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龟兹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绩突出。如龟兹史前文化的哈拉墩遗址和克孜尔墓地发掘的收获，汉龟二体铜钱和无文小铜钱的发现和探讨，龟兹故城和唐王城等重要城址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龟兹悠久而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面貌。本书稿是对龟兹考古研究展示了作者的独到见解，以大量精美的图片的再现龟兹当时盛况，加上版式设计的新手法，使读者易懂。

本书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所涉及龟兹考古、文物调查研究的一个普及作品。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于龟兹考古材料与历电文献的结合，对龟兹文明的诸多相关问题展示了自己的见解。就龟兹史及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说只是刚刚掀起了帷幕的一角。

前言

一、文明的摇篮

二、驿道交通

三、文明的曙光

四、西域都护府时代

五、龟兹城邦王国

六、辉煌的安西

七、盛世余晖

附录

后记

       龟兹文明的曙光

一般来说，人类的历史可分史前和历史期两大阶段。而史前则是指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完全依赖于考古发现及资料研究来填补。

百年龟兹考古发现表明，在天山南麓的山前地带，河谷的台地，分布着大量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和遗物，如柯枰、阿克苏河畔属于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温宿、拜城等地的岩画，托什罕河、阿克苏河、台兰河、喀拉玉尔衮、哈拉墩和克孜尔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已充分显露出龟兹文明的曙光。

         龟兹的岩画

龟兹绿洲文明之外，还有游牧文明，这两种文明很早就发生接触和融合。

龟兹的岩画主要是刻画在山岩峭壁上或野外孤石上。这些在岩石上敲凿岩面的成画，主要表现的是狩猎、放牧、原始宗教祭祀、崇拜场面等，是早期龟兹文明的艺术产物。

天山山脉是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也是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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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汉时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历代汉文史籍或称丘慈、丘兹、屈支、屈茨等，均为龟兹语kutsi的不同译法、回鹘语称该地为kasun(kusan)，汉文作曲先、苦先等，现代维吾尔语称kuca(r)。龟兹，主要指我国新疆塔里木河北缘的阿克苏地区，即以库车为中心，包括新和、沙雅、拜城、轮台诸地。

《汉书·西域传》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东至都护府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与之相同，辖地约为今库车、新和、沙雅、拜城四县之地，其王城位于今庠车。魏晋之后，邻近的轮台、乌垒、姑墨、温宿、尉头诸国已役属龟兹，其历史疆域扩展成，东起库尔勒以接焉耆，西接巴楚东境：北依天山，南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的城邦大国。基本上包容了阿克苏地区的八县一市、喀什地区的巴楚县、巴音郭楞州的轮台等约十县之地。其面积相当于我国河北省。

公元前二世纪之际，龟兹就与中原王朝有了正式的交往，汉唐两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曾设于龟兹，决非偶然。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龟兹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在融汇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辉煌的龟兹文化并享有盛誉。

龟兹文物与考古发现自十九世纪末叶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这百年的历程可划分两个大的时期，即1889～1949年和1949～1999年。

第一时期，大略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1889～l949)。这一时期又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1889～1928年，后一阶段为1928～1949年。

前一阶段的三十余年里，龟兹文物的调查、搜集、整理及研究皆为外国探险者所垄断。1889年7月，英国人鲍尔自喀什到库车。在库车搜得一部公元五世纪中叶的药方及四世纪的佛典写本，是当时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手写作品之一，即所谓的“鲍尔古本”。英国学者赫伦总结鲍尔的搜集物说：“鲍尔对原稿的发现，以及原稿在加尔各答的公开发行，是对新疆考古学的探索上，开始了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运动。”它使得“科学的欧洲在这个区域内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古物追求”。是年12月，瑞典人斯文·赫定从奥什来到喀什，越天山到伊塞克湖。1899年，斯文·赫定第三次中亚探险，乘船沿塔里木河漂流至罗布泊洼地，详细绘制了塔里木河航线图。并在尉犁县的英库勒(新湖)建立了大本营，掀起了楼兰考古的序幕。自此以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俄国的、日本的大谷等探险、考古队纷纷到此活动。在龟兹地区展开了以佛教艺术(美术考古)为主的文化掠夺。其中主要是对龟兹境内的图木舒克、克孜尔、库木吐拉、杜勒杜尔·阿户尔、苏巴什、森姆塞木等重大佛教遗址进行勘测、调查、发掘和清理，并掀起了佛教艺术为主的美术考古的热潮。破坏了许多重要佛寺遗址，割走了许多珍贵壁画，掠取了大量的文物资料。但是就其龟兹文物的研究而言，曾刊布了报告、发表了调查笔记，以及出版了专著，涉及历电、地理、语言、民族、艺术等各领域，各种研究至今仍在继续中。其有学术影响者，主要有法国的《图木舒克》、《库车杜勒杜尔·阿户尔》、《苏巴什》、《吐火罗语考》等，德国的《中国土耳其斯坦古代佛寺》、《古代库车》、《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宝藏》、《中亚古代晚期佛教遗迹》，以及曰本的《西域考古图谱》和《新西域记》。

后一阶段(1928～1949年)。龟兹文物与考古发生了很大大变化，1927年。在我国人民和学术界的力争下，中瑞联合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创了我国学者参加领导，由我国学者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历史，奠定了龟兹考古研究的基础。其中有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德日进和杨钟健对阿克苏县城附近的史前考古文化的调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独自对龟兹境内的史前及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石窟寺、伊斯兰建筑等进行调查、试掘和文物征集。他是中国学者从事新疆考古的开拓者，陆续出版了《罗布卓尔考古记》、《吐鲁番盆地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蒙新考察日记》等专著。奠定了新疆文物考古调查的基础。

第二时期：1949～199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龟兹文物与考古由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全面展开工作。其规模性、科学性和成果是可观的。主要体现在：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文物保护维修事业的成果显著。首先成立了库车、拜城文物保管所(1953年12月)，阿克苏地区文管所、龟兹石窟研究所、新和文管所、拜城文管所。组织经常性的文物普查工作，自1953年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新疆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组成新疆省文物调查工作组在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进行遗址、墓葬、石刻、石窟寺和伊斯兰古建筑的调查。此后的文物普查常抓不懈。尤其是1989年以来的文物普查资料统计表明，龟兹境内的古代文化遗址、墓地等已有300余处，建立健全了科学的考古资料档案。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四处、自治区级文保单位二十余处。考古发掘和石窟考古研究成绩突出。主要有1958～l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队发掘了库车哈拉墩遗址、唐王城和苏巴什西大佛寺等遗址，1959年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发掘巴楚托克孜沙来依古城。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新疆石窟调查组对天山南路石窟寺的专题调查和试掘。l979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带研究生赴库车、拜城石窟寺考察实习。l990～199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配合拜城克孜尔水库建设，进行克孜尔墓地的抢救性发掘。

新中国的龟兹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绩突出。如龟兹史前文化的哈拉墩遗址和克孜尔墓地发掘的收获，汉龟二体铜钱和无文小铜钱的发现和探讨，龟兹故城和唐王城等重要城址的调查和发掘，揭示了龟兹悠久而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面貌。尤其是在龟兹佛教考古方面，借助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以及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研究中，对石窟类型的断代与分期研究等都有新的进展，成果和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龟兹研究的繁荣局面。

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有：《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调查》、《中国石窟》、多卷本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森姆塞姆》、《克孜尔1-17窟发掘报告》、《龟兹石窟》、《龟兹石窟志》、《克孜尔石窟探秘》。二十五年前，我成为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实现了我少年时代的理想。已故中亚史学学者马雍先生当时称我为“自愿兵”。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战线上，二十余年来，始终不渝地在田野调查和发掘的第一线。最初师从吴震、王炳华先生参加吐鲁番高昌和阿拉沟、鱼儿沟墓葬的发掘。我的考古专业的起步是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指导，凝结了他们不少心血。

本书集结的文章大都是近二十年来从国内的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在编辑过程中个别文章在材料上做了充实，观点做了些补证。编辑中分以下几个部分，这些标题均是我从事龟兹文物考古研究中初步探讨的几个课题，做为对这段工作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其中论证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和读者不吝教正。

张 平

2004年8月1曰

本书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所涉及龟兹考古、文物调查研究的一个普及作品。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于龟兹考古材料与历电文献的结合，对龟兹文明的诸多相关问题展示了自己的见解。就龟兹史及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说只是刚刚掀起了帷幕的一角。

在编写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应该感谢新疆博物信的王博、胡湘利先生，新疆文物考古所的祁小杉、刘玉生先生，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王建林、陈士良先生、巴州文管所的覃大海先生，库车文管所的傅明方先生，新疆画报社的宋士敬、赵君安先生，以及孙大卫、何汉民先生对编者的真诚支持和帮助。

新疆人民出暇社为推动龟兹学研宅和普及，慨然录担本书之出版工作，使本书得以付梓并与读者见面。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2004年4月28日

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