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的最为全面、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能够维持下去吗?基欧汉教授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国际机制的演变情况。本书涉猎广泛，基欧汉教授借助档案研究、口头访记、国际政治理论、理性选择分析、微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结论。本书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权威、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的最为全面、也是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能够维持下去吗?为了回答当代世界政治中的这一紧迫问题，基欧汉教授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得以发生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作用，以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些国际机制的演变情况。基欧汉教授并不认为霸权的衰落会使国际合作变得不可能，相反，他认为国际制度的设计能够促进利己主义政府间的合作。

本书涉猎广泛，基欧汉教授借助档案研究、口头访记、国际政治理论、理性选择分析、微观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结论。本书因此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最权威、征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

解读《霸权之后》

——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部分 问题与概念

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

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

第二部分 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

第四章 合作与国际机制

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

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

第三部分 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

第八章 战后时代的霸权合作

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

第十章 消费国石油机制(1974—1981年)

第四部分 结 论

第十一章 制度的价值与多变的代价

参考文献

译后记

世界政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Keohane and Nye，1972)，都在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因此，在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问题时，我们将把国家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行为可以根据“由内及外”或者“由外及内”的方法来研究(Waltz，1979，p.63)。“由内及外”的解释方法，或者单位层次的解释(unit-level)方法，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视为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如政治或经济体制，领导者的特性，或者国内政治文化等。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任何理论除了考虑体系自身的特性以外，还会考虑行为者的特性。但是体系理论则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1979，pp.67—73；Keohane，1983，p.50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气质或特性因素(从领导人的个性到一个既定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在这种分析中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意义。如果以此出发进行分析的话，即使是那种只作局部“切割”研究的简约理论，也会处于因为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第二，单单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因此，那些试图平衡潜在对手权力的实践和行为，如果从政府独特的特征基础上来解释也许就是成问题的，而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政治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到更加满意的解释。总之，如果不给体系理论予以优先考虑，世界政治中的单位层次分析只会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封闭)状态中飘忽不定，无所适从(Waltz，1979，第4—5章)。

因为这些原因，本书的分析是从体系层次的分析开始的。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由外及内”的研究视角与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Krasner，1983)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方法是相似的。不过，我的论述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我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诚然，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财富分配状态的重要性同样如此。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施加重要的影响。国际机制影响着政府可能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政府对支持这类国际制度的承诺的破坏，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国际机制因此改变着政府对其利益或有利地位的估算。为了解释国家的行为，仅仅将基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强调选择的对外政策分析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就像我们解释寡头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串谋而不竭力去弄清楚以下一些事实可能犯有的错误是一样的，例如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领导是否经常一起会面，他们是否属于同样的贸易协会，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发展了不通过直接沟通就有了一种非正式的协调行为的手段。因此，国际机制不仅仅值得彻底的研究，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迫切需要我们这样去做。

然而，没有一种体系分析会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在第三部分探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超越体系分析模式，走向强调国内制度和领导人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模式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单位层次的分析方法。 

P24-25

我对苏长和博士将《霸权之后》一书译成中文，以及他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内容丰富的前言，深表谢意。他在这篇前言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例如，他认为我作为一名学者，提出问题的能力要更胜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以这么说，我在过去提出的许多理论研究议程，至今仍然值得进行广泛的探讨。当然，我特别荣幸能见到本书中文版的面世，而且，我也非常欢迎任何来自中国学者对本书观点的评论、批评、补正以及经验上的检验。

从某些方面来讲，苏博士在前言中所作的评价对我来说也许受之有愧。他指出《霸权之后》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是有限制条件的。就如他所指出的，本书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个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世界(现在称为全球化)中，合作怎样能够得到培育，秩序如何才能得到维持?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早在1977年我和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最近已出了第三版)一书中就已提出来了。我想，《权力与相互依赖》先于《霸权之后》，提出了许多世界政治中新的发展趋势问题。《霸权之后》一书要做的只是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这种理论视角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是没有的。然而，如果没有我和奈早期的合作研究成果，《霸权之后》一书是不可能写就的。奈后来在他的独立著作《注定要领导：变化中的美国权力》2中，对《霸权之后》一书的主题也作了深入阐述。

苏博士在他的前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一直为过去许多美国学者就本书所作的评论文章所疏略，所以接下来我想再强调这-些问题。我的确一直重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联系的重要性，然而我并没有为这种联系提供一种整合的理论，考虑到当代世界中各国文化和政治的巨大差异，这样做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表述我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有时为了分析的目的我试图将国内政治程式化，然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国内政治是不重要的，而只是意味着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完全联系起来并进行理论上整合，对我来说太困难了。苏博2也正确地指出，我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在解释国际机制为什么得以创设及其为各国所支持等问题上，要更胜于对国际制度为什么在范围、权力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多样性等问题的解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以及国际制度的多样性问题，无疑是当代世界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前沿课题。

在对当前这些学术前沿课题进行阐述之前，不妨让我先对《霸权之后》一书的论述作些反思。我仍然坚持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作出的基本论证途径，它很好地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考验。现实主义者设想冷战的结束将导致国际制度的衰落和崩溃，他们认为国际制度只是大国冲突的反映，不是由各国设计出来以在各个功能议题领域促进相互有利的合作的。然而，欧洲联盟自1990年以来已得到显著的加强，北约无论在范围和职能上都得到了扩大，世界贸易组织也扩充了其职责，并被赋予了许多新的解决纠纷的权力。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制度的扩展和深入证明我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论述的制度主义观点的正确性；而我所致力倡导的国际机制语言，现在也为政治家们所使用。例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为其同中国保持接触政策的辩护中就指出，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将中国纳入到涉及全球规则的国际机制和制度中来”。

然而，只有顽固不化的学者，才死守其一成不变的看法，对过去16年来世界政治中所出现的重要观点视若不见。有些年轻学者以发现我论证中矛盾或者反常的地方，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为一大乐事。下面，我对本书中我所认为的一些薄弱环节作一列述。

首先，《霸权之后》一书的书名多多少少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当我在1981年到198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指望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会像过去35年那样持续地衰落下去。但我并没有认为衰落会是直线下降的，我只是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的时代。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欧洲的相对停滞，以及日本在过去10年中所面临的经济萧条，加上苏联的解体，说明我那时的预期错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霸权比过去要更加明显，其霸权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讲，比冷战时期都更具主导能力。这样一来，我们事实上还没有看到可资检验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是否会存续的例子来。我相信，事实表明，国际制度与它们创立时所发挥的价值一样，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对这项命题的检验只能留待日后进行。

其次，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在论述对国际承诺的遵守问题时，我重点强调了声誉的因素(见英文版第105—106页)。的确，在我后来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中，目的也在于试图阐明声誉对遵守问题的重要性。然而，研究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或者与我最初设想相背的看法。在考察美国自1776年到1989年对国际承诺的遵守问题时，我发现存在着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多的不遵守现象，而且，声誉因素与我设想的相比，似乎对政策产生着更少的影响。由于我一直没能发展一种理论，来充分地解释在国际承诺的遵守问题上所存在的多样性，所以这项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至今都不能出版。尽管如此，它使我对声誉因素在促进遵守中的作用的看法变得更聪明，也更谨慎了。

《霸权之后》一书对合作将会促进各方利益的展望也许太乐观了。我承认分配问题在世界政治中是重要的，尽管我的论述并没有阐明协议的收益将如何进行分配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过去的确相信，那些成为国际协议的所有成员，将能够从协议中得到好处。这种说法的逻辑，是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对国际协议的参与是自愿的；因此，如果接受一项协议比维持现状还要差的话，那么各国政府是不会愿意接受这项协议的。该论证的缺陷，是未能考虑到一些政府群体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改变现状，从而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的后果，后者可能因此处于极不情愿的选择当中：要么是接受一项比维持现状更差的国际协议，要么是在同样比先前状态更差的条件下保持承诺的独立性。

从其他方面讲，我对《霸权之后》一书还是很满意的。该书中的一些弱点和缺陷在过去的16年中多多少少被克服和解决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霸权之后》缺乏一种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联系起来的理论。不过，已经有许多学者，特别是我以前在哈佛的学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以弥补这个缺陷。《霸权之后》一书还研究了国际制度的影响问题，但是除了限于就国际能源机构所作的个案研究外，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并不多。所幸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最后，《霸权之后》一书对国际机制的合法化问题重视得不够。该书只强调国际制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制度的价值是根据其合法化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说，规则所具有的强制性和精确性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冲突的权力能够委托给第三方来实施。伯利(Anne-Marie SlaughterBurley)在1993年指责我“重新发现国际法但又拒绝承认其意义”。我就此作出的回应是，我们应该研习国际法，并注意国际法学家是怎样思考国际制度的。然而，我想说明的是，社会科学已经设计了许多先前不为国际法学家注意的研究工具，与法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相比，它们更有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和解释国际制度。

要理解国际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创设和维持的，它们对国家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如何，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学术工作需要去做。我非常欢迎中文版的读者能对本书提出批评意见。如果要提高我们对21世纪世界政治的理解，并帮助政策制定者们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来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那么跨国和跨文化的对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我再次感谢苏长和博士将本书译成中文，并希望看到中文读者的回应。

罗伯特·基欧汉  2000年10月9日于杜克大学

早在1998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就萌生了翻译《霸权之后》的念头(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国际制度的)。当时试着翻译了一部分内容，但是由于论文事务繁多，无暇旁骛，只好搁置此事。1999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参加工作以后，我订立了这个翻译计划。我向基欧汉教授提及翻译此书的意愿后，他很快给我回音，表示接受我的申请，同时建议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系。按照惯例，我还必须在中国大陆找到一家出版社，以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洽谈版权事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范蔚文先生知道这本书在当前国际政治学界的影响和分量，得知我的翻译计划以后，随即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我与范蔚文先生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他工作的效率、严谨的编辑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他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热情，让我敬佩。没有他的鼎力襄助，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基欧汉教授根据译者所写的“解读《霸权之后》”一文，为本书写了中译本前言，在此特表感谢。

本书翻译得到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何曜和信强的帮助。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苏长和负责翻译第一章到第六章，何曜负责第八章和第十一章，信强负责第七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刘向真同学帮助翻译了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全书最后由苏长和作了统校。我们的翻译力求做到信达，但可能的缺陷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真诚的批评和指正。

虽然相隔近20年，本书中译本的问世似乎晚了一点，但鉴于本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经典地位，其价值是经久不变、与时俱新的。相信这本书的问世对国内这几年风行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有极大助益；而在我本人看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碰到越来越多的与国际制度相关的问题。本书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如何与国际制度打交道的答案，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国际制度的一把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尽管本书中译本问世晚了一点，但未尝不是适逢其时的。

最后，我与基欧汉教授一样，希望本书的读者不仅仅只是纯粹的国际关系学者。《霸权之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本名著，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以及从事对外关系研究的学者，在读完本书之后，相信也会深受启发的。

苏长和

2000年10月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