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家巴金在不同时期选编、配文并主持出版的四种画册，包括《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苦难》、《西班牙的曙光》、《纳粹杀人工厂》四部，这些画册，都是关于苦难和斗争的，重刊这四部画册，也是为了让人铭记那些苦难的时光，弘扬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展示了作者反西斯的精神。

这些图画乃是真正的艺术之最优美的范本。它们生活着而且呼吸着。虽然作者谦逊地称它们为“这些速写”，但是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忱，都闪耀着受苦和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

致树基(代序) 巴金

西班牙的血 [西班牙]加斯特劳绘 巴金编

序巴金

前记巴金

献辞C．N．T全国委员会

给散布在全世界的加里西亚人加斯特劳

绘画(十幅) 巴金配文

西班牙的苦难 [西班牙]加斯特劳绘 巴金编

序加斯特劳

绘画(十幅) 巴金配文

西班牙的曙光 [西班牙]幸门绘 巴金编

前记巴金

献辞C．N．T．F．A．J．

绘画(三十一幅) 巴金配文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 巴金编

前记巴金

关于奥斯威辛和布惹秦加 巴金

照片、绘画(二十二幅) 巴金

附录：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巴金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符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

P193-194

             致树基

树基：

还有，你决定把那三本小画册编入第十七卷，我也同意，篇幅的问题有时也要照顾到。三本画册中对《纳粹杀人工厂》我看用不着多作解释，不过对两位西班牙画家的画我倒想加一点说明。我指的是《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曙光》，关于这两位画家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我一无所知，当时西班牙内战十分激烈，我翻印他们的作品，只是因为受到艺术魅力的感染，用这些画作武器来打击纳粹——法西斯。

我翻印的第一本画册是西班牙北部加里西亚省画家加斯特劳的《受难的加里西亚》。原书是友人庄重寄赠的，薄薄的一册，共有《祷告》等画十幅。一九三八年初我到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就拿它们缩小制版翻印出来。原画只有标题，没有说明，我改用了一个书名：《西班牙的血》。

后来我因事回上海，见到友人陆圣泉，他在编辑半月刊《少年读物》，想转载加斯特劳的画，不过他提了一个意见：最好加点说明，否则年轻读者不容易理解。我就给每幅画写了短短的解说，写得短，因为完全根据自己的想象，对不对并无把握。其实我当时也不会考虑对不对，只要我能用它做武器，写出来，印出来再说。

《西班牙的血》我在上海重版了不止一次，因为广州印的书刚刚由印刷厂送齐，日军就打进市区，我从广东逃到广西，然后从桂林赴金华，转温州去上海。在上海住到一九四。年七月，写完了《秋》，看见这小说印出来，在租界的烟纸店里出售，我便搭太古轮船去海防，然后乘滇越路火车去河口转昆明，身边只带了一本《秋》。

在上海的两年中我又得到一本加斯特劳的画册，还是反映加里西亚人灾难的，共有《看以后谁还敢举起拳头》等十幅画。当时我刚刚重印了《西班牙的血》，便把这一册也加上我写的解说，用《西班牙的苦难》作书名出版。那些日子在上海“孤岛”印刷厂生意清淡，印书不难，我印这两本画册，‘用较好的道林纸印，每种印一千，我留一百册或者多一点送人，其余的就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批发部卖出去，收回本钱印别的书。

加斯特劳的画我就只翻印过这两本。后来在一九四八年我又把它们合并成一册，加上意大利文序和标题，改名《西班牙的血》(“IL SANGUE DI SPAGNA”)，重印了一版，印数可能只有四五百，是寄出去，托美国旧金山的华侨朋友钟时在外国散布的。

除加斯特劳的画册外，在上海我还翻印过另一画家幸门(sim)的水彩画若干幅。幸门的画册是钟时寄给我的，他的画和加斯特劳的不同，加斯特劳描绘一场决死的战斗，法西斯恶魔怎样凶残地屠杀人民。幸门则告诉人：“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我喜欢幸门的画，我也分两次把它们全印出来，前一本是《西班牙的黎明》，后一本叫《西班牙的曙光》。一九四八年也出版过合订本，我只保留了一个名字：《西班牙的曙光》(“L’AuRORA DI SPAGNA”)，但也在书前加了意大利文的献辞，是从原书翻译过来的。

建国后我的兄弟李采臣创办平明出版社，我给他帮忙担任过该社总编辑，为平明出版社编过两本画册，一是《纳粹杀人工厂》，另一册便是《西班牙的血》(不用说，加斯特劳的画)。我手边没有新的材料，关于那两位西班牙画家，我至今仍然别无所知，我怀念他们，可是什么也谈不出来。寄赠原书给我的两位朋友庄重和钟时都已远离人世，埋骨他乡，我这里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纪念他们的东西，。那么就让这两本画册长留在我的心上吧。

                       巴金

                    1990年8月17日

         (本文节摘于《巴金全集》第十七卷代跋[一])

         从一个小侧面看巴金

前一些日子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本三十年代印行的薄薄小画册，向我了解当时出版这本书的情况，还要我写个简短的说明。他是受人之托，书还是借来的。画册名《西班牙的黎明》，系平明书店印行，文化生活出版社总代售。印于一九三八年。我早年见过，属于《新艺术丛刊》之二，是巴金自费编印的，共编了四种。久已绝版，坊间很少见。于是旧事重提，又向巴金作了一番了解，满足了朋友的要求。随后巴金又在余存的图书中找出另外三种给了我。它们是：《西班牙的血》、《西班牙的苦难》和《西班牙的曙光》。唯独少一本《西班牙的黎明》，说明他自己的书也不全了。他所收藏的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全部书刊，以及其他文艺书籍早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重翻这三本小画册之后，不禁又产生了一些感想，不吐不快。

萧乾曾经说巴金“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文学出版事业”。自己也曾应朋友之约写过两篇短文：一介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些情况，一讲述巴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种种。但都只是画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为研究巴金的学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而已。眼前提到的这套小艺术丛刊就只字未及，而几年前已有人写短文讲起。现在以我所知补叙几句。

四本画册分别选自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castelao)和幸门(sim)的速写画册中。原画册乃巴金友人庄重分两次寄赠给他的。加斯特劳的画先后编为《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苦难》；幸门的画则分编为《西班牙的黎明》和《西班牙的曙光》。前者的画偏重于描绘西班牙人民在外来侵略者的铁蹄下，遭受到的残酷的迫害，表现了男女、老少所经历的痛苦与悲哀；后者的画则记录浴于血与火中的人民的怒起抗争，展现出人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坚定顽强精神，还有他们在斗争中的欢乐与光明。正如在两本画册的《献辞》里说的：“一切都是从血里产生出来的。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的洪水一般的血，这种大量的，丰饶的血会将爱和恨溶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来。那般死在野蛮残虐的手里，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各党各派的男男女女，农人，工人，和知识分子，你们在你们伟大的和平里，在你们的伟大的沉默里，等待着罢!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你们受的苦刑绝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儿女会活在一个更自由、更美丽、更幸福的世界里……”(见《西班牙的血》)“革命并不是一块灰色的东西。它也有色彩。它并不完全是二个决死的战斗，一个流血受苦的战争。它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当艺术变成了某些伟大的民族感隋的解释者时，它便是崇高的；正和某一些伟大的稗史传说的歌者描写着他的民族的英勇的行为一样。那是血和肉的混合物。”“作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平民之子。他能够用他的画笔写下他的印象和感情。爱的场面，恨的场面，团结的场面，流血的场面，生与死的场面，还有枪弹的火光，还有在这个悲痛的时刻里‘自由’指路的亮光。”(见《西班牙的黎明》)画家加斯特劳在卷首写道：“在我自己的悲痛中创造出来的这些速写是给你们看的，我知道你们永远宝爱着自由，而且只有你们能够帮助我们来重建我们残破了的家园。”

《西班牙的血》和《西班牙的黎明》一九三八年七月初版于广州，两年后又在上海重印，增加了新的画幅，换上《西班牙的苦难》和《西班牙的曙光》新名。十年后的一九四八年九月编者巴金把初版没有说明的添写了说明，又合册再印，并写了《前记》记下初再版画册的前后。

画册编印之始，正当我们国家、民族蒙受极大苦难，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之际。在《西班牙的血》的初版《序言》里巴金这样写道：‘≮左我们的无数酷爱和平的同胞用他们的无辜的血灌溉了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我见到了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castela0)的画册。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畔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声。我们和西班牙的兄弟以绝大的毅力经过了同样的苦难，现在更应该以同样的勇气向着伟大的目标迈进了。这里展开的十幅图画正表现着我们西班牙的兄弟的意志与心灵。……在每一幅画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所以我把这十幅图画献给我酷爱自由的同胞，让他们在西班牙的血里看见他们自己的血。”原画题辞虽然简短有力，巴金针对当时的实际再加说明。我随便拣出两个例子，比如原画第二幅，画的是一个头戴尖盔、身穿甲胄，盘坐荒土之上的凶神，用染满鲜血的双手展示装满骷髅头的胸膛，题辞为“法西斯蒂的上帝”，说明写道：“这是法西斯蒂的上帝，他永远散播着扰乱的种子，他用火，用剑，用炸药，用大炮，要毁灭一切和平的城市，在废墟上建立起他的宝座来。”再一幅画的是一个青年举起拳头高呼：“起来，世界上的贫苦的人!”说明是“勇气可以克服一切。信仰是不会消灭的。坚定地站起来，举起拳头高呼：‘起来，世界上贫苦的人!’即刻会听见洪钟般的响应。”一幅画着人们在掩埋惨遭杀害的兄弟。题为“埋葬”。说明写道：“死并不是终结。种子落在土里会发生新芽。生命将绵延不尽。一些人为理想牺牲了，他们的崇高的行为会感动另一些人出来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这都是种子。等到春天再来时它们会开出灿烂的花朵。”“几十幅的外加说明我无法一一写出。”至此我不禁想起四十八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巴金在他的《巴金译文选集》(香港三联版)序文写的两句话来：“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用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早在几十年前他不也是借别人的画和话来唤起国人、同胞的觉醒吗?宣扬着爱国主义么?在小说《火》里他就这么写着：“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这一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煎熬。……我们要在火场上辟出美丽的花园，……我仿佛看见了火中新生的凤凰。”他为了宣传抗战，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屠杀，反对反动政府的投降主义，反对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以笔作枪，用作品作匕首，掷向敌人，《控诉》罪恶。

一九三八年巴金不止一次到广州，主要是为出版社筹设分社，为了战时刊物《烽火》能继续出版，为了靳以主编的大垂!文学期刊《文丛》的复刊。直到敌骑已进城他才匆促离开广州。自费编《新艺术丛刊》这几本小小画册，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他办出版社，编刊物是有理想的，是把它们看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了进步的新文学事业的发展与壮大添砖献瓦。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尽一点责任。因之不惜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白尽义务地当编辑，为一些琐事俗冗奔波淘神。有时还把自己的稿费借给出版社作周转金，以至自费印书印画。即使如此也不一定获得别人的谅解，不免遭到一些嘲笑，受到不少干扰，甚至挨过骂。但他“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在小说《秋》的—个注中说：“我曾经抱着一本杂志(《文丛》半月刊)的纸型从围城中逃出来，走过四五个省份，让好些朋友看见我那个可笑的样子，只为了偿还数百份订阅者的债务。”

                       李济生

                     199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