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中国的儒家经典，也是过去读书人必读入门的“教材”。而今的我们虽然已不必再走科举之路，但是儒家精神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大学》、《中庸》是中国古典珍品之一，本书很好地诠释了这两部经典之作。开卷有益，既能增长文学知识，更能体会到中国古代儒术的精神力量。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总序

序言

朱子序

一、经一章

二、传首章

三、传第二章

四、传第三章

五、传第四章

六、传第五章

七、传第六章

八、传第七章

九、传第八章

十、传第九章

十一、传第十章

本章借鬼神的作用来比喻诚道的作用。孔子在本章里赞扬了鬼神的功德。这段话，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谁记下来的，都没有记载。

在《论语》里，有几章孔子阐述了自己对鬼神的态度。孔子对鬼神的根本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第二十二章)，又“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第二十一章)，可以看出孔子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这样，就摆脱了古代迷信鬼神的观念。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进步表现。

但孔子并没有直接否定鬼神的存在，而且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第十二章)认为人在祭祀时，是要把鬼神当做真正存在那样的态度来对待的。在祭祀者的诚挚之心中，当然希望所祭的对象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争论鬼神是否真有。在祭祀者以至诚祭其先祖时，心申所愿鬼神之为有，与承认鬼神之为客观、实在的意义并不一样。可以说，祭祀时所肯定为有的鬼神，是与祭者的诚心一体呈现的。其实，离开了诚心，就没有所谓的鬼神。即这是祭祀者希望被祭者仍然存在的一种诚心的肯定，所谓“心诚则灵”，不是一般的迷信鬼神存在的想法。这是《中庸》后文所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义。现在《中庸》言鬼神，盛言鬼神之德，也是在上述的诚敬的心情的要求下说的，并不是肯定鬼神为客观的实在(当然也不是说鬼神一定不存在)。这是就仁心诚体之不已，遍及一切，对鬼神也要求能有所通而说的。

有人认为这一章及十七、十八、十九各章，与《中庸》的本文无关，是由礼家所掺杂进来的。但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庸》是由内心之诚以言鬼神的功用，借鬼神的功用，以显诚之不可掩。可知本章和下几章的思想也不是与《中庸》的本文无关。至诚之心无有不及，是遍及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的。若一定不让人说通于鬼神，则仁心为有限，就不是体物不遗的本体、宇宙论意义的本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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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种书写作的时间不同，到了朱熹的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程颢、程颐的意见，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就贯串起来了。关于四种书排列的顺序，朱熹根据二程的意见，把《大学》排在第一位，其次是《论语》、《孟子》、《中庸》。程颐认为，《大学》这部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是“初学者入德之门”。朱熹则认为，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就能领会《论语》、《孟子》里精微的分别去处，也就融会贯通了《论》、《孟》的旨趣；至于《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书中阐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初学者领会较难，但在学过《论》、《孟》之后，再学《中庸》就比较容易了。所以，他将《中庸》排在最后。

在封建社会，《四书》是学生学习的教科书。特别在元朝仁宗皇帝的皇庆二年(1313年)，朱注《四书》被定为科举用书，而《学》、《论》、《孟》、《庸》的排列顺序也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近代，人们说到《四书》的顺序，却改为《学》、《庸》、《论》、《孟》了。原因在哪里呢?据说是印书商人认为《大学》、《中庸》篇幅都不长，合为一本较合适。于是，人们买到手的上述四种书便是《学》、《庸》相连了。由于这样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人们也就默认了，而不再问其是否合理。

今天，我们学习《四书》，目的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是为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学习如何做人做事。由此而言，则《四书》中《论语》是最重要的，《孟子》次之；至于《大学》和《中庸》，虽富于哲理，但领会较难，所以我把它们放在最后，并且根据出版社的意见，把它们合在一起出版。

“四书说解”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写完了。

我与四书的情结，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我的原籍是河北省丰南县于家泊村。我家在于家泊是数一数二的大户。我家大门两侧有一对石狮子把门，前后有四层房子，自北而南，有三层瓦房，中间有东西厢房，最后一层是平房，平房后面有一块园田。宅院两边有间道，东间道狭窄、阴湿，常有蛇蝎出入，人们不走。这里有一棵椿树，高过房顸。春天爬上树去采香椿芽，回来拌豆腐吃。西间道很宽，大车可从西间道直通后院。

从正门进去是穿堂，穿堂上有一块匾，大概是节烈匾，是表扬哪位先祖的，我记不清了。院里的甬路都是大条石铺的。瓦房的后房檐上养着鸽子，各堂屋都有燕窝，麻雀更是成群结队，使整个宅院充满生气。

曾祖父是治家的，我家宅院是曾祖父时盖的。到了祖父辈，家道逐渐衰落。祖父是哥俩，后来分了家，第一、二层瓦房分给我祖父。祖父早年逝世，家里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我的伯父和老叔到山海关机务段去打工，父亲有幸得到念书的机会，到昌黎旧制师范去念书。虽说是念书，也很困难。每逢放假回家，祖母就说：“别念了，家里没钱。”这时，父亲都要请同族的长辈来劝说祖母，好不容易才放我父亲走。其实那时念书花钱并不多，特别是念师范。由师范毕业后，父亲回乡教私塾，受到乡亲们的敬重。那时我还不懂事。后来父亲由同学高绍基校长的引荐到山海关扶轮小学教书。我稍稍懂事后，母亲曾告诉我，靠门房那间屋子，是父亲教私塾的教室。房门锁着，从门缝还能看到一排排桌椅。

大约我六岁时随全家到了山海关，后来父亲又随高校长转到皇姑屯扶轮小学，我们全家也迁到皇姑屯。这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那天夜里，大人们都心惊胆战，谁也没睡觉。我虽然半睡半醒，但那隆隆的炮声，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二天，我家就随逃难人群挤上火车回到故乡。父亲在学校留守，因为没有把办公室和教室里的孙中山遗像取下来，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后来托人才放出来。

我回到故乡于家泊后，在族兄幺峻岩家里读私塾。幺峻岩大哥是父亲的学生，开始是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族兄很严，我很少看见他笑。早晨是背书，规规矩矩站在他面前背诵学过的篇章，年龄大的孩子已经背诵《论语》、《孟子》了。然后分批学新课，学完后，坐在炕上摇头晃脑地背诵新课文。中间没有休息时间，门上挂着一个小牌，拿到牌才能去厕所，所以每次去厕所只能一个人，快去快回。

1934年，我家又随父亲到了锦州，我就在铁路扶轮小学念书。这时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1936年举行毕业典礼，全校师生参加，教师站在讲台两侧。铁路局管教育的日本人也参加了。就在唱伪满“国歌”的时候，站在日本人对面的马醒吾老师没有唱。会开完，日本人下令，立即把马老师开除。父亲也没有唱，因为站在日本人后面，没有被发现。马醒吾老师去了南口，临行前到我家告别，对父亲说：“二哥(父亲行二，年纪稍长)，你也别在这儿千了，到南口去吧!”父亲因为家室之累没有去南口。1938年南口沦陷，父亲听到消息后，对我们说：“南口被日军占领了．不知你马叔一家怎样。”

这一年我从小学毕业。因为铁路小学是秋季始业，而地方中学是春季始业，所以我不得不到教会立的地方小学——育贤小学补课半年。育贤小学六年级开《论语》课，讲课的是瘦瘦的戴眼镜的张老师。他讲课很有感情，当他讲到“巧言令色鲜矣仁”时，一拍桌子说：“巧言令色的没有好人!”他的话使我第一次想到人应该怎样活着，他的话似乎融化在我的血液中，使我终生难忘。人不能靠巧言令色活着，人应该做一个正直的人。由此，我想到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如何做人，应该在小学就开《论语精读》课。“学而时习之”，“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名言。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且《论语》的话，可以立即付诸实践。同时，《论语》中的话是汉语的典范，熟习《论语》可以大大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质，为孩子们今后的发展也积累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教育工作者应该知道，语文课在中小学各科中，是最最重要的一科。

在中学四年，学了不少古代散文，但没有学《四书》。只是最后一年，为了考大学，父亲给我和三姐夫李东文讲了《孟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父亲讲《四书》了。但我与《四书》的情结并没有断绝。

从上大学起，我与许多同学一样，逐渐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在长春(伪满新京)念法政大学时，星期天没事总爱逛日本的旧书店。当时日本的新书店因为战争的关系，并不景气，而旧书店却生意兴隆。日本的图书出版发行业在世界是一流的(我曾为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朋友译过一本关于日本出版发行的小册子)，旧书业也随之发达。那时我省吃俭用，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日文旧书(一本岩波文库旧书也就两三角钱，新的卢梭的《妇人伦》每册四角，《忏悔录》三册、每册六角)。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日本人都遣送回国，书是不能带走的，所以日文书十分便宜。我趁机买了约两千册日文、英文等旧书。可惜解放时母亲在沈阳，我在锦州，母亲怕一屋子外文书籍带来麻烦，就全都卖废品了，包括书架。只有寄存在锦州岳父家的几百册日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解放后重新起步，逛新华书店是常事。在上世纪的50年代，我每月的工资是77元。我每月至少要拿出10元钱买书。那时1O元钱可以买10本像样的书。为了要买到所需要的书，我曾几次去北京。1997年我还和北京万圣书店建立了联系。几年来，有据可查的，我从万圣书店至少邮购书30次。此外，我还长期订阅了《鹅湖》、《孔子研究》、《易经研究》、《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期刊。就这样，几十年来日积月累，到我离休时，家里已有藏书七千余册，其中约十分之一是关于儒学的。

爱藏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书到手之后，即使不能全读，也要翻一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下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翻来翻去，自然积累了一些知识。可以说，几十年来，我是生活在书堆里，但却是越读越感到在名家面前自己的渺小。如果给自己定位的话：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

1984年离休后，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才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新儒学和儒学典籍。

从上述可知，我没有扎实的儒学积淀。以我这样薄薄的积淀，想解说《四书》，真是难上加难，真有登山者要登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那样的感觉。我曾和朋友说笑话，我说：“解完《四书》，不死也得脱层皮。”后来这句话真是不幸言中。就在我把《孟子说解》写完正抄到一半时，突然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四个月。本想自己抄完，但病在床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早些出版，最后还是长女幺敬一替我抄完，由好友金大为教授帮我校阅，在今年一月才把稿子寄给了出版社。《大学说解》和《中庸说解》是在我半休养状态下写完的，很难说已把其中的道理说透。

积淀不厚，就必须求助于人。所以我在写“四书说解”时，参考了许多古人和时人的著作。主要的有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牟宗三先生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心体与性体》、《孟子讲演录》，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还有许多参考书，不能一一列举，谨向各位作者致谢!

去年十月，台湾的王财贵教授送给我四册“四书疏解”，对我的后期写作有直接的帮助。《大学说解》我主要参考了岑溢成先生的《大学义理疏解》，《中庸说解》我主要参考了杨祖汉先生的《中庸义理疏解》。即使这样，由于水平所限，“四书说解”仍是十分粗浅。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在《康德道德哲学(四)》中一再说，《孟子》很不好讲，很多老先生、老师宿儒(包括朱熹)都不能讲《孟子》，讲《孟子》都讲得不对(见《鹅湖》2005年第12期)。虽然我学习了牟宗三先生和古今学者的许多著作，但仍感到我的有关《四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差。要我作“四书说解”，只能说“惭愧”二字。我热切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我毕业于东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语文课，后来我所以转向儒学，一则是由于平时的爱好，一则是因为社会的需要。我深深感到，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精神，而能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就是儒学，两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也是如此。可是今年我在3月19日的《文摘报》上，读到了郑永年先生写的《中国怎样追求文化崛起》，知道郑先生并不这样看。他以新加坡为例说：

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高度重视儒学，要用儒学来弥

补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病。于是．把世界上最著名的

学者请到新加坡(东亚哲学所)，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把儒

学等传统文化编成中学教科书。但试验并没有成功。原因有

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儒

学生存的环境了。

郑先生所追求的要崛起的文化是什么呢?他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应当说是一种新文化崛起的标志。这种新文化无疑是一种人本主义文化。人本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不难看出，郑先生显然错了。我国在五千年前就提倡人本主义。《论语·尧曰》第一章就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告诫舜说：“假如天下百姓陷于困苦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地终止了。”孔子就以这种思想教育弟子．所以把它收在《论语》里。孔子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家里马棚失了火，他退朝回来知道后，只问是否伤了人，而不问马(《论语·乡党》第十七章)。据文献记载，在孔子之前的西周初期，五个奴隶的价格才等于一匹马。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社会正在转型，人的地位提高了，但社会上层“重马轻人”的思想，还是难以转变。而孔子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他不但反对野蛮的人殉制度，甚至反对用人形的陶俑、木俑殉葬。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四章)儒学的人本主义运用到社会和政治上，就是民本主义。孟子明确提出，理想的政治必须是民本主义。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

看来郑先生提出的作为新文化崛起的标志的人本主义，在中国并不新，它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它是儒学人文精神的体现。郑先生一方面说“人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一方面又说“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传统儒学生存的环境”，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应该如何理解呢?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打出“人本主义”的招牌。封建思想可以，资本主义思想也可以，社会主义思想同样也可以，所以我们应该细究其内涵。在21世纪的今天，不能说对人民施些小恩小惠就叫做“人本主义”，彻底的人本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是老百姓自己说了算。

至于郑先生说新加坡推行儒学没有成功，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的生存环境，看出郑先生既不读书，又不读报。我读了郑先生的文章后，就向上海社科院的罗义俊先生了解新加坡推行儒学的情况。罗先生说，他有一位朋友在新加坡一所大学任教，从他那里得知，新加坡推行儒学虽然不能说是成功，但也绝不能说是失败。至于郑先生说“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生存环境”，不知有何根据?难道就是根据得到的有关新加坡的错误信息吗?且不说国内国学热的升温，就是在国际上，对儒学及中国文化的重视也与日俱增。去年国务委员唐家璇先生在纽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世界各国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看来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尽管历史人物成千上万，但能拿得出手的，能让世界各国点头的，首先是孔子。郑先生说“现代社会没有传统儒学生存的环境”，那就等于说，中国是在把一具僵尸推向世界。可见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观点!我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学，有无限的生命力，今天在中国有用，在世界也有用。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就没有生存的环境吗?难道今天应该提倡“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吗?的确，“巧言令色鲜矣仁”在今天是行不通了，只有“巧言令色”才能行得通。呜呼!

郑先生似乎也在关心中国文化，但读了他的大作，感到他是“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十四章)。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儒学，对待儒学，请参看拙作《论语说解．序言》。

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得到好友罗义俊先生和齐鲁书社的支持和鼓励；好友金大为教授自始至终对拙作进行了审阅和校对，使我能放心地把原稿寄出去。在这里向罗义俊先生、金大为教授和齐鲁书社的李兴斌主任、李军宏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向关心我的朋友致敬!向读者致敬!向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和读者致敬!

                 作者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