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中的一种，研究对象就是以《花间集》为主线而展衍前蜀、后蜀的文学与文化，着重考察了《花间集》问世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条件，寻绎蜀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在此基础上对新兴文学式样曲子词的孕育、萌生与发展进行简要的巡视与发展变化轨迹的观照。附带提及唐代曲子词的创作及流传概况。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阅读这套丛书，能让广大读者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本书是其中的一册。

总 序

前言

《花间集》问世的历史背景与人文条件

1.霍乱相寻的五代十国

2.蜀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

3.曲子词的孕育、萌生与发煌

《花间集》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义

1.主体自觉与生命意识的律动

2.《花间集》展现的旖旎风光

3.《花间集》的人文价值及其影响

参考书目

赏名花，对宫娥美女：饮醇酒，染翰赋诗词，乃是历代帝王的享乐盛事。素有酒色天子之称的唐玄宗，据孟綮《本事诗》中记载，就曾命大诗人李白撰《清平调》词以供宫娥舞女吟唱表演。可以推知，当日从官所赋的诗词也是用于侑酒佐欢之清丽绮美之章了。这样的社会风气和人文背景，应当是《花间词》诞生的沃野良田。

孟昶虽然不及衍荒淫，也缺乏王衍属文才思，然则他面对安宁富庶的蜀中社会环境和蜀人喜好游乐的习尚，自然会滋生逸乐的兴趣。就在孟昶赏牡丹宴群臣之后不久，他又“大选良家子以备后宫，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县骚然，民多立嫁其女，谓之“惊婚’。新津县令陈及之疏谏，帝嘉其言，赐白金百两，然采择卒不止。于是后宫位号列十四品，有昭仪、昭容、昭华、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跸、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十国春秋》)

一个偏霸之主其后宫的规模竞如此之庞大充盈，其奢侈靡费的程度，不难想见。同书又载：“广政十二年，八月，帝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时百姓富饶，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帝谓左右日：‘曲江金殿锁千门，殆未及此。’兵部尚书王廷蛙赋诗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帝称善久之。”

此外，尚有孟昶步王衍后尘，“赏红栀花于芳林苑，大宴百官”之举。据称“花本青城山叟所贡，初进红栀子三粒，种之成树，其花烂红六出，清香如梅，当时最贵之”。而在广政十四年孟昶“宴于后苑”之际，欢乐无限，还下诏“放士庶人人观”，并于宴席之间，令俳优演唱曲词《康老子》等，不是极为明显地表明曲子词娱宾遣兴，以清绝之词，助娇娆之态的特殊功能了吗!

上行下效，后蜀孟昶倚为鸿裁大手笔的位兼将相的李昊，自诩为唐代宰相李绅之后，在筑构成都羊马城甫就之际，所撰美文称誉蜀中民丰物阜，即有：“华阳旧国，宇内奥区，地称陆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郛郭楼台叠映，珠碧鲜辉；江山则襟带牵连，物华秀丽。不戒严陴，是轻武备。将沮豺狼之志，须营羊马之城。……”李吴虽然为唐代宰相李绅之后，然而时过境迁，到唐末之时已极衰落式微，凭借其才略智谋，历事前蜀、后蜀，位至显宦。李昊亲历王衍、孟昶朝政，目睹蜀中殷实而刺激二人的奢靡挥霍之举，因而其享乐聚敛也很可观。《十国春秋》记载：“李昊前后仕蜀五十年(前后蜀不过七十余年)，后主之世，位兼将相，秉利权、资货岁入无算，奢侈尤甚，后堂伎妾曳罗绮数百人。常以名花散给僚友，副以兴平酥，日：‘俟花雕谢，以牛酥煎食之，谓云花酥。’其风流雅韵皆此类。”真是别出心裁的创新享乐，除了声色之欢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要享受“花酥”。

李昊曾获得其祖上李绅在武宗朝时入相的制书(即任命书)，十分得意，将制书“结彩楼置其中，尽召成都声伎，昊朝服迎归私第，大会宾客宴饮，所费不赀……”(同上)李昊擅长鸿篇巨制，史载：“初，前蜀降唐，昊草其表，后主之降也，其表亦昊所为。蜀人潜署其门日：‘世修降表李家。’见者哂之。”其实不能责怪文采斐然的李昊只知草拟降表，李昊历仕前蜀、后蜀，且从中原流寓蜀中，他对五代十国分裂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民众所受的苦难十分清楚，显然他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前蜀还是后蜀，都无法完成一统中国的大业。因而当中原大兵压境之际，选择和平方式结束割据政权，以免生灵涂炭，糜烂地方实为明智之举。所以不难理解李昊为前、后蜀降王撰降表的内蕴。这也是蜀中从上到下流行奢侈享乐，游玩宴赏的社会背景以及行乐及时的人文条件。

值得关注的是蜀中游乐奢侈之风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与人文传统，这主要是地处内陆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所积淀的丰饶的物质基础所致。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说：“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涵盖)峨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也。”指出蜀中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与中原不相上下的人文传统。其物产之丰富与民风之奢侈则是：“秦惠王、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隧(遂，赠衣服)兼加，贝冒赙(奉付，以物助丧为赠，以财助丧为赙)过礼，此其所失。原(推究原因)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各八百人。……富侔(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首。”

这里所述的蜀中富足豪奢之风，是因为“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这种豪侈风气，一直延续下去《隋书·地理志》载录这种情形：“多溺于逸乐……家贫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饯之戏。”此等风尚历五代而不衰，宋初亦然。《宋史·地理志》云，蜀中“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动至连月。”宋初两度出任蜀守的张咏，对此感触颇深，吟咏道：“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乖崖先生文集·悼蜀四十韵》)可见一斑。

游乐宴饮，郊野寻欢乃蜀中极为普遍的风尚，文人雅士游乐之余不免形诸吟咏，发为歌诗词曲，屡见之于著录，文赋小品不绝如缕，人文积淀厚重。《华阳国志》中所称赏的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王子渊(褒)等人，成就辉耀；谯周、陈寿彪炳载籍。唐宋时期呈现人文荟萃、群星灿烂之辉煌，举其大要者，则有陈子昂、李白、赵蕤、王衍、毛文锡、黄筌、孙光宪、花蕊夫人、欧阳炯等花间诸人以及后来的三苏父子……展示了蜀中江山秀丽孕育的英才俊彦，状若繁星般地辉耀人文气象，繁荣了巴蜀文明。为新兴文学体裁曲子词在蜀中的张煌灿烂铺平道路，为词苑奇葩——《花间集》的问世营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与人文氛围。

P13-17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兵戈扰攘，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被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所取代。四川境内，远离中原逐鹿的烽烟，虽然也有过局部战乱，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地理环境的有利，前蜀、后蜀政权的割据时期(公元907～965年)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文化较为发展，文学成就也很可观。在后蜀广政(孟昶年号)三年(940)刊行了中国词学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曲子词总集《花间集》，实为词苑艳丽夺目的奇葩。

此书是《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中的一种，研究对象就是以《花间集》为主线而展衍前蜀、后蜀的文学与文化，着重考察了《花间集》问世的历史背景及文化条件，寻绎蜀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在此基础上对新兴文学式样曲子词的孕育、萌生与发展进行简要的巡视与发展变化轨迹的观照。附带提及唐代曲子词的创作及流传概况。

这本书的重点当然是《花间集》。《花间集》收入唐末五代词人十八家共五百首词。为后蜀为官的赵崇祚所编，四川成都(双流)人欧阳炯作序。此书辑录的词人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之外，其余的词人均为蜀人或在蜀为官者。因此，将此书视为前蜀、后蜀文学硕果并无不可。对《花间集》的研究，自然以花间派词人及词作为焦点而展开，又并非全然局限于《花间集》。而此书主要以两条线索贯穿。一是探索《花间集》词人的主体自觉与生命意识的张扬，挖掘其人文精神及文化意义；一是对花间词人及其作品的推介与品藻。进而对《花间集》的文学价值及人文精神予以客观的评价与合理的阐释。是否允当，识者正之。

王定璋谨识于

成都君平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