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群星灿烂的中国学术界，有一颗学术之星曾经如此耀眼。但到20世纪下半叶，这颗耀眼之星却被漫天云霾遮蔽。今天，岁月的封尘拂去，人们蓦然回首：发现他的学术见解是如此精辟与超前；尤其是，他给中国民族性进行的号脉如此到位，以至于人们以为：他是否就是时代的先知，竟能对数十年后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缺陷的症状与症结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言?

他就是潘光旦——位终生在社会学领域耕耘不辍的深有造诣的学者。其实，仅仅说他是一位学者是不够的，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一位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思想家。然而，与当时乃至后来许多思想与学术两相分判的“思想者”不同，他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分析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心理，提出了不少超出于“常识”的见解。

本书是文化名人图传系列之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清华巨子、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与翻译家潘光旦的一生。

潘光旦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与翻译家，其治学范围广阔，中西贯通，文理融会，不少著述已成为我国现代学术的经典。其毕生著译约600万言，大部分收入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与云南民主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费孝通教授谈到潘光旦时说：“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住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已’之所需。”

本书作者为社会学博士，研究潘光旦多年，愿与读者一起分享这位学人的精神追求与名彩人生。

水木清华：小荷已露尖尖角

书香门第

求学清华

初露头角

双拐人生

从┻社到1921年“同情罢考”

在美国的四年

十里洋场：冷眼看繁华

1926—1934年：学者与多产的时评作家

“全心全意的、有选择性的采择西洋文化”

清牮杏坛

西南联大：学术人生的转折

“图南”前后

转徙西南

译注《性心理学》

编译《优生原理》

鸡足山之游

从学人论政到学人参政

成熟的思想家

开辟新人文思想的端倪

人文思想视野下的社会学

清华复员之后

“教育需要更张”

新时代的沉浮

新中国成立前后

反右之前的学术工作

风云突变

落寞岁月

命殒“文革”风暴

尾 声

附录：潘光旦生平与重要著述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校后记

在上海市宝山区西北部，有一座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古镇——罗店。罗店成陆于唐代前期，宋代开始有人从事渔盐业。自从开挖顾泾、大川沙、黄白泾等河道后，这里就成了江南水乡。罗店随之发展成为一个较大的渔村。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有位叫罗昇的人来此开设罗氏店堂，并附设招待客人的窝铺(即旅馆)，自此以后，远来商贩住宿方便，商业贸易就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农村集市，并得名罗店。作为太(仓)嘉(定)宝(山)三地连接点，罗店是上海北郊的重镇，它水陆交通便利，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雍正二年(1724年)后，它成为宝山县首镇。罗店在历史上长时期经济繁荣，富商云集。同时，它也是一个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的古镇，明清两代出过进士8人，举人22人。近代产生过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教育学家曹孚、细菌学泰斗杨敷海以及多家世代名医。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潘光旦，也降生在这片土地上。

1899年8月13日，潘光旦出生在当时尚属江苏省的宝山县罗店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原名潘光亶，在清华学习后期化繁为简，将“亶”去头留尾，改名潘光旦，以之行世。因排行老二，以“仲昂”为字。潘光旦兄弟三人，哥哥潘光矞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先做小学教员，后在上海从事工商业；弟弟潘光迥，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曾任铁道部主任秘书、交通部次长等职。他的家族在宝山县当地较有影响，民国年间修的县志对潘光旦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生平、业绩有详略程度不同的记载。

罗店潘氏算不上过去人们常说的“世家大族”或“望族”。按照过去人们通常的理解，“世家大族”或“望族”往往世代为官，积累下足够的物质财富，形成一种显赫的社会地位，乃至积蓄下深厚的文化底蕴。拿这把尺子一量，罗店潘氏远远不够格。1951年参加土改时，潘光旦自述其家族情况是：“我的祖先十六代以前就离开农村，进入市镇，一向商读兼营，不识农民疾苦；商读的结果，据谱系记载，老辈传说，既没有做过大官的人，也没有发过大财的人，因此，除了拼拼凑凑不到十亩的祖宗长眠的坟地而外，从未有过田产；除了清明祭扫而外，根本和农民没有什么接触。”既无地产，又无大官大财，“世家大族”或“望族”是算不上了。但是，潘氏家族自有其值得骄傲的传统家风，那就是读书种子代代不绝，一脉相承。P2-3

在20世纪上半叶群星灿烂的中国学术界，有一颗学术之星曾经如此耀眼。但到20世纪下半叶，这颗耀眼之星却被漫天云霾遮蔽。今天，岁月的封尘拂去，人们蓦然回首：发现他的学术见解是如此精辟与超前；尤其是，他给中国民族性进行的号脉如此到位，以至于人们以为：他是否就是时代的先知，竟能对数十年后一个民族精神性格缺陷的症状与症结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言?

他就是潘光旦——位终生在社会学领域耕耘不辍的深有造诣的学者。其实，仅仅说他是一位学者是不够的，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一位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倾注了毕生精力的思想家。然而，与当时乃至后来许多思想与学术两相分判的“思想者”不同，他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分析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心理，提出了不少超出于“常识”的见解。

潘光旦早年在美国攻读的是生物学与优生学专业。他还一度对于性心理学殊有兴趣，翻译过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的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二十岁出头时，曾写作《冯小青考》，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明代一位传奇女子作过精神分析诊断。看来，潘光旦接触西方学术新知是相当早的，且颇有“悟性”。然而，他不甘于仅仅当一名纯粹的学者，他要运用他所学的科学知识，来为一个民族进行精神诊断。

说潘光旦对中国民族性的解剖是‘科学的”，乃因为他据以观察与研究中国民族性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生物遗传论。这种进化论、生物遗传论与社会学的结合，催生了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杂交的交叉科学—一生物社会学。潘光旦后来对生物社会学情有独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也罢，以群体方式存在的民族或者整个人类也罢，其实都具有“二元性”，即一半具有生物性，一半具有社会性。因此，观察与解剖人的最锋利的手术刀，自然就是兼有生物学视野与社会学视羁韵生物社会学。这种看法在当时自然十分新鲜，即使将它置于今天来看，也仍然会令人啧啧称奇。潘光旦认为，这种将人视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的看法，是有着充分的科学实证与社会历史文献根据的。

然而，潘光旦不满足于仅仅对事实作客观的观察与描述，他还试图提出一种观念，将人的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加以调和，从而建构一种新型社会学理论，可以有助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性的改良和重生——这就是他后来致力于提倡以“位育”为中心的新人文史观的用意之所在。他解释说：“《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以解释说‘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安所遂生，是谓位育。”(见潘光旦《说乡土教育》一文)要理解潘光旦为什么要把“安所遂生”称为“位育”，不妨把他对于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的关系的看法联系起来。他认为，人一方面是由环境、历史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人又不完全是环境、历史的被动适应的产物。换言之，人固然一方面由环境与历史所决定，另一方面，却又无时不在改变环境。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满意于一般人将生物进化论中的“adaptation”或“adjustment”翻译为“适应”或“顺应”，而认为应当释作“位育”，以体现人与环境、历史的双向互动关系。当然，在他看来，这种对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的理解，又仍然是来自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潘光旦不满足于做一位立足于对人性与民族性进行实证的科学考察的社会学家，他认为历史上的人性，也包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有其不足，从而试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予以改良。从这方面来看，他又是一位充满社会理想的人文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他称以“位育”为中心的生物社会学思想为“新人文思想”的缘故。概言之，他的“位育论”生物社会学，其实是以人文精神为体、以科学方法为用，最终以服务于改良人性与民族性为鹄的。

在具体论述以“位育”为中心的新人文史观时，潘光旦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认为人性是“囫囵”的，假如分解地看的话，它包含三个方面：通性、个性与性别。而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这三者得到满足并且统一，即通性、个性号性别都得到全面发展，而相互之间又不发生摩擦，甚至是相得益彰。他说：“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就是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如此发展而成的任何一个人格，各在其可能发展的程度以内，可以有其宗教信仰，有其艺术欣赏，有其科学认识，有其政治见解，有其就业的技能，即或在若干方面，因天赋特长而宜乎略作偏重，在若干其它方面，因天赋不足而不免稍有偏枯，亦无害于生活的‘以群则和，以独则足’。”又说：‘要个人生活与人格的健全发展，要通性、个性、性别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教育，在一种通达的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要社群生活与群格或国格的健全发展，要秩序、进步、绵延三节目的不偏废，责任端在政治，在一种通达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见潘光旦《个人、社会与民治》一文)也许，潘光旦这种关于人性完善统一的想法并非他所独创，但他思想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这种人}生完善的追求不是诉之于乌托邦的想象，而是建立在一种科学实证的生物社会学的基础之上。

潘光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教育的提倡者之一。而他的自由主义教育观，又是以“位育”作为思想理论依据，针对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发达以及工具理性教育的片面伸张而发的。在《教育与位育》一文中，他说：“以前的种种，只是‘办学’，不是‘教育’，教而不能使人‘安所遂生’，不如逸居而无教，以近于禽兽之为愈，因为它们的生活倒是得所位育的。”这话虽说得似乎有点极端，但用意是明显的：现代教育制度已经愈来愈远离了“位育”这一培养完善人性的教育理想，因此必须彻底更弦换辙。他提出的改革教育思路，就是将人从工具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恢复其本源意义上的人性。潘光旦的这种教育观，可以看作是以“人格主义”为导向的。他说：“有了明能自知与强能自胜的个人，我们才有希望造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健全的社会意识由此产生，适当的团体控制由此树立；否则一切是虚假的，是似是而非的，即，意识的产生必然的是由于宣传，而不由于教育，由于暗示力的被人渔猎，而不是由于智情意的自我启发，而控制机构的树立也必然是一种利用权力而自外强制的东西。”(见潘光旦《说童子操刀》一文)潘光旦这段话写于60年前，至今读来仍觉空谷足音。

其实，说潘光旦是一位将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社会学家，这话还只说对了—半；就终极信念而言，他却是一位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以“位育”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充满着乐观态度，而且付诸于教育实践。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时候，大力呼吁“通才教育”的道理。并且，他把提倡“人文学科”视为实践这种教育理想的最好方法之一。在《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这篇文章中，他借英国思想家席勒的口吻说道：“一门科学，因为过于钻研，过于玩弄术语，终于会断送在这门科学的教授手里，所以一门科学的最大的敌人便是这门科学的教授。”而人文学科的最大长处，就是可以培养人的一种综合与通观的能力。这种综合与通观能力，与其说是技术层面与学科层面上的，不如说是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的。他历数惟科学马首是瞻的“科学主义”带来的危害时说，“科学的发展根本忽视了人，尤其是忽视了整个的人，而注其全力于物的认识与物的控制”，而人文学科则足以解科学之“蔽”。因此，他提出发展人文学科的两条建议：第一，在高中与大学的前两年，应尽量地充实人文的课程，文法院系固然如此，理工院系更属必要。这是属于实际操作方面的。第二，是理想的提倡。他心目中弥足珍贵的理想是“宇宙一体”、“世界一家”与“人文一史”；而就前两者的真正落实来说，都离不开“人文一史”；而人文学科之妙，就在于能培养人的“人文一史”情怀。

可以看出，潘光旦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科学到人文的发展过程。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却又始终寄寓在他对科学的信念之上；即使他后来对于科学之“蔽”的批判与反省，也都是诉之于科学的理性分析。由此观之，潘光旦的思想其实是很难化约为某一种类型的。科学乎?人文乎?潘光旦似乎总想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因此，假若强为之名，他是一位‘科学的人文主义者”。

然而，仅仅读潘光旦本人的学术著作，我们即使能看出他思想中科学与人文的紧张，但这种紧张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体现他的这种思想张力的学术重要观念，比如说“位育”观念，其形成又有何种机缘?似乎难以猜测。于是，我们会想到必须“知人论世”。孟子以为，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了解他的家世与学术渊源，甚至深入到他的内心隐蔽世界，洞悉其思想观念产生时的某些心理活动，等等。但我认为，这还仅仅是我们重视人物传记的原因之一。其实，对于学术与思想人物来说，人物传记之所以重要，固然由于可以使人增加人物身世与经历的知识而加深对传主思想的“同情之了解”；舍此之外，大凡重要的学术与思想人物，其传记却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我们还可通过读这些人物传记来“以人观世”：为什么某一种学术与思想人物，仅只出现于某一个历史时期或社会环境之中；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催生了某种学术与思想人物的出现?这常常是我们读历史人物传记时所关心的。就许多读者来说，这种对于人物出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关心，一点也不亚于对于传主思想的关切。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本好的人物传记，不仅可视为对于了解传主思想的极好背景材料，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幕史诗：我们从中得以观看这部壮阔史诗中出现的各种人物与场面；至于传主的抽象思想与观念，也借助这种史诗叙事而显得愈益丰满。我的意思是：学术与思想人物本人的学术文字，与关于学术与思想人物的传记，一方面是相得益彰的；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不同的指向与功能。这是我以前读了潘光旦本人撰写的学术与思想文字之后，而今又读《潘光旦图传》一书而生发出来的感想。

《潘光旦图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潘光旦思想形成以及学术活动的许多具体细节。比如说，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的形成，可能接受了其早年朋友兼同乡金井羊的影响(第154～155页)。又比如，潘光旦与朋友在云南洱海夜游遭遇风浪，竟然触动灵感，关于“位育”的妙语口出如珠(第133～135页)。当我们读着后面这些类似于‘夜泊秦淮”的美丽文字时，我们与其说是在思索潘光旦思想的形成过程，不如说我们业已置身其中，与传主一道在观赏着洱海夜色。我们会恍然大悟：潘光旦之做学问，原来也有如此悠闲之一面，真是具有“魏晋风度”的“性情中人”。从而，我们不仅是在进行理智的思考，而且从中也获得了审美的享受。读《潘光旦图传》，我们真的是在与传主一起神游那过去的时代，并缅怀起那已逝的时光!所谓“知人论世”与“以人观世”，又岂可以截然分开!

还是回到潘光旦本人来罢。《潘光旦图传》写出了潘光旦早年的丰采，以生动的笔触烘托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氛围，是一幅精美的关于那_去不复返的历史时代的存照，这无疑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人物如何成材的极难得的素材，但本书也不忘记告诉我们的是：晚年的潘光旦如何地寂寞：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本是残疾的身体备受非人摧残，以至终于“命殒文革风暴”。这或许不只是潘光旦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像他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生存境遇。也正因为这样，《潘光旦图传》染上了一层悲剧性之美。本书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一个为什么一种学术人才与思想人物再也无法出现的历史见证。潘光旦关于“人才”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是：“遗传”本是人才得到出现的生物性根据，而社会制度作出的“选择”，却注定了人才会不会出现，或者是何种“人才”才能出现。呜呼!难道潘光旦关于“人才”的学术文字，还必得以他的个体生命来加以诠释?甚至还得加上整个一代学人的悲剧性结局来作为铺垫?假如说我读本书的前部分时，曾经一度处于精神性的愉悦与欣赏之中，那么，翻至末页，读着这些以个体生命的悲剧命运来作旁证或“注脚”的文字，我竟不由得唏嘘涕泣。

但是，掩卷之余，理性的沉思终于战胜了情感方面的沮丧与沉沦。我看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潘光旦又走出来了，带着他的关于“位育”的思想，来继续为今天中国的民族性把脉来了。

胡伟希

2006年3月于清华园

从最初接触到潘光旦的著作，到写作这本《潘光旦图传》，前后已有12年的光阴。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初阅读潘光旦著作时的情景。那是1994年初，我正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在学期末准备一门枯燥的考试时，一天晚上为了放松一下脑筋，我从同学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梅贻琦教育论著选》，随便翻阅。我们那个时候的清华文科学生喜欢重温老清华的旧梦，藉以平衡自己在这个理工至上的校园里所感受到的不适。梅贻琦的儒雅是耳熟能详的，只是他的著述还没有看过。随意翻阅他的论著选集，大部分文章不是讲话，就是校务报告，很难满足那个年代年轻气盛、好高骛远的我的胃口。直到看了《大学一解》和《工业化与人才问题》两文以后，我才从心里“服气”起来。晚上11时，在宿舍上铺昏暗的灯光下，我注意力集中地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心里不禁说了一句：就凭这两篇文章，够得上一流教育家的称号了。从“论著选”中《工业化与人才问题》一文的说明里，我得知这篇文章的起草者是潘光旦，也不由得对他生出一份敬意。考试结束后，在海淀图书城买了一本三联版的《性心理学》，用了一天时间兴味盎然地读完。然后拜访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黄延复先生，从他那里得知，我极佩服的《大学一解》一文也是潘光旦执笔的。此时除逢《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出版，我很快买来一本读了一遍，这种钦佩之情越发强烈。那一年春节，我一个人在宿舍过，冷冷清清的，倒也自由自在。平时有课业负担，没有闲时间大量阅读专业以外的书籍，那时恰恰有机会纵情浏览潘光旦的几本书，精神生活是相当充实的。

从当时的学力来说，我没有能力深入地把握潘光旦的学术思想。感谢我的导师胡伟希教授，在我初步报告读书心得时，他就鼓励我将潘光旦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他不拘泥于学科界限的开阔学术视野深深影响了我的课题选择，若非他的指点，对于潘光旦的学术思想，我很可能永远停留在“票友”的阶段。

清华大学是潘光旦学习、工作时间最长的学校，他的著述找起来还比较方便。1995年，在图书馆古色古香的库存本阅览室安静的环境里，我开始系统的阅读潘光旦的著作。我的研究对象多年前曾经在同一座建筑里读书、办公，还曾是这座图书馆的馆长。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有时居然发现手里的书是他赠与图书馆的，上面有他的手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既兴奋，又亲切。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何兆武教授、钱逊教授，历史系的刘桂生教授都在我的研究过程中给予了具体的帮助。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的编者刘青峰教授亲笔来信对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给予鼓励，并予以发表。这些事情发生时的情景，直至今天还如在眼前。这些师长的帮助、鼓励促使我在这条崎岖的路上能够走下去。我永远感念他们对后辈的热心帮助。

感谢北京大学的胡寿文教授，他思想的深刻、文笔的流利，尤其是对于后辈异乎寻常的宽容深深地感染着我。潘乃穆、潘乃谷两位教授在潘光旦的研究文献方面给予我许多帮助，尤其是潘乃穆教授，还时常与我讨论问题，使我获益匪浅。这本书里的“图”，绝大多数是她们提供并授权的。

1999年至2003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指导小组的成员王铭铭教授、马戎教授、潘乃谷教授、刘世定教授都在学术上给予我许多帮助。这些年我在学术思维、学术表达上如果说还有点进步的话，那是与他们的帮助密不可分的。

我还要感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许多师长，是他们让我在人生的阅历上、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起来。感谢本所闻黎明教授向湖北人民出版社推荐我承担这本书的写作，书中插的一幅闻一多家书的图片是承他慨允提供的。

内子雷家琼与我一起度过目前较为艰难的日子。这本书脱稿后，她帮助校阅文字，纠正了不少错误，并使文字表达更加规范、精炼。在此也向她表示我的谢意。

本书希望兼顾专业读者和非专业读者，因此省略了所有注释。书中吸收了他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对我个人以往的成果也有所采择。对所有其他成果的作者们，在此谨表谢意。写作过程是一个思想深化的过程，本书中的有些观点对我以往的成果有所拓展、修正，谨此说明。

吕文浩

2006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