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出发点是：处身于当代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城市化漩涡，遥看那曾经推动了世界现代化，更主要的是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英国，特别是伦敦所遭遇的一切。本书以18、19世纪表现伦敦或以伦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兼及其他城市生活小说，考察文学领域对都市化、现代化的独特反应、价值判断以及民族自我评价；观照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中英国人的经验世界、生存处境，他们的欲望和他们的德性，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展现那些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人的城市体验。

本书以19世纪英国文学为主，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置于英国现代早期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视角，考察作为英国政治乃至世界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其地理、空间和人文景观对于英国人的民族想像、地理意识、城乡观念的影响；伦敦的发展对现代文人团体的形成、对新的文学类型的产生所发生的重要影响；勾勒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各个历史时期英国文学对于伦敦的表现以及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反都市主义倾向；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城市意象——孩子、妓女、罪犯、坟墓、废墟、监狱等，这些意象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但又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学家对于城市的想像和价值评判。

前言

第一章 英国文学与伦敦

一、现代早期伦敦的崛起与英国文学的繁荣

二、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伦敦及反都市主义之谜

第二章 城市·坟墓·废墟

一、坟场：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历史记忆

二、死亡之城：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三、死城的复活：李敦《庞贝城的末日》

四、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

第三章 城市中的儿童与少年

一、作为城市象征的儿童

二、狄更斯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第四章 城市的“地下”世界

一、罪犯：伦敦的民间“英雄”

二、笛福小说中的“妓女商人”

三、菲尔丁小说中的“强盗商人”

四、狄更斯小说中的罪与罚

五、作为权威、秩序象征的监狱及司法体系

第五章 侦探的城市：可控制的城市

——以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为例

第六章 工业化的图景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的曼彻斯特

第七章 城市乌托邦

一、“天堂城市”的寓言

二、16、17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乌托邦城市

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理想城市

附录“人之城”与“神之城”

——《圣经》中的城市

一、城市与罪恶

二、妓女：罪恶之城的隐喻

三、罪与罚：火与剑的洗礼

四、荒原：被毁灭的城市景观

五、神之城——圣城——的重建

参考文献

小说的主人公雅典人格劳科斯与伊俄涅是希腊文化和精神的代表——貌美、健康、富有、有着诗一般的智慧和火热的心。格劳科斯出身于罗马的属地雅典，门第高贵，尽管继承了大宗遗产但却没有自由。他染上了庞贝人的享乐气，这里到处是无所事事、到处闲逛的花花公子，格劳科斯沉溺于青年人所喜欢的四方漫游，曾经在豪华奢侈的宫廷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是他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他把大街上的卖花盲女从贫民窟解救了出来，他对伊俄涅怀着忠贞不渝的爱情。伊俄涅被称作海伦第二，是希腊的绝代佳人。她天赋异常，能出口成章，纯洁如天使，她被庞贝城的花花公子所包围，但她从内心里却看不起野蛮的罗马人，她“清白地生活在庞贝的最荒唐最放荡的花花公子的包围之中，她不是靠吓唬，而是靠魅力来使那些最为放肆的人尊敬她，改变了最淫荡、最低下的人们的性格，好像她用智慧和仪态优雅的魅力颠倒了关于阿耳巴刻斯的寓言，把畜生变成了人”①。埃及伊西斯神庙的祭司阿耳巴刻斯，是埃及皇族的后裔，相貌丑陋、虚伪、贪婪、阴险、狡诈，表面虔诚，实际上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他与声名狼藉的斗士秘密来往，有着巫师般的智慧和邪恶的本性。他痛恨所有的人，他把庞贝人看作头脑贫乏、缺乏想像力的好色之徒，认为不论是雅典人还是罗马人都从埃及的秘密宝库中偷取了知识、诗歌、法律、艺术，甚至是野蛮的战争手段。他像一个恶魔一样以作恶为目的。他要从庞贝人的罪孽中享受欢乐，他利用宗教欺骗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庞贝人。伊西斯神庙常常聚集着庞贝人，他们前来占卜，获得神谕。庞贝城的伊西斯神庙由罗马和希腊祭司侍奉，仪式和语言都混杂着各种文化。作者对这种拜偶像的宗教的巫术性质予以明显的否定。阿耳巴刻斯引诱伊俄涅的哥哥信奉了埃及宗教，并成了伊西斯神庙的祭司。他对伊俄涅垂涎已久，他希望他所欲求的女人在这个堕落的城市里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改变她的性情。他培养信徒是为了供他享受，把不成熟的心灵塑造成最驯服的工具。女人是他最隐秘的欲望，他追求伊俄涅并控制了她，他与格劳科斯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与此同时，庞贝大商人狄俄墨德的女儿朱莉亚也爱上了格劳科斯。朱莉亚和阿耳巴刻斯为了各自的情欲相互利用，朱莉亚为了获得格劳科斯的爱情而向阿耳巴刻斯乞求春药，阿耳巴刻斯将朱莉亚带到靠近威苏维火山区巫婆的洞窟，他们从痛恨人类和爱情的巫婆那里得到的却是使人癫狂的毒药，暗恋着格劳科斯的盲女为了得到格劳科斯的爱情而给他服用了这种魔药，格劳科斯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狂。阿耳巴刻斯杀害了伊俄涅的哥哥并嫁祸于格劳科斯，并将伊俄涅囚禁。格劳科斯被判处死刑，与基督徒俄林托斯一起被关在角斗场的地牢里，等待着受刑——先与一个奴隶角斗，之后再与狮子角斗。格劳科斯的受刑，成为全城最关心的话题，使整个城市沉静在欢乐的节日的气氛之中。在大毁灭来临的前夕，竞技场在沸腾狂欢，车辆人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拥进城来，人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兴奋地大声笑闹着，庞贝城各个角落里的人，外乡人和居民，成群结队地冲向悲惨表演的剧场，闹声喧天。放纵无度的庞贝人为了这惊心动魄的表演而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倾城狂欢。规模宏大的竞技场，与庞贝城的规模极不相称，几乎足以容纳庞贝城的全部人口。巨大的遮蓬扯起来了，喷泉中喷射出凉爽的清水，观众将免受太阳的灼伤，舒适自在地观看他们的同胞挣扎至死的痛苦，又凉快又舒适。剧场里回响着人群乐得不可开交的笑声，他们兴奋地谈论着杀戮的流血情景，兴高采烈地取笑那头饿得发慌的兽中之王。小说中写道：“这种竞技会一向是以最残酷的节目开场的。作为带头的牺牲，要先指派一个斗士让野兽咬死。”尼禄王用这种残酷的演出来款待帝国的居民，和其他方面一样，在角斗这件事上，庞贝也是罗马的雏形、罗马的缩影。“角斗场是一个巨大的剧场，座位一排高过一排，挤满了人，约摸总有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他们全神贯注的不是虚构的演出——不是舞台上的悲剧——而是有关每一个进人竞技场子的人的真实的成败；他要么耀武扬威地活下去，要么血糊糊地惨死。”①人群发出呐喊声，一片喧闹，喊声在四处响起回声，他们呐喊着，在为人血而咆哮，在他们的生死上打赌，失败的人垂下他的头颅，得胜的人则向观众们征求如何处死失败者的意见。“从一排排座位上，一条条板凳上向他瞪着的只有毫无怜悯的、冷酷的眼睛。

P50-51

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在他的那部《资本的秘密》中说：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就像西方国家两个多世纪以前所经历的那场工业革命。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这场新的革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蓬勃发展，正在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城市周围一度平静的地区现在成为最新的发展地区；按照欧洲风格建造起来的城市除了具有更加嘈杂的地方特点之外，还掺杂了对美国社会风格的模仿。①

对于关注现代及后现代问题的当代西方学者而言，或许，目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是一个观察、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活标本，并可以从中窥见西方那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深深地在现代人的灵魂上留下刻痕的现代化经验。将“中国”乃至“东方”或者“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或者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出现在最近20年来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些研究话题中。某些跨越时空、文化渊源和时代限定性的共同问题，似乎是所有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诸如环境的污染、人口的高速度大规模集中、贫富悬殊、难以控制的社会犯罪、流动性、无根感、不安全感、情感上的冷漠和个人的孤独等。

本书的出发点是，处身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城市化漩涡，站在中国本土，遥看100多年前不仅推动了世界现代化，更主要的是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英国，特别是伦敦所遭遇的一切。

本书的主体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时代人文备忘录的文学，而更广泛的资料来源则是过去几十年间中西方关于英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大都会伦敦的诸种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有关城市的所有范畴：城市发展史、城市规划建设、商业活动、政府管理、法制建设、城市思想、城市旅游指南等。这些非文学的话语形式描绘了英国及城市的另一个面貌，与当时英国文学中的英国和城市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本书的目的不是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历史表述和城市想像进行对比，但是非文学的话语所提供的知识却构成了作为本书主体的文学研究的潜在参照系。

本书的目的是在英国现代化、都市化的语境中考察文学领域对都市化、现代化的独特反应和表现。我选取了18、19世纪表现伦敦或以伦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兼及表现其他外省城市生活的作品，其中也涉及到19世纪远离主流社会，甚至从未涉足过大都市伦敦或者工业城市的女作家。我所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笛福、菲尔丁、斯末莱特、托马斯·德·昆西、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爱德华·李敦、威廉·莫里斯、H．G．威尔斯、柯南·道尔等。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已经译成中文，至今依然是大学文学课堂的经典著作，也是出版社不断印刷的经典文学普及读物，是大部分非专业的、普通中国人了解英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我试图透过这些作家个人的城市经验及其文学作品，勾勒文学领域对那个时代的情感反应、价值判断和民族自我评价；观照处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英国人的经验世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欲望、他们的价值准则、他们的德性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我的阅读历程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有时甚至令人压抑，破坏情绪。18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人基本上是快乐的、明朗的，但也是非常狂野的。他们对财富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渴望金钱和力量，把金钱看作幸福生活和获得人性尊严的保障。19世纪的英国人却不快乐。一切都是那么阴暗。烟雾弥漫的城市，恶劣的生活环境，多雾的天气，泥泞的街道；变节的堕落绅士，意志坚定、性格偏执的中产阶级，灵魂粗糙的、反叛的下层社会；变态的、脾气暴躁的虐待狂；腐败的机构；阴郁的、受虐待的孩子；凶悍的泼妇，愚蠢的势利女人；不择手段的骗子，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冷酷无情的工厂主；狂野的、好看热闹的人群；如果不被送上绞刑架就被流放到殖民地的罪犯……这就是19世纪英国人的主体文学群像。他们成了金钱的奴隶和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工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但却感到处身“监狱”之中，没有精神的自由。

这样的一种阴郁的城市生活图景与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旅游指南等文本中的城市图景相映成趣。这些有关英国及伦敦的学术著作展现了英国的强盛、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地位、无限扩大的殖民地及文化影响的覆盖面；展示了伦敦作为欧洲最大最重要城市的荣耀、繁荣、昌盛，其面积的不断扩展，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断出现的豪华建筑物，逐年增加的进出口贸易额，所创造的无数个“第一”，以及对于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解决方案、法制建设等。其中所表现的都市主义，对于权力、财富、强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的赞赏恰恰与当时处身英国这一重大变迁的文学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所创造的那些密切地关注现实，以当时普通人日常生活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正是普通人处于那个繁荣、辉煌时代中的感受，展现的是那些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人的城市体验。

我曾经废寝忘食地阅读欧仁·苏、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波德莱尔、兰波、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姊妹、乔治·吉辛、劳伦斯、T．s．艾略特、陀斯妥耶夫斯基、霍桑、德莱塞、贝娄、黑塞……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复杂的都市体验，反映了丰富的都市生活，渗透着对城市问题的深切忧虑和强烈的批判意识。

长期以来，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柏林、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上海……任何一个作为国家之神经中枢的首都或大都市，几乎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选择大都市，汇聚在大都市，因为那里有成为文学艺术家所需要的一切，如“出版商、赞助者、图书馆、博物馆、书店、剧院和刊物。激烈的文化冲突以及新的经验领域：压力、新奇事物、辩论、闲暇、金钱、人事的迅速变化、来访者的人流、多种语言的喧哗、思想和风格上活跃的交流、艺术专门化的机会”。①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对于和我一样选择伦敦定居的人来说，伦敦体现了一种最具可能性的生活方式。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单身汉来选择伦敦的。伦敦是人类生活最集中的体现，是世界最全面的缩影。”②

然而，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对都市的强烈批判，他们选择城市但又厌恶城市，梦想逃避城市。英国历史学家罗依·波特(RoyPorter)在对伦敦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观察中发现：“按照一种荒谬的逻辑，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大，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也越多。把自然理想化，哀悼乡村纯洁的丧失，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高潮。”③在文学家的想像世界里，都市总是问题丛生的，病态、无序、混乱，充满了罪恶和对人的奴役，像地狱，像丛林，像战场，像荒原，像监狱，像坟场……因此，文学家不是都市的颂扬者，而是都市的批判者，文学中的反都市倾向一直伴随着都市的发展，除了少有的例外，如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部分文学家、思想家，把希望寄托于城市，认为城市将带来进步、和平、快乐，将消除愚昧，是自由的摇篮，与乡村严酷的父权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们几乎很少表现他们对于都市的喜爱，城市的黑暗面、混乱无序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他们的作品为后世留下的更多的是人类痛苦的城市体验和人类在都市化中所付出的代价。

因此，文学家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反主流倾向。一种强烈的反都市主义情绪不仅是19世纪英国作家的特点，而且也弥漫在处于相似历史时期的法国及美国文学中，尽管这些作家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也不愿离开城市。他们对于城市的问题极其敏感，对城市的批判也不遗余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被作为主流价值而得到宣扬的东西，在那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学家那里却变成了人类不幸和痛苦的根源，被当作垃圾，受到诅咒。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中观照19世纪普遍弥漫的反都市主义情绪，就会看到，对城市的反思与批判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根源。现代西方文学强烈的反都市主义思想可以看作是文学领域对自由放任的商业主义、冷酷无情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及消费主义的反应，或许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犹太一基督教中先知话语模式在现代的再创造。《圣经》中世俗的“罪恶之城”和作为“神之城”的“圣城”原型，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史诗以及哲学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的城市观不断回响在后世的城市文学中，影响着文学家对现实城市的想像和表述。

本书以19世纪英国文学为主，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置于英国现代早期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视角，考察作为英国政治乃至世界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其地理、空间和人文景观对于英国人的民族想像、地理意识、城乡观念的影响；伦敦的发展对现代文人团体的形成、对新的文学类型的产生所发生的重要影响；勾勒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各个历史时期英国文学对于伦敦的表现以及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反都市主义倾向；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城市意象——孩子、妓女、罪犯、坟墓、废墟、监狱等，这些意象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但又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学家对于城市的想像和价值评判。此外，对于侦探小说与城市的关系，侦探小说中城市的控制问题，文学家对于工业化的反映，以及19世纪末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理想城市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些分析涉及到英国人对于工业化的态度；文学家的都市体验；文学中的地方感、环境意识；人的城市化、文明化即文化强迫问题；18、19世纪伦敦的地下世界，城市的犯罪问题，文学家对于“罪”的态度，以及19世纪伦敦的现代化进程与机构化及制度改革的关系等层面。此外，英国文学的都市想像和表现话语与《圣经》之城市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渊源关系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围。附录中“‘人之城’与‘神之城’——《圣经》中的城市”一章粗浅地勾勒了《圣经》中的城市意象，涉及到《圣经》中对世俗城市和异教城市的诅咒、罪与罚的城市观、妓女作为罪恶之城的隐喻、荒原意象以及圣城的思想。

在此拙作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教授，他拨冗仔细阅读了书稿，并校正了错漏之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郑纳新先生、编辑周伟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资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上海大学中文教育高地的资助。

特此致谢!

陈晓兰

2006年7月于上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