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苏维埃文化，因其悠久、炫目，对中国几代人影响至深。如今，当我们再回顾那些曾经与我们的命运相交错的俄罗斯文化记忆时，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些催人奋进的名篇警句，更多的是对这个大国历史命运的回眸与省思，是对她未来发展的倾心与关注。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丛书中，作者以其独特深邃的视角，以细腻流畅的笔触，引领人们去追思探寻俄罗斯尘封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去重温俄罗斯传统的文化、道德、习俗与宗教，带我们一起走近俄罗斯这个我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本书是系列之一,是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命运的回眸与省思。作者在书中即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领域里诸多问题的多向度思考。

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在于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作者在书中即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领域里诸多问题的多向度思考。全书分为。凯歌年代”、“‘退却’年代”、“剥夺年代”、“战争年代”、“战后年代”五辑。其中涉及的论题广泛，有对苏联领导人的理解与评价．也有对苏联一系列政策方针、思想路线的全方位探讨与解析。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对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命运的回眸与省思。无论岁月怎样流淌、怎样消逝，对于苏联历史的评述总是不会停止下来的，因此怀疑、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止息。苏联的兴衰沉浮牵动着关注中国命运的人的神经。读者将会看到一段尘封的历史留给人们心目中的印痕。

序

凯歌年代

号角齐鸣——“战时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风卷红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

凯歌行进——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再探讨

面对小农——十月革命和农民与农业问题

计划的开端——列宁和全俄电气化计划

为权力而战——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最早的权力争斗

“退却”年代

改变与转向——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

农民需要自由——苏联20世纪20年代允许农民有选择土地使用

形式自由的问题

换一种方式——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

问题

要不要有人先富起来?——是富农，还是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列宁和苏维埃俄国的租让政策

国家包办不了一切——略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和

反对“耐普曼”的斗争

财主的真面孔——对“耐普曼”的再认识

放开手脚——苏联20世纪20年代工业管理体制的变革

一个被误解的概念——试析列宁有关“停止退却”的论述

剥夺年代

大转变——新经济政策是完善终结还是中止执行?

直线前进——苏联的工业化

高速前进——再说苏联的工业化

廉价劳动力——“直接工业化”和对“劳改犯人”的利用

怎样前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速度和离心力

谁决定命运?——斯大林的工业化是唯一的选择吗?

争论的代价——“一国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历史进程

换个战场——布哈林：我不愿看到那一天!

战争年代

炮火瞄准敌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经济

为了胜利——苏联的战时经济和战时经济体制

大国较量——独立和自由是风：关于历史上的西乌克兰问题

为了战利品——琥珀光泽上闪烁着历史

战后年代

战后时分——对马林科夫评价之我见

互不信任的三角——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

不是铁板——“社会主义阵营”说

“玉米改革”——略论赫鲁晓夫的改革

自留地和农机站——改组一战略进攻一回归

苏美争锋一角——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

伤心岁月——1964年lO月：克里姆林宫的“宫廷政变”

岁月沉浮——赫鲁晓夫为什么会下台?

《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总跋

在制订建设计划方面，这些史学家提得最多的是全俄电气化计划。他们认为，这一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是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生活的正常方面。这个被列宁称为“统一的经济计划”的计划是1920年2月中旬以后着手进行组织和编制的。它确实反映了列宁的从事有计划经济建设和“学会管理俄国”的重要思想。但在这方面，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这一计划是到1920年12月才编制出来，提交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而实际执行这一计划则要推迟到1921年了。所以说，全俄电气化计划虽然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却还不过是纸上文章，当然谈不到对当时的经济生活有什么重要影响了。而正是由于逐步清除“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计划才得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顺利实施，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国内战争时期是否存在着这种管理是值得探讨的。当时，在所有开工的工厂确实存在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一类的组织机构。但生产计划的制订、任务的下达、生产情况、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检查以及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供应，实际上不是由工厂管理委员会或工人委员会来决定的。这一切都是由总管理局的代表、上面各种委员会派来的代表或者由军代表来决定的。尽管工人群众参加了执行管理工厂事务的某些具体职能，但也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农群众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所有这一切也都是为“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运转服务的。

至于说到国内战争时期国家对个体农民经济的领导，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应该说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粮食政策来实施的。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粮食政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制性质，是围绕解决危机，尤其是饥饿(包括人的饥饿和工业的“饥饿”)的应急措施。这种措施随着国内战争的发展和苏维埃俄国各方面情况的不断恶化，其强制性也日益严重。从粮食垄断、粮食专卖到余粮征集制，强制性发展到“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措施。这时对个体农民经济的领导不像后来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是以安排好千百万小农的生活为依据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对待农民经济，尤其是对待个体农民经济上，“战时共产主义”的影响比较深远广泛，其后果也要严重得多，也正是这种影响和后果导致工农关系于1921年春处于了破裂的边缘。

所以，一些史学家所说的“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体现了国内战争时期经济实质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要把“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区分开来。“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指的是加速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基姆彼尔松曾经对这一思想做过解释：“当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苏维埃共和国似乎已经在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了，似乎可以不经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甚至可以跳过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存在和对这一思想和解释，应该说是恰当的。

P22

1953年，当我还是一个意识朦胧的初中生时，我就曾为斯大林的去世流下了眼泪。我记得，那是清晨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照例是中央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在悲怆的哀乐声中传出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站在那里，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而且泪水潸然而下，竟然是控制不住的。其实，那时我远远不知道苏联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斯大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我所知道的，都是报纸和广播里所宣传的，所以，从我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升腾起一种渴望，要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异想天开地要去看看这个伟大的斯大林。而现在斯大林不在了，这个愿望就无法实现了。现在想起来，大概，当时我更多的是为这个原因而流泪。这是我对现实的苏联和神话般斯大林的一种朦胧感情的流露，而不是面对苏联的历史。

又过了几年，当新一代苏联领导人走马灯似的来往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时，我又一次为苏联和苏联领导人而兴奋。记得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赫鲁晓夫来北京访问时，我正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那时，正是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加加林缔造了一个神话，而赫鲁晓夫成为“宇宙之父”的岁月，所以赫鲁晓夫的来到北京和他有可能来到我们这个学院的猜测，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朝思夜盼，结果是连赫鲁晓夫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当伏罗希洛夫来京时，我有幸被选为去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中的一分子，就为了在见到他时高呼一声“欢迎”，我们好几天都扯着嗓子练叫喊：“伏一罗一希一洛一夫!”结果这位领导人也只是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这同样是对现实的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群起效应”般感情的流露，而不是面对苏联历史。

再后来，中苏之间的分歧见诸报端，那正气十足、火药味也十足的“九评”将一个曾竭尽全力宣传和神化的苏联和中苏友好在瞬间化为尘埃。于是，一切都颠而覆之，在普通人的心中、眼里，苏联成了霸权和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而苏联领导人则成了睡在身旁的居心叵测的老虎。我感到茫然，感到是非错位后的十字路口的困顿。然而，这也只不过是身不由己者旁观时事时的一种感情流露，而不是真的面对苏联的历史。

在那个喧嚣一时、动乱不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知识不吃香，而用俄语字母标示的知识更不吃香。在工军宣队声威俱下的“改造”中，在工农群众火热的“再教育”过程中，在经过那场从人到桌椅板凳都“战略搬迁”的伟大行动中，我曾较之他人有更多的机会被指定去农村、农场，车间，去接受他人在短期内就可完成的“劳动任务”。后来，我终于被安排到图书馆工作，但那里的人们又不愿我去插手编录书目。阅览室晚间对学生开放，但苦于没有人值班，于是我自告奋勇地去值班。我人在异地异乡，又无锅碗瓢盆之累。我去值班；既解放了那些因妻儿锅台而不愿值班的人，又方便了我自己，何乐而不为!我说方便了我自己，是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的书。当学生们纷纷攘攘在阅览室坐下后，就是连续寂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就能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看书。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岁月，是一个将书籍分为不禁之书和必禁之书的年代，是一个将知识分为可以为某些人所用和不能为某些人所用的岁月。我在图书馆这个屋檐下看了许多的“禁书”，接触了相当多的有关苏联的书籍。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次幸会，一次在普遍浮躁的大环境中静下心来，重新渴求知识的难逢机遇。然而，这还不是我真正地面对苏联的历史。

后来，水电部在一位首长的指示下决定翻译列宁亲自领导并参与编制的《全俄电气化计划》。转告我们的话是：“列宁说它是伟大的计划，是计划经济的开端。列宁文集上写了不少，可就是没有人见过全俄电气化计划的文字。翻译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被找去参加这一计划的翻译工作。对于他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这次翻译对我来说，是一次标志性的转折。经过这次翻译工作，我较之他人，甚至是后来成了我的同行的我国苏联史研究者，最早地阅读了这个计划的全部文字，我进而进入了列宁文字的世界。这是我真正面对苏联历史的开始。  而这首次面对却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两点间最短距离”的直线计划?为什么这计划里具有一种凯歌式行进的精神?这只是个疑问，没有人能回答我。·因为只是疑问，所以还谈不上怀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后，我先后在《世界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研究动态》两个编辑部工作过。汇集到这里的有关苏联历史的疑问逐渐增多，于是我的目光就日复一日地专注并停留在了这个疑问逐渐增多的苏联历史之上了。

而且不仅仅是疑问，已经是怀疑了。我最早的，也是第一个对苏联历史的怀疑就是：既然列宁自己都说“战时共产主义”方式是错误的，而且这错误是包括列宁本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所犯的，为什么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新经济政策执行起来竟是如此的艰难和充满曲折与斗争?为什么斯大林要把“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说成是布哈林等人的罪过，并且要用自己的“直接工业化”和“新的新经济政策”来替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由是，我怀疑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是否正确，是否如在他亲自领导和参与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样。进而我发觉了列宁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说竟然和这本被推为无产阶级革命金科玉律的书所描述的相距甚远。

怀疑增多，阅读的数量也增多，因此，留在了纸页上的东西也增多。在怀疑、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我有机会接触了苏联解密档案。当1991年12月，苏联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中的屋顶之上飘然降落时，那些曾经被苏联执政当局视为机密、绝密、绝绝机密的党的、政府的、领导个人的文件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向了社会。翻开那一时期的报章杂志，就可看出这种“泄密”的洪流是如何的浩荡、如何的不可遏止。而在这解体岁月里，我正好身处这个国家，并亲身领受了这一解体过程的多面反应。而正是从这时起，从那些几乎发黄的纸页上所传出的信息，令我确信，我的诸多怀疑是有理由成立的，因此在怀疑基础上的探索是立于一种有可靠论据的基础之上的。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俄罗斯自发的“泄密”逐渐演变成了俄罗斯的学者和有关机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苏联档案的公开和开放。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人来说，就像是一道道深锁的大门被打开，一处处迷宫在九曲盘旋后豁然开朗，剩下的就是需要人们去辨伪、存真，去探个究竟，去弄清事实和是非了。于是，我走进了这道道大门，在那些迷宫中滞留不去。

而我的怀疑、探索和写作的过程也就无法中止下来了。终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写下了收在这本文集中的一系列文字(但这并不是我这些年来所有的有关苏联历史的文字，一些已经收集在《山外青山》和《回眸苏联》等文集和书中)。从全俄电气化计划、“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直接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囚犯劳动力、战时经济、赫鲁晓夫的改革和他的下台等，我涉及了几乎是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结论都是我个人的，怀疑也是我个人的。

我怀疑、探索的年代是一个允许怀疑和探索的年代。没有这个大环境，任何个人的怀疑和探索都永远只是个人渴求的、海市蜃楼般的追求。事实上，在这些年代里，对过去写在书本上的和现实中的苏联历史产生怀疑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我们有一批人在怀疑、探索，甚至默默无闻地伏案读书和写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批研究者是属于怀疑、探索者之列的，或者说，是怀疑、探索的一代。在我看来，做学问，没有怀疑和探索精神，是成不了事的，更不用说成大事了。因此，我现在的这本文集，不仅反映和总结了我个人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过程，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留下了我们这一代研究苏联历史的人们的足迹。

《凯歌悲壮》，就它的集名而言，它表达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全部看法：苏联的出现和兴起是凯歌式的，无论对于过去的世界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它的凯歌总是值得颂扬的；而苏联的没落和解体是悲壮的，其悲壮就是它败于不该败、亡于不该亡。我之所以颂扬是因为我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我之所以探索、再思考和重述，也全是因为我还是在渴求一个公正的、平等的、幸福的社会。

我想，无论岁月怎样流淌、怎样消逝，对于苏联历史的评述总是不会停止下来的，因此怀疑、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止息。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把《凯歌悲壮》看成是我的研究的新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是打开了又一个思维、探索的阀门，为的是让思考之水再次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打开一道新阀门，就总会有许多的感慨和想法，像泉水般喷涌出来。我曾经写过，每逢这时，我总是很兴奋，总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而今又逢5月，这个会令人的精神、精力、思维和才情勃发的时日，于是，就有了上面这篇文字，是为序。

闻一

2006年春花烂漫季节于北京南横陋室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江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助理朱卫东先生。那是2005年8月的一天，在波兰大使馆的波兰建军节的酒会上。

朱先生对我说，他在一家杂志上读到了我的《和“领袖们”交谈》《寻找俄罗斯的“古代勇士”》等文章，说是很感兴趣，并问我有无与他们社出版合作的意愿。对于朱先生的坦诚和主动精神，我深表谢意。当时，我们约定，我将给他提供一份我手中文稿的目录。

几天后，我向朱先生提交了《凯歌悲壮》《走出北高加索》《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等5部文稿的目录。我同时告诉他，这几部文告已经基本写就，但仍需要加以定稿和修订。因为，我手头正忙于其他的事，定稿和修订工作尚需一定的时日。

时隔半个多月吧，朱先生就回复说，他们看中了我的3部文稿，即《凯歌悲壮》《走出北高加索》和《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并且愿意以一套书的形式来出版。朱先生甚至提出了套书的名字就叫《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但是，要求我要尽快(不要晚于5月初)将文稿发给他们，他们也将尽快出版。他们的好意使我高兴，又使我犯难。因为，《凯歌悲壮》的稿子我想重新加以整理和编定一下。当年，还没有使用电脑，文集中的所有文字都是用圆珠笔爬格子爬出来的，将这些文稿重新输进电脑需要一定的时间。《走出北高加索》中我还有一些文章没有写出来。而《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还正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作为专栏在刊载，也没有写完。我想将交稿的时间再往后推一推。

正是由于朱先生的不时催促，我才能在繁杂的工作中，集中精力，完成了这套书的写作、修订和全部文字的定稿工作。

对我来说，现在将文稿结集出版，不仅是为了同行们的参考，而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年轻的读者们能读到《凯歌悲壮》并对它感兴趣。因此，我将原有文章中的“第一、第二、第三……1、2、3、4……”等都尽可能去掉，并且删去了原文后的全部注释。我还在各篇的前面，加了一些简短的文字。我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减轻读者阅读时的负担，并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在这一篇里将要读到些什么。接受朱先生的建议，我还将一些老照片根据其内容附载于文集中的相应文章之中。不少老照片，在国内的文章书籍中还是首次刊出。

《走出北高加索》中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2004和2005年我访问俄罗斯时写下的，只有最后一篇是2003年写成的。书中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是我留下的关于俄罗斯的形象的、色彩的印象。

《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在《学习时报》中刊载过的，它们在刊载时就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中，朱p_东先生做了很多事，尽了很大的力量。由于几本书中都有大量的照片和图片，选择、编排是个很烦琐的工作，曾熙女士不厌其烦地和我联系，以求尽可能的完美。我对他们的热情和辛勤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还要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我这套书的决策。我相信，在《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的良好基础之上，我们还会有更好的合作。

闻 一

2006年春花烂漫时于北京南横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