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了一份阅读欲望，成活了一段文学话题，鲜活了一个作家名字，救活了一批印刷企业，养活了一群盗版商人——这就是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喜悦和愤怒！小说以地市级这个承上启下的政治平台为背景，用写实的手法，正面叙述了活跃在这个平台上各色人物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故事饱满丰沛，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朴实流畅。

《官运》叙述了主人公高志强从临紫市委副书记升任为市委书记，再到挂冠而去的全程故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临紫市，像别的地方一样，充满着机遇、躁动和不安。作为一地权力核心人物的高志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那样的遭遇和诱惑。但高志强还是顶住各种挑战，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临紫市的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一地民众的爱戴。

小说以地市级这个承上启下的政治平台为背景，用写实的手法，正面叙述了活跃在这个平台上各色人物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故事饱满丰沛，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朴实流畅。

官运

好官主义（后记）

上到盼紫亭，再回首下望刚才登过的那两百多级石阶，高志强不禁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还满意自己。两百多级石阶相当于十层楼房的高度，这么轻轻松松就爬了上来，说明自己体力还不错。是呀，打铁还要本身硬，没有这么好的体魄，应付得了那么一份繁重的工作吗?高志强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抬头望望亭檐下盼紫亭三个字，那是典型的颜体，雄浑厚重，入木三分。两边亭柱上的联语也是同一种字体所书，日：鸟呜青嶂里，人语画屏中。高志强想，这联语俗是俗了点，好在字还棒，也就容易让人接受了。

又盯着那字瞄了一会，才缓着步绕盼紫亭转了一周。远处是城市高高低低的建筑，以及建筑后面那条似有似无的紫江，在依稀的水雾中画一样缥缈。高志强的目光在远处停留了片刻便收住了，他更愿意多瞧几眼近前这满山的绿色。这是南方的公园里常见的乔木，有枝粗叶阔的梧桐，高大挺拔的松柏，绿意盈盈的樟树，还有芬芳馥郁的玉兰和名贵的桦木，一场夜雨将它们濯洗得更加生意盎然。

在一丛浓重的绿色中间，高志强看到了另一个山头上的亭子。那个亭子的地势比他现在所处的盼紫亭略高一点。那个亭子叫做迎紫亭，和盼紫亭遥相呼应。两个亭子都有一个紫字，双紫公园因而得名。高志强觉得这两个亭子的名字很有意思。两个紫字都是指的远处的紫江，但一盼一迎，却道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可不是么?站在盼紫亭的位置，城市后面的紫江藏头缩尾，只看得见些许片断，自然只有盼的份了。而站在迎紫亭上却有所不同了，那里地形高，加之视角不同，抬眼远眺，那条逶迤而来的紫江仿佛就在眼底。早晨时间不够，高志强一般难得上迎紫亭去，只有休息日的早上或傍晚才会从从容容到那里去走走，闻闻松风，听听鸟语，欣赏欣赏山下的城市风貌和远处那条风姿绰约的紫江。

就在高志强注目高处的迎紫亭时，身后的石阶上响起轻巧的脚步声，有人上了盼紫亭。掉转头去，是一个身着红色运动服的年轻女人，微喘着斜倚在亭柱上，那样子还有几分娇媚。高志强觉有些面熟，猜想可能是大院里哪个部门的，却一时想不起是谁来。年轻女人也发现了高志强，一双黑亮的媚眼抛过来，惊奇地说道：“是高书记您呀!”高志强说：“你是……”女人说：“我是妇联的丛林，您记不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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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官主义

           肖仁福

《官运》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感到幸运的是，这部小说2002年初版后。虽然没有开讨论会，也没有宣传，更没有炒作，却因读者喜欢，口口相传，渐渐流行起来。更重要的是《官运》调动了我人生的内存，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又接连写出另外三部长篇小说《位置》、《心腹》和《意图》。这些小说因延续了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又在立意、题材、人物角色和具体表现手法等诸方面，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东西，同样成为图书市场的热点，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我的小说创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1994年就出版了小说集《箫声曼》，书中大都是跟现实有着距离的地域文化小说，出版后没有什么影响，尽管还得了中国作协的一个大奖。有人就提醒我，说我在一个权力综合部门工作，耳濡目染，世事洞明，多写些贴近现实的作品，肯定会得到读者的青睐。我也深知。作品不能拥有读者，是作家的悲哀。便开始把笔触转到我身边的人和事上来，写出了《裸体工资》《空转》《一票否决》等几个关注现实的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由于题材新颖，切入生活的角度独特，很快被选刊和好多种畅销选本选用，又被一些机关读物介绍和缩写，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读者就认为，以我对生活的熟悉和理解，还可以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来。作品有没有分量，我自己说了不算，我敢肯定的是我确实可以把生活把故事写得更为宽泛和深入些。

我于是开始构思长篇小说《官运》。从这个书名就可看出，这是一不以官员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关于这个“官”字，历来就让人念念不忘，话题颇多。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的国度，儒家推崇学而优则仕，只有做不了官，才去干别的行当，叫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去给叔伯们拜年，讨得的最多的吉言就是好好读书，长大戴顶子。我读大学那阵，老师们经常教导我们说，今后不一定要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可二十多年过去了，师生聚餐，老师们却忘了当初的话，端着酒杯，祝我们早日做上处级和厅级。我最怕参加校庆一类的活动，当此之时，坐主席台入贵宾席的，都是当了大官的，或是至少也要能拿出大额款项孝敬母校的，我等寒士，只能坐冷板凳，吃流水席，喝劣质酒。

西方国家好像有些不同，不做官，还有很多别的事可做，而且不比做官寒伧。有人请爱因斯坦去做总统，打死他都不干，铁了心要做自己的科学家。比尔·盖茨比克林顿和布什就滋润多了，而且他的总裁不必四年搞一次换届选举。怪不得那西方人对自己国家谁得过诺贝尔奖，如数家珍，对谁是总统部长，往往不甚了了。吾国吾民想必是没有诺贝尔奖可数，只得天天去数人家头上的鸟纱帽。如今笑谈几种最铁的关系，无非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下过乡的也好，扛过枪的也好，同过窗的也好，分过赃的或嫖过娼的也好，一聚拢来，别的都不说，先要掰着指头数一阵几个到了部级厅级，几个还是处级科级。据说一些女名流，包括富婆富姐之类，在一起议论石榴裙下的男人时，最喜欢拿出来攀比的就是级别，如果自己睡过的男人级别高，那是很以为荣的，否则便脸上无光，羞于出口。

因此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根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官”字。既然回避不了，就干脆实话实说。我没有绕弯子，走捷径，搞旁敲侧击，而是从正面入手，直接去写官员的谋政做官为人。中国的官员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官阶层次多，三六九等，不一而足，而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有一本厚厚的官经。我在县乡工作过十年，到市里又呆了十多年，对这几个层次的官员较为熟悉，他们的故事我都写过。前面提到的中篇《裸体工资》和《一票否决》写的常务副县长和乡党委书记，到了中篇《空转》和后面的长篇，主要人物已成了地市级机关里的大官小员。把着眼点放在地市一级官员身上，有两个好处，一是我非常熟悉这些官员，掌握的素材充分，写起来不吃力；二是地市一级是一个承上启下纵横交错的政治平台，政事纷繁，人际关系复杂，很有可写性。从官员的来源说，这个层次的官员不少是从县乡一步步升上来的，但主要领导往往又是省里下派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政治人才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一般的官员，能把官做到地市一级，已经心满意足，可以面对列祖列宗了，但有能力又年轻又有根基的官员只要越过这个平台，前面就是已经提了速的列车，平步青云做大官的机遇很大。所以说，这个平台上的官员是相当活跃的，这就给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较大的空间。读过《官运》的读者说书中不仅写了地市一级的官员，上到省里北京的高官，下到县乡村几级的官员都涉及到了，是不是我有意为之。我这才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我写这个作品时，根本没考虑要把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点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地市级这个政治平台的功能和区位独特，自然而然涉及到这么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官运》中的主要人物高志强和毕云天等均是新时期涉足政坛，通过二十来年的摸爬滚打，逐渐步入前台的政治新秀。与从前的南下干部和工农干部一类官场主角不同，这批官员有文化，见多识广，观念开放，自然也雄心勃勃。而时下的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农耕文化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还没完成，信息时代已倏然而至。在这个充满诱惑和机遇的社会，官场新秀们深知，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有所作为呢?恐怕起码得有以下三条。一是打造好自己为政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有亲和力的，无论是在台上做报告，还是在台下做决策干事业，都应显得有学识有文化，让人看着和听着都舒服，觉得你配呆在那个位置上。二是要能在自己的任上干出一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业。事实是官场上愿意干事的官员还是很多的，因为只当官不做事，那是站不住脚的。说白了就是要出政绩有政声，既造福一方，同时也为自己的仕途打下牢固基础。三是要能得到上面的认可，有人赏识你，栽培你，关键时刻把你扶上马，送一程。这是三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现在的用人机制主要还是由组织部门考察，而组织部门确定考察对象时，总不会是盲目的，是人就去考察一番。古人说得好，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千里马没有伯乐欣赏，到时伯乐不开口，想进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资料显示，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机会多，十个人才三个可以脱颖而出，和平年代的政绩不容易体现，是人才还是庸才难得有绝对标准，所以十个人才中能有一个出头就了不起了。要出头实属不易啊。

这三条高志强都做得很不错。他腹有诗书，品位不低，懂得韬光养晦，精通官场游戏规则和套路，还能扎扎实实干事，要不也就不可能顺利主持到市委常委工作，而后又如愿以偿，正式当上市委书记。但后来高志强还是败走麦城，离开了自己的政治舞台。应该说这不是高志强的错，官场特别是地市一级这个特殊的官场，究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地方，官员的智商再高，算计再精，命运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官不见得有好结果，这也许就是一种真实。而以真实作为创作原则，是我早在心里对读者的承诺。

正是基于这个真实性原则，我没有把高志强和毕云天他们写成救世主或英雄。救世主从来就是虚幻的，历史如果让救世主来抒写，肯定是一通胡言乱语。英吃的盐太多，不仅味觉变得迟钝，还伤了身心。还是常人和性情中人好，有血有肉，可亲可爱。高志强们就是我心目中的常人和性情中人，不乏七情六欲，又不至于被金钱和权力所异化。我们见到过的被金钱和权力异化了的官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金钱面前，高志强还能自持，想到要用可行的手段保护自己。在权力面前也头脑清醒，意识到权力不仅仅是政治，还是约束，是责任和义务，尽管他也要耍耍权术，也要用权力来捍卫权力。如此说来，把高志强当好官，还是说得过去的，虽然他这个好官不是绝对的好官，事实上也难有绝对的好官。

我还在仅次于高志强的二号人物毕云天身上，寄寓了我的好官情结。作为常务副市长的毕云天，既有事业心，又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为一地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政声赫赫。凭他的官德和才干，是再合适不过的市长人选，而且群众呼声也很高。然而官场就是官场，政府换届时，没有多少作为的原来的市长雷远鸣却被内定为惟一的市长候选人。只是民意不可违，人民代表最后还是选择毕云天，将他推上市长位置，尽管代价惨重，高志强为此丢掉乌纱帽，离开了市委书记的舞台。这实在是绕不开的悖论，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啊。

在做好人都难的年代，做好官自然更难，做有作为的好官则难上加难。然而做好官再难，也得有人去做，好官多了，坏官自然会少起来。文明社会不应是一个筛子，筛掉好官，留下坏官，而应该建立健全出产好官的机制，让好官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官运亨通；让坏官少一些作恶的空间，官运梗塞。这就是我所谓的好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