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四篇研究中国明代所谓“四大奇书”的专著，这些论文皆可独立成篇，分别作为对这几部作品的阐释，听任读者随意取舍。但全书也想提出一些争辩性的论点。

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作者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明代的四大长篇伟构——《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俗称“四大奇书”。作者在中国的小说评点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双重参照下，逐一详考其版本、作者与时代，分析结构与修辞，论证“反讽修正”这一艺术手法的核心作用，并将之与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思想史脉络勾连，进而认为：这四部小说的素材尽管都渊源有自，但却是地道的文人小说，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们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抱负。

作者弁言

序

第一章 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第二章 《金瓶梅》：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

第三章 《西游记》：“空”的超越

第四章 《水浒传》：英雄豪气的破灭

第五章 《三国志演义》：义士气概的局限

第六章 对“四大奇书”的理学阐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出版后记

关于君臣关系，我早已论述过，小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上至天朝下到西门庆小王国道德沦丧腐败透顶的现实图画，正如我们从另一方向看到忠臣理想被亵渎的那样，下有西门庆那样凶残贪婪、为虎作伥的地方官员，上有朝廷“四奸臣”擅权乱国。从后一方向说(即臣对君)，模范的关系无非是体现“忠”的精神。由于这一理想不论在国家宏观一级，还是外省地方一隅，都一向遭到削弱，见机行事、阳奉阴违之风盛行，结果所及，上下均受其害，到处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还看到本书依然提供了某些大义凛然勤于王事的正面例子。这个“义”字，对在位的官员们来说，其含意已近于“忠”字。这些忠臣义士包括李通判，他治家谨严，让孟玉楼在故事结尾有一个得体的下场；还有周守备，纵然他的事业无可挽救，他的忠义气概并不因为他择妻不慎娶了春梅而有所贬损。这就给周义这一名字(周是老仆人周忠的儿子，在春梅最后自我毀灭一幕中扮演了一名角色)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反讽色彩。

进而谈到兄弟关系，从小说开头就出现模仿兄弟结义的一幕滑稽闹剧(《词话》本把这一情节放在小说主体部分开始处，而崇祯本则把它移至正文第1回)到一连串不三不四的兄弟(例如韩道国与韩二捣鬼)直至彻头彻尾的假兄弟(例如陈经济在第92回和第94回两次冒充兄弟)，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关系的破败情景。在谈论这一点时，张竹坡曾指出这伙结义兄弟的头目西门庆(就这点而言，还有陈经济)自身没有同胞兄弟这一事实的意义。这也说明书中引入注目地指出了缺少“朋友有信”的情况。结义兄弟的小伙伴们利用西门庆可疑的慷慨大方，无限制地剥削他们这个小集团头儿一事是最富有嘲讽意味的。西门庆赏赐这批奉承拍马好吃白食的朋友们一些实非出自心愿的小恩小惠为他博得了常例的“仗义疏财”好名声一节又是作者有意讽刺挖苦的巧妙一笔。后来，他这种假心假意的慷慨善行得到了应得的报偿，他的这班朋友到他一咽气就迫不及待地向他的遗孀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从广泛的意义说，倘使我们把“朋友有信”的定义放大到包括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关系，那么，我们这里谈到的就涉及一整套是非颠倒的问题了。这一点，通篇小说常用有反讽意味的“人情”两字传达出来。

         P142-P143

当拙作的华语版将要付梓的今日，我觉得应该附加一言以表达此际喜惧交集之感。我身乃异邦人，来胆大妄为地发表自己对中国文化名作的管见，未免有所畏缩。尽管我从事学习中国语文早已年逾不惑，而毕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恐仍有颇多不如初学者之处。虽然如此，我所以冒昧提供本书在它们的本国出版以渎中国朋友之目，只是因为本文中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的角度稍有出入，在下面试说明其一二点。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着“文人小说”的概念。这个看法并不否认所谓“四大奇书”各各脱胎于通俗文化的民间故事、说书等现象，而只是强调这些长篇小说是经过文人撰著者手里的写造润色才得出一新的文体来，这个体裁除了反映明清文人的美学手法、思想抱负之外，也常呈现一层潜伏在错综复杂的字里行间、含蕴深远的寓意，惯用反讽的修辞法来提醒读者要在书的反面上去追寻“其中味”。我特别突出这四部泛称“通俗小说”的作品富有文人色彩的一面，并不敢表示扬雅抑俗的偏见。相反，我的用意正是要推崇中国文化传统独有的雅俗交融的伟大精神。

第二点，与治明清小说的国内学者稍微分歧的是，我硬取传统小说评注家的读法为首要的解释框架。虽然近年来大陆的中文研究界日益重视此等批评资料，而多半是用来探讨作者版本问题，仍不重视它们对小说本文含义的阐释。正如在本书序文里说明的那样，我认为这一批资料，连在最牵强离谱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因为那些评者本人原来属于四大奇书刊刻行世时的看官听众，因此他们对小说本义的理解比我们异时异地的读者离得近一些。我幸而有机会驰骋在这些批评本之中，多蒙世界各地汉籍图书馆——尤其是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的恩助。在细阅版本上的批语、序跋等文以寻绎书中言外之音时，常感到不谋而合的共鸣，使我这个局外人体会那种远方之朋幸遇同志师友的喜悦。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致谢沈亨寿老先生，他费了三年多的苦功成就本书的译稿。沈先生的翻译不仅确切流畅，而且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处处在英语拙作文理不明的地方竟窥透了原文未能讲通的本义。此外，他又详尽校勘了书中引录的各种研究资料，多处纠正原文内容上的错误。

与此同时，我也想乘此机会向徐朔方教授表达无穷的感激。徐先生对本书原来构思和成文曾有莫大的贡献，后来在中国发表译文一事也全赖他的友好斡旋。此外，在本书写作修改的过程中也曾经请教于多数国内外文研界的老师学友们，深恐拙作会污其芳名，所以不敢一一列举致谢。无论如何，本书有不少不足之处，无非是由于我本人知识不全，读法不对，在此只能垂首敬请中国朋友笑纳指正，以使我能实现一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愿。

         1991年春

         (作者以汉语书写)

本书的翻译工作，经过三年多努力终于完成了。

原书末附有《“李卓吾”各种评本》一文和原著引用的四大奇书版本说明，由于篇幅关系，上述内容都给删去了，因此，各章涉及这两部分的注释也都删除(原著引用书目和引文出处也均未予另行译附，四一六各章注释中的有关引文出处就在各条注释内标明)；同时，考虑到国内读者的实际情况，注释中有关外文书刊的极大部分内容都经作者同意予以删略，因而译本与原著的各章注释号次不尽相同。

本书的译述，承徐朔方教授的关怀和鼓励，又承作者浦安迪教授本人在百忙中对译稿详加校阅，谨此致谢。在翻译过程中，得力于妻子王珠翠和孩子沈弘的誊清校订，并承颜依青同志为我审阅译文，这里一并致谢。

虽然我对译述作了不懈的努力，难免仍有词不达意、愧对原作之处，只有请求读者原谅了。

          沈亨寿

          1991年12月

本书注定将会成为经典。导论部分非常出色。就我所知，无论欧洲还是亚洲的研究，还没有人能以如此简洁而又令人信服的方式，为我们概述文学史与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勾连这一关键性的领域。中间分析四大名著的章节是我所见对相关主题最好的讨论。

    ——余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