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在，怎能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走向?公社伴随中国广大农民度过了二十多个春夏秋冬。公社给农民带来过憧憬、理想、苦难和失望。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多少人为公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多少人迫于无奈在公社里编织自己生活的经纬……公社逝去了，但它已融入了亿万人的生命履历中，铭刻在整个民族的记忆里。公社是不能忘记的！

人民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中国农村仍不时可见其忽隐忽现的踪影。那么，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制度呢?本书对此作出了解答。全书分“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人民公社的终结”四编14章，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对人民公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不仅重新展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面目，而且提出了不少饶有创见的学术观点及值得认真思考的社会问题。书末另附三个有关人民公社的重要文献，亦颇有参考价值。

序

自 序

绪论

第一编 公社制度的嵌入

第一章 村落背景

 一、土地问题

 二、农业生产

 三、村民的生活

第二章 公社制度的嵌入

 一、海宁和平解放与土地改革

 二、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

 三、制度变革：从小农经济到集体经济

 四、50年代的乡村经济

 五、向大公社体制过渡

 六、乌托邦：从天上到地下

第二编 “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

第三章 倒退的惯性

 一、重建生产队

 二、土地的使用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四、粮食分配

 五、乡村市场

 六、旧传统的复归

第四章 新制度：秩序与冲突

 一、大队的掌权者

 二、权力的运用

 三、阶级问题

 四、制度内的人际矛盾

第五章 初期的革命输入

 一、中央：推进革命的时间表

 二、重提阶级斗争

 三、阶级斗争的宽泛化

 四、大队权力危机

第六章 有序的革命

 一、“扎根串联”

 二、大字报风潮

 三、首当其冲的支委们

 四、革命尚未终结

第七章 群众大革命

 一、“造反有理”

 二、清理阶级队伍

 三、大学习、大批判

 四、权力与正式组织

第三编 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

第八章 公社制度的特征

 一、集权体制之一：党和党的领导

 二、集权体制之二：依附的政府组织

 三、集权体制之三：干部

 四、集权体制之四：市场控制

 五、村队模式之一：产权制度

 六、村队模式之二：生产队的规模

 七、村队模式之三：地缘因素

 八、村队模式之四：组织与干部

 九、村队模式之五：生产队活动节律

第九章 公社农业经营(上)

 一、种植的外部限制

 二、生产队的种植选择

 三、作物的管理

 四、过密集型劳动投入

 五、劳动投入的构成

 六、农民劳动投入的选择

 七、制度与技术

 八、过密集型技术偏好

 九、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第十章 公社农业经营(下)

 一、最终产品的处置

 二、农产品的出售

 三、产品购买

 四、工分制度之一：“底分”

 五、工分制度之二：工分的类型

 六、工分制度之三：工分构成

 七、生产队基本分配原则

 八、经济分配

 九、粮食分配

第十一章 公社的社会生活

 一、家庭

 二、生育制度

 三、养育模式

 四、婚姻

 五、老年人的生活

 六、宗族

 七、村民的交往

第四编 人民公社的终结

第十二章 公社的困顿

 一、小农的离心倾向

 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三、体制外的经济收入

 四、外出的冲动

 五、价值：融合与冲突

 六、人情、原则、斗争哲学

 七、意识形态：输人与演化

第十三章 公社解体以后

 一、政策的演变

 二、从合作经营到家庭经营

 三、宏观环境的改变

 四、农业的家庭经营

 五、乡村工业的蓬勃发展

 六、重建乡(镇)村体制

 七、干部

 八、农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

 九、演化中的村落

 十、村落文化的嬗变

第十四章 公社的启示：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一、土地与农民

 二、党政权力

 三、农村集体企业

 四、乡村政府与集体企业

 五、乡村政府与农业经营

 六、村民自治问题

表格索引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后记

      三、农业生产的组织

大公社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方面的原因特别值得关注。大队特别是公社集中了太多的权力，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失去了太多的权利，他们在盲目服从指挥的同时又只求即时的满足；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生产被过分地按军事的和工业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的理想带给农村干部们的却是顾此失彼的烦恼；……这一切把“鱼米之乡”带人了灾难的苦海。

解铃还是系铃人，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推动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生产队首次获得了较多的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自由权，公社和大队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调配劳动力和物资，直接组织农业生产。1961年11月17日，L大队的主要干部们在谈到新体制中的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时认为，今后大队与生产队的关系主要有三类：一是收取公共积累，二是收取管理费，三是收取农具折旧费。他们在会上说：“以前大队是实的，今后大队是虚的，大队的工作实际上共有九项：一是民兵治安，二是作物安排，三是生产检查，四是征购，五是企业，六是基建，七是学校，八是救济，九是政治思想工作。”1962年 10月22日，L大队的一位主要干部在全大队正队长会议上甚至说：“今后大队的机构是没有了，到底是啥还没决定。今后所有制只有二级，大队一级没有了。”

以后的事实证明，大队一级仍然存在着，并且不像他们最初设想的那样“虚”。自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大队实行了主要干部分别“联系”生产队的制度，我们在下一章的分析中将会看到，有的大队干部在“联系”的过程中掌握了生产队的实权。另一方面，制度变革给浙北农村带来了短暂的稳定与秩序，大队干部们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农业生产方面，有为而治，自然会较多地干预生产队的农业经营。

大队对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的干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取决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关的政治权力关系。60年代初中期，意识形态还远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浓烈，政治压力还不至于使大队干部们放弃自己的判断，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大队干部们还有顶着“上面”的压力而按自己的意愿去办事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大队的干预会比较符合实情，并容易为生产队所接受，因为大队干部们终究都是农业的行家里手，都是实实在在的村里人。

刚刚从饥饿中走来的农民基层干部首先考虑的是粮食问题，大队在作物安排时很容易与生产队达成一致意见，一位原大队干部说：“60年代初中期，各生产队的粮食压力都很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高，这不仅因为刚尝过缺粮滋味的农民更懂得粮食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大量城市工人的下放实际上加重了生产队的粮食负担①。因此，我们在安排作物茬口时总忙着与生产队的干部一起计算可能达到的粮食产量。各队水稻田有限，水稻产量也很难一下子提高，就设法挖旱地粮食作物的潜力，那几年番薯和豆类作物种得特别多。”L大队的会计资料证明了这位大队干部的回忆。就番薯而言，1963年全大队的种植面积达437亩，高于当年任何其他作物(包括早稻、单季晚稻、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又是整个公社时期番薯种得最多的一年。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1962年和1963年，各队曾在桑园中大量套种粮食作物，严重妨碍了交售给国家的经济作物产品蚕茧的生产，大队对这一做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各队以后又退出了套种，原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而是出于实际的利益方面的考虑。粮食够了，农民需要更多的现金。

作物的培育和管理是大队一级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与革命以后的情况不同的是，大队的具体指导很少或基本上不带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大队只是就事论事地布置工作，对于新引进作物品种的培育管理讲得特别仔细。这里摘录一则为例。  P74-75

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整整26年。在这一时间中，中国农村的发展或停滞、中国农民的希望或苦难，都与公社制度直接相关。所以，公社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直到今天，在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组织体制和农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我们仍不难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一把钥匙。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都绕不过公社。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人微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色彩。除了学术训练方面的原因外，这还与作者个人的经历有关。他就出生于联民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在1958年的工业化浪潮中随家迁人上海，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家乡，直到再一个十年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作者成为既是一个幸运的农民，又是一个幸运的学者。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一独特的生活背景，使得他在研究中能够搜集到许多常人难以搜集到的珍贵的乡村文献。如从1954年到1995年的联民村的完整的经济资料，从1954年到1982年联民村一大队干部完整的工作笔记等等。不仅如此，作为联民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他有着自己对于当地民风民情的独特体验，他能够在与乡亲们的唠家常中获得许多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的线索和信息。从这点来看，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其特色的。

作者从公社制度的建立、“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公社制度的模式以及公社制度的瓦解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贯穿其中的是他创立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

在书中，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与村落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及至部分的融合构成了这一时期浙北农村生活的主要线索。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给浙北农村发展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正是这一制度却最终瓦解了千百年形成的村落传统。作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浙北的村落将怎样超越“循环的陷阱”，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而对于人民公社遗产的清理和思考，是否将有益于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看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学者难以回避的问题。

告别昨天但不能忘记昨天，远离昨天时则能更客观地分析昨天。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忠实地记录昨天。张乐天的这部著作至少努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正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就都有理由感谢他。

1996年6月于北京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1992年度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乡村政府建设与村落传统》的最终成果，是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苦努力的结晶。

1987年，我开始回到自己出生的老家浙江省海宁市盐官乡联民村收集农村研究资料，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曹锦清先生合作完成了《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这是一次精神世界的探险，犹如在一片荒原上开辟一条通向理想彼岸之路。我在苦思冥想中体验着孤独，在思想火花闪现时品尝着欢乐，在词与句的搭配中欣赏着艺术，在一次次倾心交谈中体会着朋友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集体的智慧，许许多多的人们，熟知的和陌生的，资深的学者和普通的农民，都曾经为我的研究做出过贡献，我应当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田汝康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促使我最终下决心离开哲学，走向实证研究的田野。陈军先生一次次帮助我修正研究方案与写作提纲，为本书的最终完成作出了贡献。在历时五年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许多人给了我支持、关心、启发和帮助，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有曹树基教授、曹锦清先生、陈中亚先生、吴柏均先生、吴晓明教授、王德峰教授、谢遐龄教授和瞿铁鹏教授。在这期间，日本学者中兼和津次教授、佐滕宏教授、加滕宏之教授、大岛一二先生、上田信教授以及杜进教授、严善平教授也在与我的合作研究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的夫人沈锦萍女士对本书的贡献是特殊的。她作为一个本地人对于海宁情况的了解与领悟拓宽了我的眼界，她数年如一日的支持、帮助与鼓励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最好的“后勤保障”。在书稿完成以后，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的陈锡文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读完了全书，并为本书写作了《序言》；当时已87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挥毫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这里，我再一次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1998年，《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出版发行后，反应出乎我的预料。《读书》、《中国书评》等杂志纷纷发表书评。《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发表题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突破》的长篇书评，其中写道：“《公社》一书显示了作者近些年来理论思考的成熟和突破。他从几十年的纷纭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精彩的主题：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这一主题及分析模式的提出，使得《公社》从对一个村庄的描述得以反映整个时代的特征，也使得该书成为描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方面最好的人类学著作。”

《公社》的出版把我与人民公社联系在一起，学术界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张乐天应该改名叫“张公社”!这些年里，不少国内外对公社有兴趣的学者前来找我，我也因为“公社”而忙碌了许多——当然忙碌得很愉快。

《公社》初版印了一万册，刚出版时曾连续三周列入北京学术著作排行榜，后来的销售情况也不错。近两年来，时有电话打来，问我哪里可以买到书，我只能遗憾地说，脱销了。

2005年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徐晓明先生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将《公社》修订重新推出。我当即表示同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一个全新的版本。

新版本如何出?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达成几点共识。其一，《公社》一书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接受，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因此，《公社》一书的基本内容不能动，书名最好也不动。其二，新版增加几十张田野研究的照片，并使照片成为与文字同样重要的新版《公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新版需要加一个《自序》，反映作者这几年来对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四，新版应当有一个新的《后记》，简单介绍新版的情况。

新版《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20多年前，当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中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2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了，公社是如此地“纠缠着”中国的乡村，以至于如果不把公社看透，就难以理解今天乡村中发生的很多故事!或许，《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真的能成为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的一把钥匙；或许，《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真的有助于人们走出公社，告别理想！

 2005年9月9日

张乐天奉献给我们的这一部新著，就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著作。近些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主题，但专门的著作尤其是以一个生产大队，生产队暨村落为对象的专门著作则迄今未见。张乐天的这部专著以浙江北部一个普通村庄——联民村为研究对象，细致入微地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北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们获得了有关一个中国普通村落农民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清晰图景。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大多都读过费孝通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由于《江村经济》的存世，使得后人永远有机会了解到20世纪30年代江南水乡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而张乐天的这部著作，则给人们提供了了解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和农民情况的珍贵素材。仅从这点看，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陈锡文

 《公社》一书显示了作者近些年来理论思考的成熟和突破。他从几十年纷纭复杂的农村社会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精彩的主题：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分析模式：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这一主题及分析模式的提出，使得《公社》从对一个村庄的描述得以反映整个时代的特征，也使得该书成为描述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生活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方面最好的人类学著作。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他以后的著作，都贯穿着他对中国农民基本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他的“乡土中国”、“五谷文化”概念的提出，展示了他对“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农民那种深切的关怀和思考。《公社》一书也体现了作者同样的“人文关怀”，即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应当从普通大众的生存方式及其中的张力中切入，对小社区的文化探讨也应该从社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及他们与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中去理解。对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完全可以用分析的方法，直接从探究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入手展开研究，从中或许可以概括出一些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地区或民族的科学概念来。

         ——曾树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