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论文集。书中表明，尽管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制度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自18世纪开始的经济停滞，主要是因为制度僵化而造成的。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是如何压制经济增长的。不仅如此，本书还表明，中国僵化的制度不仅压制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对来之于外界的冲击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应，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明显的周期性简单复制的特征。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西方社会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对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比较，读者大致可以看到法国其实也是一个与中国非常相像的国家，它在欧洲也是一个制度惰性比较严重的国家，以至于不得不通过社会大革命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本书书收集了华民、韦森、张宇燕、文贯中等经济学者十篇经典文章，这些文章着重从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视角，比较了近代中国和西欧社会动态演化的历史轨迹、如华民教授的“‘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从人类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出发探讨了最近一千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趣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韦森教授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运用‘斯密动力” 与“布罗代尔钟罩”概念，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与晚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样地，文集中文贯中教授、张宇燕教授以及其他专家的文章均以丰富的资料和独特的视角讨论和解释了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某些特殊现象。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华民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韦森

从哈耶克“自发一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韦森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

——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张宇燕 高程

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圖的经济地理学析解/文贯中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来自17世纪荷兰的启示/陆寒寅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实录/陆寒寅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法国历史上的“为与不为”/陆寒寅

13—16世纪意大利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孟俭 袁文瑾

清代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刘军梅 孙宗佩

西欧从公元1500年以后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到了公元1800年经济增长加速度。英国与美国从公元1700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中国在公元1000—1250年期间(宋朝)曾经有过经济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的停滞，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才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长，其增长的速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见过的，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英]安格斯·麦迪森，2003)。由于当今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所以，不妨将其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

毫无疑问，中国宋朝时出现的经济增长绝对先于欧洲国家。那么宋朝的经济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呢？费正清认为中国宋朝出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内不同地域之间的贸易不仅促进了生产大发展，还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且迎来了世界历史上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费正清认为，中国实际上早于欧洲国家就已发动了“商业革命”([美]费正清，2001)。

现在的问题是，宋朝为什么会出现世界上罕见的贸易发展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与北宋朝战败向南迁都有关。随着宋朝迁都，大量人口向南方移民，中国南方人口密度骤增，“马尔萨斯制约”凸现，从而需要通过贸易来加以打破。但可惜的是，宋朝这种可喜的增长趋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原因在于两宋时期的经济结构虽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相反，占据着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的经济活动置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伦理框架之中。宋代士大夫阶层为此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涉及这样两个方面：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都是权威或者服从关系；其次，则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强调治理这个国家的应该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德才兼备的士大夫，他们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美]费正清，2001)。从宋代理学的以上内容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第一，宋代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朝经济增长与即将形成的市民社会的一种反动，因为它把传统的儒学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从而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第二，宋代理学尽管也有一个“理”字，但是，它要阐述和发展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伦理观，而不是那种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理性，因此，打着新儒学旗号的宋代理学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仍然使之禁锢在传统的伦理社会；第三，宋代理学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只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分利集团。

           P17-P19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影响和改变经济增长(短期)与发展(长期)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技术与制度，在一个既无技术进步，也无制度变迁的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最终都会趋于收敛，因为报酬递减率迟早是要发生作用的。如果说，技术进步可以克服报酬递减率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制度变迁的意义则在于它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不妨把技术进步称之为经济发展之“术”，而把制度变迁称之为经济发展之“道”更为合适。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这种质量上的差别，使得制度成为一个比技术更为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时间总是要比技术进步来得更加漫长，而且还是因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技术进步来得更加巨大和深刻。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就连技术进步本身也得依赖于制度变革。所以，在我们看来，尽管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要大于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变量或者因素必定是制度。由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名称让读者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表明，尽管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制度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自18世纪开始的经济停滞，主要是因为制度僵化而造成的。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是如何压制经济增长的。不仅如此，本书还表明，中国僵化的制度不仅压制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对来之于外界的冲击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应，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明显的周期性简单复制的特征。在这种周期性简单复制的过程中，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整个社会几乎处在静止状态。因此，只要人口增长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或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比如来之于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冲击等，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急转直下。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西方社会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对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比较，读者大致可以看到法国其实也是一个与中国非常相像的国家，它在欧洲也是一个制度惰性比较严重的国家，以至于不得不通过社会大革命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遗憾的是，中国却未能像法国那样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中国与法国社会的共性而言，那就是它们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样的体制结构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呢？简单地讲，就是制度变革的成本会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人们形成社会制度变革的共识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中国与法国又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法国的社会是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工种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则是一种高度内部化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变革远比法国要困难得多。因为在一个高度内部化的，并且又是等级制的社会中，人们推崇的是统治，而不是制度，这就使得制度短缺成为中国的一种经常状态。所以，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制度变革极为困难的国家，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制度极为短缺的国家，甚至是一个不喜欢制度的国家，而这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自18世纪以后走向停滞和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不喜欢制度却是更加喜欢统治呢？这是因为中国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缺乏外部性概念。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源于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能是为正的，也可能是为负的．正的外部性可以为他人带来利益，而负的外部性则必定会给他人带来损害。比如，一个人的随地吐痰行为就有可能增加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染病的概率，这时这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就是为负的。再如，一个乐于把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他人的人，也在制造外部性，但是，与随地吐痰这种行为相比，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显然是为正的。除了个人之外，社会中的许多组织和机构也都是外部性的制造者，比如企业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显然是增加社会成本的、负的外部性，又如会计事务所为客户炮制虚假的财务报告所产生的显然也是负的外部性。因此，为了减少人类参与社会活动时必定会产生的外部性，特别是那种有损于他人利益的外部性，我们就必须建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因为有效的制度可以抑制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或损人利己的行为，从而使外部性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假如没有外部性概念，那么就不会有制度，而只会有强权。任何强权都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窒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变革。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缺乏外部性概念呢？这可能是由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形成的唯我独尊和唯我独“中”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已经文明化的国家，并长期处在一系列落后的、尚未文明化的国家包围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央之国。正是这种民族优越感导致中国逐渐形成了唯我独尊和唯我独“中”的世界观。受这样的世界观支配，中国人多习惯以我为中心。所以，在中国，人们不太考虑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平等关系，也不太考虑由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其结果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的规则不是通过制度来加以规范的，往往是借助于强权来展开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弱肉强食和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有作为内生性制度的道德与伦理，但是，这种道德和伦理维护的是等级制的权力关系，而不是用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所以它既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也不会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激发新的制度创新。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所要完成的社会变革与其说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还不如说是从根本上实现从统治社会向制度社会转型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这样一种本质，正是本项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华民

           2006年4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