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从部门生产、初次投入和最终需求等不同方面反映着一个经济(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出的货物和服务的总量的指标，它是一个实现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时期结果。从经济体制创新到解决能源瓶颈，从产业结构变迁到发展外向型经济，本书为你解读了GDP指标所反映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

作为一种统计标准，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就是著名的SNA(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它是从部门生产、初次投入和最终需求等不同方面反映着一个经济(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出的货物和服务的总量的指标，它是一个实现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时期结果。

随着GDP的增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GDP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让GDP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GNP、GDP或者国民经济核算这些概念，往往只是被一些专业人士所研究或关注。而在中国，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GDP，谈这一指标对中国和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谈这一指标的优点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GDP是一个走下了“神坛”的指标。

导言：GDP与中国经济增长

第一章 GDP改变中国

 第一节 伟人的抱负：从GNP翻两番谈起

 第二节 差距到底还有多大：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三节 无处不在的GDP

 第四节 GDP能带给我们幸福吗

第二章 走下神坛的GDP

 第一节 为什么要用GDP反映经济增长

 第二节 在同一个渡口反复建桥：GDP有哪些问题

 第三节 GNP和GDP：从国民收入统计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第四节 中国的GDP统计及发展

 第五节 GDP与国民经济核算 

 第六节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人类发展指标(HDI) 

 第七节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从GDP到绿色GDP

 第八节 从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中国还要不要强调GDP 

第三章 大国之梦：列强的兴衰与中国的崛起

 第一节 日不落帝国的衰落：从最大的殖民帝国到福利国家 

 第二节 从殖民地到世界霸主：美国的强国之路

 第三节 超级大国的重新没落：俄罗斯的悲壮历程

 第四节 从明治维新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太阳神后代的勃勃雄心

 第五节 重新站起来的巨人：中国的崛起

 第六节 从东亚模式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第四章 体制创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科学发展观

 第一节 体制创新与所有制结构变化

 第二节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体制创新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迁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

 第二节 发展过程中的工业重型化

第六章 如果中国没有大庆：经济增长中的能源瓶颈

 第一节 能源供给与能源需求

 第二节 中国的煤炭可供开采100年吗

 第三节 节流比开源更重要：中国石油发展战略的思索

 第四节 从电力短缺看中国的能源平衡

第七章 从最终需求看经济增长

 第一节 宏观调控下的投资与消费增长

 第二节 经济周期与长期趋势

 第三节 宏观调控中的需求管理

第八章 经济全球化下的外向型经济

 第一节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第二节 对外贸依存度的思考

 第三节 人民币升值与中国经济增长

第九章 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

 第一节 对二元结构的理论探讨

 第二节 现代化道路上的城市化进程 

 第三节 充分就业：体制改革中与二元结构下的难题

 第四节 鱼和熊掌能否兼得：二元结构下的收入分配

第十章 财政与金融：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

 第一节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逐渐发生的角色转换 

 第二节 发展中的资本市场

第十一章 大国优势与地区差异：中国长期发展的天然禀赋

 第一节 区域差异是我国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重要条件

 第二节 区域差异中的总量比较

 第三节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第四节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有投资冲动

 第五节 地区差异和可持续高速经济增长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恢复了和中国的邦交。从此，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历史时期。这种交往对中国了解日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当时的情况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相继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入侵。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炮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年，美国舰队前往日本，强迫日本政府改变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与西方发展外交、贸易关系。这种入侵改写了中日两国以至于整个世界近代史。但是，相似的入侵在中日两国引起的后果却截然不同。

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在日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中国也进行了各种改良和维新的探索，但是没有成功，内忧外患，使中国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状态中。

日本的侵略扩张，最终并没有换来它的富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战后30多年，日本致力于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196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在战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使中国出现过一段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代替经济建设，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经济开始停滞，正如邓小平所说，“左的错误使我们浪费了20年的发展时间。”

1979年，也就在大平正芳访问中国的这一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0085亿美元，人均GNP接近1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NP约为250美元，约为日本的四十分之一，GNP总量约为日本的四分之一。

在那一段时间里，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国领导人先后到日本访问，受到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参观了日本的新干线、企业和居民家庭，日本的现代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随着日本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我们自身的原因，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又重新拉开了。不仅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思索，中国人民也在思索：为什么和我们条件相近的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能够取得那么大的经济进步，而我们却停滞落后了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体会到国家的经济落后让自己所感受到的屈辱，但这却是当时那一代中国人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重要动力。正是在那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1万亿美元的总体目标和人均GNP翻两番的战略构想。如果说中国的人均GNP能达到1000美元(相当于日本当时的十分之一)，虽然人均水平仍然较低，但总量则和日本相当(1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种数量目标的提出，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重大推动。邓小平后来说：“中国太穷了，同我们这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80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至1000美元，说准确点是800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在国力上就有较多的增强。”

中国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分不开的。中国也有决心、有能力实现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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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与中国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已相当于1978年的10.29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38％。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与国际地位。这种经济上的重新崛起，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就已见证了这种往日的辉煌。但在中国封建制度走到顶峰后，维持帝王统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当缓慢的、与人口再生产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能够满足这一目标的需求时，经济增长就不再成为这一社会的内在要求。相反，让高度稳定的社会为帝王统治的稳固和延续提供保证，则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更重要的任务。这时，中国这辆奔驰的马车的车轮势必要慢下来。这正是后来欧洲、美洲、日本相继获得巨大的经济成长时，中国经济仍然迟迟不能发动的重要原因。这辆马车的车轮太沉重了，以至于它要实现加速非得花上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19世纪欧洲列强向东方大规模的扩张，使中国、日本这些实行闭关自守的国家被推入一个开放的世界，由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体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牢固的根基，它的变革所经历的痛苦也就比其他国家要更大。

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由此导致秦始皇统一中国，使中国的经济达到了鼎盛。从那时开始，世界的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经历了一个由东向西的过程。向西迁移，似乎反映着世界文明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格局。欧洲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浪潮，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使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成为先进文明和先进生产力的象征。而这一趋势继续的发展，则造就了苏联、美国这些后起的强国。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趋势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东亚得到体现。在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的相继崛起，意味着具有儒家传统的东方文化对现代的西方文明和经济起飞，并不一定就是排斥的，如果结合得好，完全有可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再下一步的崛起就轮到中国了。如果没有日本入侵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些巨大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发生，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或迟或早都要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只是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加速或者是延缓了这一进程的发生。当我们进入20世纪后期时，中国为了重新崛起已经做了相当长时期的准备。面对着重新开放的世界，中国面临着来自世界和民众的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伟人顺应人民的意愿和历史潮流，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就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开端。

1980年前后，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50美元左右，而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3 000多美元，日本则已经达到了一万美元。这种明显的差距实际上就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设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六大上，翻两番已经提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这体现了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坚定决心。

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经济建设曾经多次被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这种发展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得到坚持。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根本的改观，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第一次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和持续目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把经济增长的主导权由国家计划下放给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这就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现在看来，GDP翻两番战略目标的提出和坚持，是中国在世纪之交时的正确抉择。第一个“翻两番”目标的成功实现，不但改善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也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随着GDP的增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GDP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让GDP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GNP、GDP或者国民经济核算这些概念，往往只是被一些专业人士所研究或关注。而在中国，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听到人们谈论GDP，谈这一指标对中国和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谈这一指标的优点和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GDP是一个走下了“神坛”的指标。毛泽东曾经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哲学太高深了。但是邓小平却是把GDP从经济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动力，引领了中国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统计标准，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就是著名的SNA(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它是从部门生产、初次投入和最终需求等不同方面反映着一个经济(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薪生产出的货物和服务的总量的指标，它是一个实现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时期结果。而以GDP的计量结果为对象进行的动态比较和分析，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20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与GDP方法相关的国民收入统计方法的研究，还是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其经济增长理论，都有巨大的发展。

近代GDP核算方法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后来，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又把国民收入核算与其他宏观经济核算方法结合，发展了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核算最终被联合国推荐为一个国际标准，也就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斯通也因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中国目前的GDP核算，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问世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展得很快。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等经济学家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和计量，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1986)在阿罗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强调经济外部性的作用，改善了阿罗模型，建立了阿罗一罗默模型。而卢卡斯(1988)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强调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溢出效应来自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不是来自于对实物资本的投资，每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增加除了引起产出的提高外，还同时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运作效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罗默和卢卡斯的贡献，形成了“新增长理论”。可见，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中，经济增长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如何通过数学模型表达出来。它是在一组稳定的条件下，对于经济增长及其规律性的研究。

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有很大不同，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首先要解决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了工作的中心，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经济又成了争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又遇到了计划和市场怎么摆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面对的，不是在一组稳定的条件下获得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在一组变动的条件下获得经济增长的问题。也就是通过对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调节、通过体制创新，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能够有机会亲眼见证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够有更深刻的体会。我们看到了中国是怎样在短短的20多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并且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尽管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但由于起点太低，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些地方、有些人群还没有摆脱贫穷，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仍将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还要面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新的挑战。

我们不是在写一本GDP的教科书，虽然我们对于GDP以及和它相关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一定的介绍和讨论，但这是为了使对GDP有一定了解的人能够对这一领域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们讨论得更多的是，怎样更深刻地认识由GDP反映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并不是在写一本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教科书，那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更专业、更全面的分析。我们只是针对改革开放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经济学思考，从中总结出这方面的经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和幅员辽阔的大国，这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很多优越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发展中的困难。我们希望本书的思考能引起关注这一领域进展的人们的兴趣，使大家能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

2003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合作，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朱之鑫同志担任了这一中心的主任(后来由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同志接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和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担任这一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中心的任务是开展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以及对于这种核算反映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心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因为它有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北京大学这样的政府部门和理论研究机构的支持，又有生动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增长作为背景；但中心所担负的任务也是艰巨的，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太复杂、所面临的问题太多，要获得深入的、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不容易，但我们在不断地努力。中心成立两年以来，每年出版题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的蓝皮书，对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以及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在社会上受到了一定的关注。本书所研究的同样是这个领域的问题，但和中心的年度报告有所区别的是，我们不是对某一个具体年度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研究，而是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视野里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但目的同样是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许宪春司长、李绍荣教授，还有吴萨、李正全、林卫斌等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写作贡献了宝贵的意见，我们在此表示感谢。我们尤其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季红女士，由于她的支持，我们才能把这本书呈现在对祖国同样充满深情的广大读者面前。

                     刘伟 蔡志洲

                     2005年9月1日

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

                     保罗·萨缪尔森

GDP!一个能够细致计量国民经济产出的合理概念。一个深入阐明社会活动的体系是不可或缺的，GDP则处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这一创新为改善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詹姆士·托宾

GDP是了解整个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统计指标。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最重要的但却不引人注目的贡献，是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艾伦·格林斯潘

GNP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也没有反映我们对国家的贡献。

                     罗伯特·肯尼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