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曹禺是中国戏剧既有的成绩和骄傲，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戏剧第一人，却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从曹禺戏剧文本所固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底蕴中，发掘和生成一些有真实价值和真实生命的学术命题，从而达成“细读戏剧大师经典文本，破译宗教神道千古谜团”的预期目标。是一部文本细读式的纯学术著作。

戏剧大师曹禺是中国戏剧既有的成绩和骄傲，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戏剧第一人，却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

作为文本细读式的纯学术文本，本书旨在从曹禺戏剧文本所固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底蕴中，发掘和生成一些有真实价值和真实生命的学术命题。曹禺戏剧中“人间地狱之黑暗+强权社会之革命+男权家庭之反叛+男女情爱之追求+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情节模式和人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中国社会共同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一种集大成的重新激活和再度整合。曹禺晚年在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对于孙悟空式的先替天行道、斗争革命，然后再修成正果、超凡人圣的宗教化人生模式的一再反思，实际就是对于自己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中人间地狱“人之道”加天堂净土“天之道”的宗教化世界观的一种理性的颠覆和解构。

本书的母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规划课题。

第一章 与生俱来的“原始的情绪”

一、中国文化中的“斯芬克斯之谜”／1

二、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3

三、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9

四、中学时代的神圣初恋 ／13

五、《雷雨·序》中的“原始的情绪”／19

六、《雷雨》中的“主宰”与“上帝”／26

七、神道设教的欣赏距离／28

第二章 《雷雨》：罚罪加超度的宗教悲剧

一、《雷雨》中的角色与人物／34

二、周朴园的护种卫道与绝子绝孙／38

三、周蘩漪的离经叛道与变态情欲／41

四、鲁大海的替天行道和周冲的精神家园 ／44

五、周萍的男权变种与人道祈求／48

六、鲁侍萍的舍身爱人与妇道牌坊／50

七、鲁贵的贪财好色和四凤的在劫难逃／55

八、绝子绝孙的宗教罚罪与精神超度／59

第三章 《日出》中的“天之道”与“人之道”

一、《日出》的生活原型／65

二、精神倒悬下的灵魂探索／69

三、天罗地网中的金八与陈白露 ／73

四、人间地狱中的潘月亭／76

五、黄省三的人格失落与李石清的奴隶造反／79

六、花翠喜的妾妇之道与小东西的贞节牌坊／87

七、“你们的末日到了”／91

八、方达生的替天行道／96

九、神道设教的社会剧与宗教剧 ／99

第四章 《雷雨》《日出》的演出与论争

一、《雷雨》的演出与论争／104

二、李健吾的《雷雨》评论／109

三、田汉、张庚论《雷雨》／113

四、关于《日出》的集体批评／119

五、黄芝冈的全盘否定／122

六、周扬的“批评的批评”／125

第五章 《原野》：野性的复仇与神道的反叛

一、生不逢时的神奇之作／130

二、焦母：男权家庭的卫道者／134

三、焦大星：与人为善的变种男人／139

四、仇虎：野性的复仇与神道的反叛／144

五、花金子：黄金铺地的彼岸天堂／146

六、愚不可及的白傻子／154

七、原始情绪的全面推演／159

第六章 抗战洪流中的《正在想》与《蜕变》

一、关于编剧术的演讲／164

二、《全民总动员》／170

三、“图名不图利”的《正在想》／172

四、《蜕变》中的“文以载道”／177

五、从人间地狱到阳光天堂／179

六、归于虚空的梁公仰／188

七、超凡入圣的造神剧／191

第七章 《北京人》的男权美梦与精神超度

一、《北京人》的戏外故事／195

二、阴盛阳衰的男权王国 ／202

三、情景交融的秋声秋韵／206

四、天人合一的精神强暴／209

五、天涯比邻的谬托知己 ／216

六、天堂净土的精神超度／222

第八章 《家》：“舍身爱人”的男权神话

一、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恋／228

二、盛夏之夜的“舍身爱人”／234

三、善男信女的家园牧歌／239

四、一夫二妻的男权美梦／241

五、替天行道的大变戏法／246

六、“舍身爱人”的男权神话／252

第九章 “阴魂不散”的《艳阳天》

一、胡风的曹禺论／258

二、吕荧的《曹禺的道路》／262

三、吕荧对杨晦的论争／266

四、《悲剧的精神》／271

五、架不起来的彼岸之《桥》／274

六、“阴魂不散”的《艳阳天》／279

第十章 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

一、《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285

二、《明朗的天》的“原始的情绪”／290

三、周恩来论“新的迷信”／295

四、《胆剑篇》的“怪力乱神”／300

五、《王昭君》的超凡入圣／306

六、垂老之年的大彻大悟／313

后记：走近戏剧大师曹禺

在参与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的同时，曹禺还伙同几个喜爱文学的同学，为天津《庸报》办起一个名叫《玄背》的文学副刊。1926年9月，《玄背》第6期开始连载曹禺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至第10期载完。这篇小说是万家宝第一次以曹禺为笔名发表文学作品，堪称是他的处女之作。

按照曹禺本人的说法，《今宵酒醒何处》是在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浪漫小说的直接影响之下创作出来的一篇自传性小说：“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士的触动。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13]

然而，郑秀和孙毓棠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雷雨》中的周冲就是曹禺自己。在《雷雨》创作期间，孙毓棠曾悄悄告诉过郑秀说：“我看了家宝写的剧本的草稿，你知道他那个剧本里头的周冲是谁吗?就是家宝，他对他们家一个小丫头就曾有过那么点意思。这事，他以前亲口告诉过我的。”[14]

这场动了真感情的初恋，对于曹禺全身心的刺激，自然要比一次偶然的路遇刻骨铭心，想必对于激活曹禺创作处女小说的灵感，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曹禺在《今宵酒醒何处》中，也曲曲折折地透露了关于这场神圣初恋的蛛丝马迹。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夏震与谢文伟都是由江南家乡来到北方的B地K大学任教的青年教授，谢一直充当着夏、梅二人自由恋爱的保护神：“在他同梅璇数次长谈之下，他承认梅是一个爽直，有感情，有判断力的女子。虽然他为夏、梅的交往未经过社会认可的正当手续，他时常鼓励着，使他们的爱建设在巩固的地基上，不落在进锐退迅的深谷里。”

暑假期间，谢文伟回江南去与母亲和情人团聚，夏震置母亲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于不顾，留在B地经受着一场失恋之苦。由于“黑胖的野村三郎”一面对梅殷勤，一面向梅的叔父讲夏震的坏话，再加上“外界及梅的叔父对他们的不满”，夏震与梅璇之间的恋爱关系难以为继。在没有与野村三郎订婚之前，梅璇曾有过与夏震一同私奔(Elope)的浪漫(Romantic)打算。对于这虚拟中的私奔，失恋之后的夏震，在致谢文伟的书信中，曾经怀着一份浪漫情怀大肆渲染：

你走后一个月中我的生活是美满的，也是凄迷的。我同她在溶溶的小河中划舟，月光下常在麦地间散步。那里空气带着土香，黄长的麦秆暗地迎风欺凌而呼号。回视村中，红光点点，闪烁着，如远处的萤火。然而她抽噎了，她诉说野村三郎不形于色的忌妒和逼迫，叔叔时时对她的行动的干涉，她忿激地哭求我与她一起Elope。请你想彼时的情景，满地浮幻着月的银光，夜半的夏风摇曳她的衣裙向我飘摇。这时一个女人倚着肩儿哭泣，哭诉她的痛苦，轻轻地吐出Elope字的颤声，这是如何的Romantic。

然而，怯弱而又自以为“我很聪明”的夏震，终于没有鼓足勇气同梅璇私奔。在自己的私奔要求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梅璇只好暂且屈从于叔父的安排，投入到自己所不爱的“黑胖的野村三郎”的怀抱之中，而与自己喜爱的夏震暂时分手。不肯做出丝毫牺牲的夏震，在写给谢文伟的书信中偏偏站在男权立场上发泄道：

只解欢娱的女子哟，怎么眼光如豆般的狭小。假如你是为你日本的爱人，这有K大学教授名目的朋友也值得如此留恋?——梅璇，既然以前月下的谈心是你的一片谎语，现在只要你在我面前求恕；那么，因为你仍为惧怕触发我高傲的狂情而编织悦耳的言语，我恕宥你了。……唉，只要你等待我，总有一天你知道夏震为如何人。他给你钻石，我给你镭(Radium)珠。他不是日本野村公舞的长子?我要作世界的伟人。唉，梅呀!

这位于精神亢奋中表示要通过投身于“漆黑的社会”中去“作世界的伟人”的夏震，眼见自己的恋人投进别人的怀抱，既不去致力于实现“要作世界的伟人”的弘誓大愿，也不与有“恶魔”之称谓的“黑胖的野村三郎”去抗争决斗，而是针对比自己更加柔弱的梅璇发泄一通之后，于“心花已经枯槁了”的失魂落魄中到酒铺里去纵酒，到妓院里去纵欲，然后再到梦幻中去寻求片刻的精神慰藉：“昨夜我又梦见我的姆妈，仿佛已晓得儿子的遭遇，她抱着我哭，我投在她的怀里大嚎，醒来还是孤孤凄凄的自己。”

幸亏有及时返回B地K大学的谢文伟继续充当爱情保护神的角色，梅璇又是一位以暂时的牺牲来换取永恒的情爱的女神式人物，在“恶魔”野村三郎远在日本的家中恰巧又有一位能够降妖伏魔、以夷制夷的“妇人”，“心花已经枯槁”的夏震，才得以在“今宵酒醒何处”的失魂落魄之中，获得从灵魂到肉体的双重拯救和新生。

P13-15

《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的黄金梦想》是文本细读式的纯学术著作，旨在从曹禺戏剧文本所固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底蕴中，发掘和生成一些有真实价值和真实生命的学术命题，从而达成“细读戏剧大师经典文本，破译宗教神道千古谜团”的预期目标。与既往普遍存在的从某种现成理论出发，按图索骥般地图解曹禺戏剧的那些所谓曹禺研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本书的母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九五”规划中的一般课题。该课题于1998年7月立项，于2000年7月结题，主要是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点作家及经典作品，进行了“存在还原”意义上的重新解读与重新定位。“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结题完稿后，通过重新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笔者觉得有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扩充完善的必要，于是决定对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曹禺戏剧和田汉戏剧，进行相对独立的专项研究。关于曹禺戏剧的研究成果，就是于2003年正式出版的《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和本书——《阳光天堂——曹禺戏剧的黄金梦想》。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也已经在相关学术刊物中公开发表过，并得到好评。

本书中所说的“宗教文化”，并不局限于历史典籍和学术著作中所记载和论述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文本，同时还包括迄今为止依然存活在中国民间社会里的民间信仰和民间神道，特别是存活在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宗教文化。

对于以民间庙台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中，就曾有过经典性的分析和说明：

“大戏”与“目连”，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Amateur——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传统戏曲中的“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在曹禺、田汉、郭沫若、吴祖光、夏衍、陈白尘等人的戏剧(包括戏曲和话剧)文本中也时有出现，曹禺《雷雨·序》中所说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颇为普遍地存在着的一种集动物本能的野性蛮力和宗教精神的神性魔力于一身，合天堂、地狱、人间的宗教三界为一体的原型模式。曹禺从《雷雨》到《王昭君》的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边是极端情绪化、妖魔化的人间地狱“人之道”的此岸世界，一边是极端理想化、神圣化的天堂净土“天之道”的彼岸世界的宗教化世界观。曹禺戏剧中“人间地狱之黑暗+强权社会之革命+男权家庭之反叛+男女情爱之追求+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情节模式和人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一种集大成的重新激活和再度整合。曹禺晚年在一系列散文作品中对孙悟空式的先替天行道、斗争革命，然后再修成正果、超凡入圣的宗教化人生模式的一再反思，实际就是对自己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中的人间地狱“人之道”加天堂净土“天之道”的宗教化世界观的一种理性的颠覆和解构。

走近戏剧大师曹禺

1998年7月，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了“九五”规划一般课题“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该课题主要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点作家及经典作品，进行“存在还原”意义上的重新解读与重新定位。2000年7月，“现代戏剧与宗教文化”结题完稿，却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后来几次搬家，连手稿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两年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这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

在随后的三年里，我关于戏剧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围绕着这一课题逐步深化，并于2003年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本学术传记《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和《影剧之王田汉——唯美爱国的浪漫人生》。《阳光天堂》也是2003年完稿的，而且是三本书中最耗心力的一本。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动，就是觉得许多中国学者靠着炒作外国人的结构主义暴得大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扎扎实实地按照结构主义的学术规则去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文本细读。迄今为止，能够把曹禺的戏剧文本通过结构主义的文本细读解读明白的，本书应该是第一例。然而，这样一本纯粹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依然难以找到出版机会。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读者趣味，我逐渐转入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写作，这本书稿就被抛在了脑后。

2005年4月，我在南京遇到朱君先生，他力邀我为《艺术百家》的主打栏目“新向度”写作一篇原创性文章，我就把电脑中的本书书稿拷贝一份请他鉴定。没想到他很快看完了全部书稿，并且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由于我当时忙于别的事情，只好委托同事潘晓曦女士改写出一篇《曹禺戏剧中的宗教文化》，交给《艺术百家》，2005年第4期总84期发表。经过此次合作，朱君和潘晓曦一致鼓励我把本书稿整理出版，我因为忙于《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北京大学与<新青年>》《鲁迅与周作人的绝情之交》等几部书稿的写作整理，只好委托朱君补充改写第一至五章，委托潘晓曦补充改写第六至十章。他们两位在保持原稿基本观点的前提下，查阅了许多新出资料，大大丰富了书稿的内容。没有他们的真诚付出，这部书稿是不可能以现在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依据这种情况，我觉得这部书稿应该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学术成果。

曹禺是中国文化人中最具有悲剧意识的一位，他自己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同样是中国文化史和戏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剧故事。关于曹禺和他的戏剧创作与政治宣传之间极其复杂又极其微妙的实用主义关系，曹禺自己在《玻璃翠》一诗中有所表现：“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在一系列关于孙悟空的文化散文中，曹禺更是呕心沥血，深刻反思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文化人始终站在强理强权一边先替天行道再修成正果的孙悟空式、梁山好汉式的实用主义人生道路。

曹禺的学生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也曾有过深刻独到的反思与反省：

解放初期……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出这样的人才真是不容易!但是，把他窝成这样，也真是可怕。现在想起来越来越觉得，这几十年的压力，政治运动的压力，对人的伤害太大了，所有的棱角都给磨掉了。……在我看，曹禺先生有点性格悲剧：又要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心里又不甘；要是不顾环境逆潮流而动，说真话，动真格的，他又有点不敢。这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75页。)  就中国戏剧文化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曹禺戏剧其实是遵循着传统戏曲既诗以言志又文以载道、既委曲尽情又神道设教的综合性的艺术追求来进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颇为自觉地以“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作为从事戏剧创作的原动力的曹禺，已经拥有包括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孔尚任在内的传统戏剧大师所不具备的世界性的博大眼光和宽大胸怀。他运用舶来的现代话剧文体，把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中所说的传统民间戏曲“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的戏剧模式最大限度地扩充改造，从而集大成地形成了“人间地狱之黑暗+强权社会之革命+男权家庭之反叛+男女情爱之追求+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情节模式。相应地，曹禺和他笔下的戏剧人物的最为基本的人生模式，颇为一致地表现为先在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世界中，以或替天行道、斗争革命或忍辱负重、牺牲奉献的方式朝着天堂净土的彼岸世界一再追求或一再出走，并且最终在天堂净土式的彼岸世界或准天堂净土的此岸世界里，得到悲剧性的殉道牺牲、灵魂超度或喜剧性的超凡人圣、修成正果。

尽管曹禺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着承前启后且不可替代的集大成地位，就人类戏剧史来说，曹禺戏剧与黑格尔所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98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的古希腊戏剧和现代欧美戏剧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曹禺原本就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自由的个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也不是一种宽容和保障“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既民主又科学的人道文化，而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爆发一次“存天理，灭人欲”式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改朝换代的初级文化，这其中有人性的火花和生命的强力，同时也不乏专制强权及恐怖仇杀的破坏性力量。关于这一点，曹禺晚年曾有这样的表白：

(《日出》)第一段引了《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于是写出来，就用了一串《圣经》上的话。开始就是要警觉，你看那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我曾提醒人们要按顺序读我所引用的语录，然后，就说，你看那天，天也无光，你看那地，地也是空虚混沌；非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走吧，“我就是世界的光”，跟着我就能得救。

当时有这么一种感情，太阳不会出来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是《汤誓》上的话，你死我也死，是一种极端破坏的思想。一道死，我再也不能受这个罪了。这是老百姓最革命的一种誓言。那时，对国家的前途看不清，对社会的前途看不清，只有毁灭了。(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9、23页)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要真正在马克思所说的“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的理想社会，仅仅靠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宗教神圣化的暴力革命，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还是在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本体论的前提上，逐步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制度、依法制约政府机构的公共权力的政治制度、依法促进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制度、依法保障公民自由言论和自由发展的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及其他一整套的现代社会制度，从而使任何形式的不合法、不人道的强理强权逐步丧失其立足之地。也只有这样，黑格尔所说的以古希腊戏剧为源头活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人道戏剧，连同一切不再为任何性质的强理强权服务效忠的人道主义文艺作品，才能够在所有的文明社会和文明国度里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

总而言之，戏剧大师曹禺是中国戏剧既有的成绩和骄傲，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戏剧第一人，却又不是十全十美、登峰造极的文化偶像。中国的戏剧人和文化人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更深入地研究并超越曹禺和曹禺戏剧，而不是通过新一轮的造神崇拜，来粉饰自己因丧失创造力和生命力而只能跟在偶像后面走下坡路的无奈和贫乏；更不是像戏剧大师曹禺那样，为追求超凡人圣的修成正果而付出丧失精神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沉重代价。只有这样，才是对戏剧大师曹禺真正的尊重和最好的纪念。

星 岩

2006年5月26日

细读戏剧大师经典文本破译宗教神道千古谜团

曹禺是中国文化人中最具有悲剧意识的一位，他自己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同样是中国文化史和戏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剧故事。

曹禺从《雷雨》到《王昭君》的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边是极端情绪化、妖魔化的人间地狱“人之道”的此岸世界，一边是极端理想化、神圣化的天堂净土“天之道”的彼岸世界的宗教化世界观。曹禺戏剧中的情节模式和人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一种集大成的重新激活和再度整合。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