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租界的辟设，曾为日侨进入东亚国际市场提供了一处重要的居留区和经营地。这一历史的机缘在一定程度上给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增添了一支重要的外来助力。虹口日侨居民居住区是和谐融入租界近代都市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也为近代上海保留 了一个鲜明异族风采的侨民文化展示区。

本书系统梳理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从移居、发展到离去的全过程，图文并茂，为读者生动描述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不寻常的百年往事，重现日侨群体在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侧面的主要经历及场景。

本书的问世，是让近代在沪侨民群体绽放文化异彩的第一本研究佳作，它将为上海国际化都市增添一个新的亮点。

陈祖恩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渡留学期间萌生了系统研究近代在沪日侨史的浓厚兴趣，这与他作为学者对这段历史重要价值的感悟，也与他是一个身居异国的上海人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他在异国寻访、搜集、整理近代在沪日侨史资料的工作默默地持续数年，对自己的这一选择不骛名利，不畏艰辛，视为乐事。其间他有幸得到一些日侨家族、前辈的竭诚帮助，得以走近这个至今在日本仍维系信息交流网络的近代移民群体，分享他们回忆往事、逸闻的乐趣，目睹被珍藏的家族照片、纪念品，与不少自称“上海的孩子”的日本朋友结下不解之缘。正是依据这些访谈、书信、回忆录、家庭生活照片等个性化资料提供的线索，陈祖恩教授对这段历史积累了诸多生动、丰富的了解，进而在接触庞杂、零散的文献资料时，能逐一梳理、辨析，并结合实地调查逆行查证，排除误记疑点，修补重要的遗缺，力求内容翔实、言必有据，体现学者求实求真、解惑纠误、执著探索的科学态度。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陆续发表后引起不少日本读者的关注、兴趣和热情帮助。近年他还在图书馆、档案馆等处悉心搜寻珍贵文献、照片、图像资料，并利用多次赴日本访问研究之便，继续进行考察、访谈，几易其稿，精益求精，如今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他多年的心血之作，也是近代在沪日侨史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与精心挑选、珍贵贴切的图像进行组合，系统梳理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从移居、发展到离去的全过程，以简驭繁，图文并茂，为读者生动描述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不寻常的百年往事，重现日侨群体在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侧面的主要经历及场景，为读者了解一个侨民群体与近代上海都市共同成长的情意之缘，了解日本民族的近代之路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自会从阅读这本书中轻松获得丰富有趣的知识信启和有益的启示。

序 罗苏文／001

前言／001

1862年：不寻常的来访者／001

千岁丸：日本“出贸易”的处女航／002

日章旗：传奇故事的开始／004

华洋两界：明治维新前夜的上海体验／007

长崎商人：来沪东洋人的先驱／011

一衣带水：通向上海的航路／012

田代屋：上海最早的日本商店／018

成功创业的长崎商界名士／020

晚清东洋女／027

“外妾”的悲哀／027

日妓与艺妓／031

新风与旧俗的融合并进／041

《清国上海日本居留民取缔规则》的颁布／042

移陋俗 趋文明／044

初启东洋文化之窗／049

文化商人岸田吟香／059

乐善堂书药铺的创设者／059

海上文人圈中的核心人物／064

中西合历月份牌／067

医生·药房·医院／071

名医云集的明治上海时代／071

日本药房：立足上海，销售全国／076

顿宫宽与福民医院／081

鲁迅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084

东洋旅馆：“邦人之家”／088

日本外交特使的投宿旅馆／088

“邦人之家”的风风雨雨／090

人气和方便的地理位置／094

土著派的吴淞路风情／098

日本商业的艺术情趣／098

吴淞路的一天／101

“三角地”：日本人街的大菜场／105

外洋内和：社交的欧化与传统／110

与国内同步的海外教育／117

东洋庙：日本学校的发源地／117

沪游：海外修学的第一站／121

基础教育之网：没有失学者／125

高等女学校与男子中学校／133

“皇国少年”的“战争必修课”／138

自治团体与社区网络／149

特殊的自治团体居留民团／149

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155

町内会·自警团·在乡军人会／158

基地和火葬场／164

瘟疫流行的特别措施：独立防疫／168

日本纺织：小沙渡和杨树浦／171

世界棉业史上罕见的大转移／172

生活设施与经营管理／177

杨树浦的角逐／182

大商社与小百货／191

商社与商校／191

上门兜售的东洋货／201

在华文化事业与新闻出版活动／209

最高学府：东亚同文书院／209

“科学殿堂”：上沟自然科学研究所／220

第一份日文报纸：《上海新报》／224

印刷业之王：芦泽家族／232

内山书店：中日文化交流之窗／238

新书多、信息快／238

“文艺漫谈会”／242

一流书店的梦想／245

文化艺术家的上海之旅／247

安田老山与《苏州河木桥》／247

东洋杂技与魔术／249

为刘海粟作画的石井柏亭／251

横光利一的上海观感／255

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257

诗人与画家的“唱酬”／260

《夜来香》首唱者李香兰／264

西洋上海与日本建筑／272

沪上日本建筑遗存／272

留美建筑师平野勇造／280

远东第一长吧台的设计者／283

“阿旃陀式”的寺庙建筑／286

1945：日本战败后的大遣送／289

“以德报怨”的遣送政策／289

虹口集中营生活／297

接收日本产业和私人财产／303

“江岛丸”事件／307

最后的留用者／309

大事年表(1868—1945)／312

主要参考书目／339

后记／345

    “外妾”的悲哀

“外妾”，是日本人对甘愿委身做外国人小妾的同胞女性的蔑称，这些日本女性虽然与自己的同胞在海外的同一个地方生活，但永远也进不了那里的日本人社会。

为生活所迫而远离故乡的日本“外妾”，有许多辛酸的故事，而不能向同胞诉说。1874年7月初，日本领事馆翻译官神田延长致函“会审公廨”，称法租界菜市街三岔路口南边的平房里有一个身穿中国服饰的日本妇女，已嫁给一个名叫阿海的宁波人为妻，其妹也同居在一起，请代为查讯其妹的情况。“会审公廨”接报后立即派人调查，经查明，宁波人阿海是一个木匠，7年前在日本娶一东洋女子为妻，后一起回上海定居。阿海的妻妹在日本被新加坡人柯立司纳为小妾，作为交换条件，柯立司每月支付她10元。后来，柯立司将她带到上海。没料到，柯立司来沪后找不到工作，遂穷困潦倒，不得不借住在同乡人开办的洋行内，并欠下债务100元。同乡向他逼债，柯立司竟将东洋小妾抵债，该女不允，柯立司又欺她人生地不熟，以将她赶走为要挟，该女被逼无路就投奔到姐姐家。“会审公廨”查明情况后，将柯立司的小妾交给日本领事馆处理，当时新加坡为英国殖民地，此案又须与英国领事共同处理。7月14日，日本领事和英国领事会同审理此案，最后判定由新加坡人柯立司出资，勒令该女于7月16日乘轮船回日本。

1883年6月，《申报》以“东妇投河”为题连续报道相关消息：6月8日下午，一个日本妇女携带3个孩子到黄浦江外虹桥地方，雇一艘舢板船，称要摆渡到浦东，船刚开到江中心，这个日本妇女突然将一个孩子推下江，继又将另一个孩子扔下江，接着自己抱一个孩子跳入水中。船夫见状仓皇无措，连忙高声呼救。附近的舢板船发现有人呼救后就赶紧靠拢救人，日本妇女落水后在江中沉浮，被救时满腹是水，神志不清，所幸怀中小孩无恙，但另外2个小孩早已沉入江中，不见踪影。这个日本妇女获救后，立即被送到当时位于虹口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转角处的同仁医院抢救，后移送至日本领事馆关押。

经审讯，这个日本妇女叫阿密林，年32岁，在上海与某西洋人同居，3个孩子都是她与西洋人所生，大女孩7岁，在新北门女学堂读书，平时住校。次子2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阿密林故意将亲生孩子推入江中再自杀的原因是不愿再与那个西洋人同居。日本领事最后判决阿密林将幼女交给西洋人抚养，其本人则由专员押送回日本。7月4日上午，阿密林被押上轮船回国。《申报》评说：“该妇临去时，玉容黯淡，泪眼汪汪”，“东方之人(日本人)兮岂留连上海风景而为此态耶？”

作为汉语的“烧饼”两字，中国人理解其为在火炉里烤成的“大饼”，它和“油条”一样，是上海普通居民廉价又美味的早点。而日语汉字中的“烧饼”，意思大不一样，其有“烤年糕”和“吃醋、妒嫉”等多种含义，而常用于后者。日语中的“烧饼”几乎是“吃醋、妒嫉”的同义词。晚清时期，日本“外妾”在上海经常因为“第三者”的关系，引发另一方吃醋而闹出许多风波。由于女主角是日本人，这类故事便被熟悉日本文化的中国媒体戏称为“烧饼奇案”，即因吃醋、妒嫉而引发的案件。

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就曾以《烧饼离奇》为题，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一天，虹口“顺兴号”老板王茂生到工部局警察署告状，称他店里所“雇用”的一个名叫SHA NUO的日本女子突然离店出走，出走时还偷了他50元和手表一只，请为查究。工部局警察署接案后派员将SHA NUO找来查讯。原来，SHA NUO并不是“顺兴号”的雇工，而是老板王茂生的小妾。但是，SHA NUO并不安分，她认识英国轮船上的一名厨师后，就与其发生恋情，且有“白头偕老”之意。尽管SHA NUO对王茂生不忠，但并无偷窃行为。而王茂生因其出走而恼羞成怒，竟到警察署诬告。

第二天，王茂生又到警察署，说SHA NUO已回店里，请警察不必再追究。尽管王茂生出尔反尔，但查明实情的警察署不放过他的诬告之罪，他们照会“会审公廨”中国审判员杨星恒，会审公廨速将王茂生提拿到案，由中国官员和日本领事会同审理。此时，王茂生再三下跪求恩也无济于事，最后以“诬告罪”被惩以罚款。

《点石斋画报》在刊登上述新闻时，特意配了一幅形象逼真的中外“会审图”，还撰文讽刺说，这类无情无义之女子，图的是钱，王茂生“对此不悟而溺爱”，真是自讨苦吃。

          P027-P030

    序

       罗苏文

日本是孤悬太平洋西北端的列岛之国，它国土狭长，矿产资源匮乏，却以相对丰富的土地、充足的水力、阳光和劳动力，衣食自给，有“瑞穗之厨”的美称。凭借西邻亚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它既能接受大陆文化的滋养，又不易被外来文化影响压倒。在海洋的环抱中，延续千年的自主发展历程养成日本民族尚武、自信的禀性。对这个隔海遥望、神秘而奇特的异域近邻，公元1—4世纪的汉文史籍中称之“倭奴”、“倭人”，归入“东夷”之列，当时的日本只是汉帝国并不在意的小邻居。由于长崎、上海两地之间的航程是中日两国海路的最短距离，宋元时期，上海作为日中通航“南道”的一个口岸，也曾留下日僧、日商的足迹。明代的“倭寇”主要是指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中、日两国海盗，江南沿海地区对倭寇袭扰的余惊更是记忆犹新。从汉代的“倭奴”到明代的“倭寇”，中国对日本的称谓，即使在经历1500年之后似乎依然没有太多的变化，陌生不屑，所知甚少。

这个与中国大陆隔海相伴千余年之久的岛国难道真的不屑一顾吗？绝非如此。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开放是日本文化值得注意的特征。在日本与欧洲文化初交的三百年间(1540—1853年)，葡萄牙与荷兰海商、传教士的远道造访，在西陲长崎建教堂、设商馆；欧洲火绳枪、滑膛枪、新战术的引进，提高了日本军队的战斗力；19世纪初兰学在日本已成为一门稳定的学科，充当输入西学的重要渠道，润物无声。尽管1640年后幕府出于稳定国内政局、垄断对外贸易的需要，厉行锁国政策，禁基督教，禁止民间与外商自行贸易，禁止日本人出国，一旦出境后就再不许回来；又一再回绝俄国(1792年)、英国(1808年、1824年)、美国(1837年、1846年)自由通商之请。但日本与欧洲的文化交流渠道并未完全封杀；受限制的外商仍在长崎半隔离的人工岛上经商、居留；在澳门既有日本人街，也有西书日译刊行。鸦片战争前，欧洲海商迟迟未能叩开进入东亚自由通商的大门，一定程度上与中、日政府恪守官府钳制外贸政策有关。但同行异趋，16世纪以后的日本已开始东西兼收，走上与中国不尽相同的道路。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发生两起扭转历史进程的抉择，一是1853年7月美国佩里将军戏剧性地军事造访，不废枪炮地终结了日本的锁国时代。二是为摆脱内外危机，掌权的武士阶层于19世纪60年代前期成为“西化”的积极参与者，以“尊王攘夷”、“富国强兵”为旗帜，结束幕府时代，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这一步的迈出也是16世纪后三百年西学浸润影响下内外呼应、日本民族自强的必然选择。由此，日本的近代之路越过中国在东亚率先启动。

自1853年后，中日两国分道异趋，彼此境遇大相径庭，不时对视。在1862年、1895年、1919年、1931年、1937年、1945年等两国交往史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曾在中国人内心留下深深的记忆印痕，近代中国人的东洋体验自然也比同期的西洋感受更多一层复杂的慨叹、疑惑。陈祖恩教授的这部力作，选择的视角，展示的八文景观，所赋予的阐释，正是检视、剖析、解读这段历史的一个尝试。跟随他的引领、讲述，我们犹如置身150余年前中日居民在上海共处的一个特定场景。

1862年，“千岁丸”造访上海，航线依旧，门户未易，却使位于日本最西端的长崎和开放伊始的中国东大门上海从此扮寅起近代中日交往前沿区的新角色。19世纪60年代以后旅沪日侨正是在“文明开化”潮流激荡下联袂而来，不出百年给上海滩留下多重复杂的脚印。

近代上海租界的辟设，曾为日侨进入东亚国际市场提供一处重要的居留区和经营基地。这一历史的机缘不仅塑造了在沪日侨的新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增添一支重要的外来助力。日式公共文化设施、日侨居留民团、日侨聚居区三者，在近代上海东北角虹口地区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综合体。在沪日侨积极吸收世界文明潮流的精华，也保留本土民俗演进的痕迹。日侨学校为在沪日侨子弟提供与本土国民同步“脱亚入欧”的教化，也同样被灌输神道学的内容，这使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伟有特殊的神秘感和文化的内向性。在沪兴建的日式寺庙是维系日侨传统宗教信仰的殿堂，神社成为保留民族祭祀习俗，传播、陶冶民族主义情结的文化场所。民初虹口日侨聚居区的若干日式里弄、菜场、医院、药房、书店、报馆等文化建筑，构成虹口“小东京”的要件。20世纪初依据《居留民团法》组建的居留民团，既是在沪日侨自治社团，也是接受本国政府指令而对在沪的“帝国臣民”、“帝国法人”有约束力的日侨行政管理机构，虹口的日侨聚居区如同一个日本海外行政辖区(飞地)。在沪日侨既是上海公共租界的重要外侨群体之一，同时也依然属帝国臣民的一部分。虹口日侨居住区是和谐融人租界近代都市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也为近代上海保留一个有鲜明异族风采的侨民文化展示区。

在日本现代经济起步期(1886—1905年)，生丝、棉布是日本出口国际市场，平衡贸易的两大支柱。这使日本在原料、销售方面与东亚国家的需求联系愈益密切，谋求就近建立、拓展自己的经济集团和经营空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给中国造成割地赔款的重创，而日本却获得工业起飞的重要资金，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包括台湾、辽东半岛、朝鲜。天皇被奉为近代日本统一国家的象征，为战争死难者修建的神社成为国民凝聚、弘扬以身献国民族情结的殿堂。20世纪初，日本作为加入东亚角逐的列强新成员，它与欧美强国在东亚的利益冲突也相应突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经济大萧条也加剧日本的内外困境。1924年美国宣布排斥日本移民的法令和高关税政策，国内小企业的陆续倒闭和下层农业人口贫困，征兵制和广泛的预备役组织使军队在人口中比例上升，诸多冲突的延续交织使日本内外矛盾趋于尖锐，军国主义势力顺势抬头，将对外扩张的阴影伸向中国大陆。此时的中国既是日本煤、铁和棉纱的主要来源，也是日本50％的纺织品市场。于是上海、东北率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觊觎的两个主要地区。20世纪初至30年代，随着在沪日侨经济势力的发展，经营主体由日用杂货零售业拓展到分享在沪棉纺织业的半壁江山，沪西、沪东至今犹在的成片工房依稀保留了当年日本纱厂区的巨影。但在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随着日本在亚洲建立霸权梦想的实施、受挫、破灭，在沪日侨纺织业也被作为“国防国家”资源的一部分，强制组织起来，既参与对华资纺织业的强行接管或“合作经营”，也被迫为侵略战争捐赠、捐躯，直到战败日资企业被作为敌产接管，日侨被遣返回国。

毋庸讳言，近代日本人留给上海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首先是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但从近代中日文化交往史的角度检视，无疑还有更多方面的内容同样值得梳理、珍藏。近代上海由一个传统内贸港埠到租界辟设，方形成五方荟萃、华洋杂处，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合力，融人世界主流文明，成为东亚地区带有鲜明国际化色彩的工商都会之一。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不仅在中国营造一个文明蜕变的先行区，也使上海成为东亚地区推进近代工业文明城市网络的重要成员。近代上海受惠甚多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日侨作为人口最多、居留期长，与本地居民接触层面相对较广的侨民群体，他们的经历当然也是上海城市记忆中自成一系的一条支脉，但要修复、梳理、重建、解读这条历史支脉却是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难题。

陈祖恩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渡留学期间萌生了系统研究近代在沪日侨史的浓厚兴趣，这与他作为学者对这段历史重要价值的感悟，也与他是一个身居异国的上海人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他在异国寻访、搜集、整理近代在沪日侨史资料的工作默默地持续数年，对自己的这一选择不骛名利，不畏艰辛，视为乐事。其间他有幸得到一些日侨家族、前辈的竭诚帮助，得以走近这个至今在日本仍维系信息交流网络的近代移民群体，分享他们回忆往事、逸闻的乐趣，目睹被珍藏的家族照片、纪念品，与不少自称“上海的孩子”的日本朋友结下不解之缘。正是依据这些访谈、书信、回忆录、家庭生活照片等个性化资料提供的线索，陈祖恩教授对这段历史积累了诸多生动、丰富的了解，进而在接触庞杂、零散的文献资料时，能逐一梳理、辨析，并结合实地调查逆行查证，排除误记疑点，修补重要的遗缺，力求内容翔实、言必有据，体现学者求实求真、解惑纠误、执著探索的科学态度。他的研究成果在日本陆续发表后引起不少日本读者的关注、兴趣和热情帮助。近年他还在图书馆、档案馆等处悉心搜寻珍贵文献、照片、图像资料，并利用多次赴日本访问研究之便，继续进行考察、访谈，几易其稿，精益求精，如今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他多年的心血之作，也是近代在沪日侨史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书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与精心挑选、珍贵贴切的图像进行组合，系统梳理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从移居、发展到离去的全过程，以简驭繁，图文并茂，为读者生动描述近代在沪日侨群体不寻常的百年往事，重现日侨群体在经济、文化、社会诸多侧面的主要经历及场景，为读者了解一个侨民群体与近代上海都市共同成长的情意之缘，了解日本民族的近代之路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相信有兴趣的读者自会从阅读这本书中轻松获得丰富有趣的知识信启和有益的启示。

近代文化的最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世界性文化，多元兼容、存异共处。近代城市作为文明演进的前锋，不仅是本民族文化精粹的形象代表，理应也是世界性文化推进的先行区。近代上海城市曾是多元文化的摇篮，尽管它命运多舛，但融人世界性文化的方向却不可逆转。在沪外侨无疑是推动这一进程不可缺少的重要参与力量，但以往的注意、研究尚留下不少缺憾、空白，有待探索、弥补。

对于初入21世纪的上海城市来说，融入世界性文化的进程及对侨民群体的深入研究都还有很长的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沪日侨又重现上海滩，再次成为上海人的新邻居。新一代“上海的孩子”的成长道路将怎样？他们将在上海留下怎样的印迹？正当在沪日侨史又悄悄掀开新的篇章之际，回望、思索前辈们的足迹，从中自会汲取历史的启示。

本书的问世，是让近代在沪侨民群体绽放文化异彩的第一本研究佳作，它将为上海国际化都市增添一个新的亮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研究员主持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的项目，我有幸担任该丛书中《日侨生活史》卷，本书系《日侨生活史》的衍生成果，它的问世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帮助和指导，其中有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恩师石岛纪之教授、枥木利夫教授以及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已故会长古厩忠夫教授、现会长高纲博文教授、小浜正子教授、菊池敏夫先生、孙安石教授、石川照子先生、甫喜山精治先生等。在我留学回国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多次邀请我访问日本，为我在收集资料和学术交流方面提供了方便。

2002年夏天，我得到日本横滨市国际交流协会的资助，在神奈川大学作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大里浩秋等教授给我提供研究的各种有利条件。岛根大学贵志俊彦教授、龙谷大学小岛胜教授、新泻大学柴田干夫教授、香港大学李培德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黄克武研究员为本研究提供了发表成果和共同研究的国际舞台。

我在日本长崎、大阪、冈山、长野、九州等地作学术考察时，得到加藤斗规、北山司、古馆广、鸟本雅喜、菅辛政、掬月誓成、安仓清博等日本友人的多方面帮助。他们丰富的人文知识加深了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认识。片山泰郎、山口胜治、上田行雄、泉彪之助、福本真宪、须崎孝子、粟屋有香等日本友人热情地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和照片，其中一部分已为本书所采用。

我的妻子袁邪琼在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留学期间，利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宝库，精心收集了许多中日关系史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本书写作时的重要参考文献。同时，她以娴熟的日语帮我解决了史料中的一些难题。本书中有她的一份奉献。

最后还要非常感谢罗苏文研究员为本书作序。她以历史学者的理性目光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以上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

                2006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