰。本书所收论文，综合观之，有以下几点值得介绍：

一、开拓了一些研究领域，填补了某些领域过去缺乏研究的空白。史学研究要想深入，必须不断开发新领域。这次收入本书的文章，许多领域都是前此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比如华侨与辛亥革命，过去几乎只谈孙中山与华侨，从没见有人研究华侨与黄兴的关系。本书收入《黄兴与南洋华侨》一文，算是破天荒开了一个头。又如黄兴与湖南辛亥革命运动、黄兴与武汉辛亥革命运动，以及他与湖南立宪党人的关系，过去也少有涉及，本书收入的三篇有关文章，也算填补了这个空缺。还有，过去都把黄兴视为革命实行家，以为他不懂革命理论，只知盲目实行。其实大谬不然。黄兴不但对革命理论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对建设理论也颇具卓见。本书所收《论黄兴的建国理论》，就是依据他在民国初年的言论，对其建国理论作了综合评述。读了此文将不难看出，黄兴对于民国的建设主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民族联合等等，都有较成熟的见解。如果把同时期孙中山的言论作一比较，将可看出，某些方面孙还不及黄。这是值得注意的。最后，近代化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本书所收两篇关于黄兴与近代化的论述，也是这方面的开拓性论文。

二、对事关黄兴一生评价的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弄清了事实真相，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偏见。黄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和孙中山齐名的主要领导人物，对他在辛亥革命前的表现，受到一致肯定。而对于民国初年的表现，有些人持否定态度，认为“妥协是其基本倾向”。本书收入的《评民国初年黄兴的基本政治倾向》一文，对民国初年黄兴的政治倾向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指出评价一个人的基本政治倾向，首先必须看他对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所持的态度；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和社会的进步；还应看主流，察本质。根据以上标准衡量，黄兴在民国初年，坚持反对外国侵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坚持反对专制独裁和帝制复辟，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国家奠立富强之基，倡导各民族平等联合，促进各民族地区协调发展。所以，他的主流是好的，无可非议的。至于赞成民国元年南北议和，以及让位于袁世凯，都是迫于当时形势，而且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共同意见，同时又是以清帝退位、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先决条件，应是一种有原则的妥协。如果以此为据，就说妥协是民国初年黄兴的基本倾向，是不符合实情的。对于黄兴在反袁护国时期的表现，过去也有人表示非议。笔者在《黄兴新论》中，已有专文作了评述，此次收人石彦陶等写的《黄兴与孙中山：谁是护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一文，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足以表明黄兴对反袁护国斗争，尽管因种种原因，回国较晚，但还是作了力所能及的重大贡献。此外，对黄兴的家世、黄兴是否就读岳麓书院、何年首次赴日等问题，本书所收《黄兴家世和早年研究》一文，对此也作了进一步考证，纠正了过去的谬误，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对孙中山、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作了比较研究，恢复了当时的本来面目。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奋斗了一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特别是晚年毅然排除各种阻力，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在他去世以后，由于种种因素，孙中山被神化了。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与他并肩领导了革命的黄兴，则变得默默无闻，以至谈到辛亥革命，人们只知有孙中山，而不知有黄兴，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相。本书收入的《孙中山与黄兴比较研究新论》等三篇文章，对孙中山和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表现，作了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有力地阐明了历史真相，大有助于人们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和黄兴作出正确的评论。

四、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黄兴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论，为未来的黄兴研究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兴的研究以197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不能令人满意，后段则走向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本书收录的《50年来中国大陆黄兴研究述评》一文，对这段时期的黄兴研究作了综述性评论。特别是对几个事关黄兴一生评价的、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对双方观点均作了介绍，并发表了笔者的见解。这对于今后加深对黄兴的研究不无启发。文章最后，对21世纪的黄兴研究作了简短的展望，为今后的黄兴研究指明了一些方向。

五、对薛君度关于黄兴与辛亥革命，以及其他革命领导人物的研究作了评述。在研究黄兴的学术史上，薛君度先生起步较早。史扶邻认为：“薛君度先生有关亚洲研究的诸多贡献当中，最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深远的，是他对辛亥革命的开拓性研究。”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历时8年完稿，1961年当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由史丹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广泛查阅了有关中外文著作250多种，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作了不囿成见的评述，对后学颇多启迪。该书中译本由杨慎之先生翻译，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重印。同年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改排繁体字出版，1985年重印。从1961年初版以来，总发行量达4万册，对学术界来说，称得上是一本流传颇广的畅销书。本书附录了两篇文章作了评论。另外，薛君度著的《人物，政治与外交》一书，是一本评论从辛亥革命至当代的历史人物评论集。他把历史人物和当时的政治、外交联系起来评论，其中颇多灼见。

总而言之，本书虽是一本论文结集，但对黄兴一生的许多方面均有涉及。而且因为是论文，便于集中就某一重大问题展开评论。所以，相对来说，论述比较深入，而且多是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与那些急就成章，人云亦云者不可同日而语，称得上是一本有独到学术见解的著作。

本书选入的论文，在编辑过程中，为了避免繁琐、减少篇幅，在引文注释上作了简化。凡文中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只在每篇文章之后注明引用和参考过的著作与论文。读者要想查考，可按文后索引再去仔细查阅。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承蒙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大力支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