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外交部长，他以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高超的外交智慧，为新中国谱写了一部光辉伟大的红色外交史。日内瓦，他伸出热情的手，带去“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带去浓香四溢的国酒茅台，也带去了中国人民良好的期盼；万隆，他独有的爽朗、真诚的微笑，让世界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一颗光芒四射的外交新星……本书以现代传播学的全新视角阐释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以全新理念解读伟大人物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全书资料翔实，阐述精准，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周恩来外交研究的深度和水准。

本书以现代传播学的全新视角阐释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以全新理念解读伟大人物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

一个个精彩的生动事例，不仅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和政治文化，而且能为当代社会生活提供有益的借鉴，为领导工作的现代转型提供有效的指导。

前言 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1

第一章 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1

一、无我之境／2

二、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细察众心了解实情／4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9

公开政策共商决策／19

三、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22

勤俭节约率先垂范／23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24

严于律己延及亲属／27

第二章 谈判的公关艺术／29

一、巧者善度／30

二、美妙的伴奏／32

三、出奇制胜／37

四、坚持与让步／41

五、曲径通幽／46

六、善解僵局／50

第三章 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53

一、精彩演讲动人心弦／54

二、巧言应答妙语生辉／66

三、动之以情潜移默化／72

四、文以传意胜似有声／75

第四章 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8l

一、处变不惊，急中生智／82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83

彭湃被捕后／84

面对众怒时／85

杀机四伏中／87

当众怒斥特务／89

二、抓住要害，旁及其他——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90

事变骤起，谁是主要公众／90

问题众多，公众关心焦点何在／93

三、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01

第五章 处理党内关系的公关艺术／105

一、梳理“乱麻”／106

二、解决红四军的危机／lll

三、处理派别纠纷／113

四、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越位／119

五、关心照顾，战友情深／12l

六、忍辱负重，苦撑危局／125

第六章 沟通群众的公关艺术／133

一、深入了解群众／134

距离远近之争／134

尽量和更多的群众见面／137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贴心人／139

二、认真关心群众／144

让群众便利些／144

冷暖总理知／145

发卡和镶牙的故事／146

三、平等对待群众／148

何来贵贱上下之分／148

一名普通党员／149

我是总服务员／150

一视同仁／151

四、正确引导群众／152

批评的艺术／152

亲切的教诲／154

无言的示范／156

第七章 结交朋友的公关艺术／157

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58

敬重“国之瑰宝”／159

信任无价／160

患难之中现真情／161

邹韬奋毕生最敬佩的朋友／163

二、道不同，志相同／164

同事、对手、诤友／165

道义相砥砺，生死亦可托／167

人格的伟大震撼于右任／169

两个“总理”之间的情谊／17l

三、信仰相异，心灵相通／172

四、人生相识，贵相知心／174

郭沫若的同志加朋友／175

老舍最敬佩的人／176

马寅初的“救命恩人”／177

李四光的知音／178

林巧稚心中的“上帝”／180

“寒夜客来茶当酒”／181

五、“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一样关心／182

“宰相”看“五爷”／183

入党介绍人／184

谈黄梅戏说粤剧／185

六、距离遥远，心却很近／186

美国人对周恩来的评价／187

日本人对周恩来的评价／192

结语 自我完善：周恩来的公关艺术魅力／197

后记／203

执掌国家权力，必须面对整个社会公众，必须发生广泛的公共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争取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执政者就不可能执政下去。可以说，公共关系是执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者沟通和协调内外关系的强有力手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执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始终认为执政者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执政的过程就是人民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政府与人民沟通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诚恳合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周恩来说，执政者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础，维系于人心之背向。周恩来在执政过程中所运用的公关艺术，至今仍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一、无我之境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那就是“无我之境”。

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P2-3

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征途，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多少人为之心碎、为之恸哭。当周总理的灵车驶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旁聚满了告别的人们，人如潮，哀如潮，泪如潮。真可谓“清明时节尚未到，举国皆是断魂人”。到了清明时节，为了纪念周恩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以反对当时“四人帮”对人民悼念活动的压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山诗海，构成了壮丽的历史画卷。当时人民怀念他的诗文，后来曾被编成《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等出版。

有的诗写道：

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还虑身后名。愿将骨灰还中华，明朝故国花更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

有一首题为《总理和人民》的诗被广为传抄，并谱成歌曲：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还有一首题为《永远矗立的纪念碑》写道：

周总理啊周总理

地上，没有专门为您老人家砌下的坟墓；

陵园，也没有保存您老人家的骨灰；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为您树立一块纪念的石碑。

但是。

全国的黄土都是您的坟墓，

江江河河都有您的骨灰，

全国人民子孙万代的心中

都将为您铭刻一块

永不磨灭的纪念碑!

这块碑，永远不会风化剥落，

这块碑，永远不会被人摧毁!

这块碑，胜过钢浇铁铸，

这块碑，犹如泰山的青松常翠!

这无形的碑上有无形的文，

这无形的文比任何词汇都更美!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也震动了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刊登这悲痛的消息，电视台、电台也不断播送消息、哀乐；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唁函飞向北京；许多地方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认为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联合国获悉噩耗，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位魅力征服了世界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周恩来去世后，各界友好人士约三千人举行了“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据说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召开这么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除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外，还有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各县知事。

周恩来离开这个世界越久，这个世界就愈加怀念他。人民对他的赞誉历久而弥深、弥新、弥真。1991年3月5日，日本“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三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隆重推出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日本电气检定所理事长、原备忘录贸易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安田佳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心醉》的纪念文章，典型地反映中外人士的心境。

他写道：

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可以列举出许多。通过史书、传记、言行录等等文字记载，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或是听别人介绍，使我们了解到某些人的优秀业绩、高尚思想以及崇高的品格并肃然起敬。但是，如果说这种尊敬就是“心醉，，或是“倾倒”，恐怕还是不恰当的。从尊敬进而达到令人“心醉”的心境，如果在对方与自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无机物质的或是间接性的媒介物时，所谓“心醉”就肯定不是很充分很彻底的。

我认为，所谓心醉，就是要用自己人的眼睛、耳朵和手等感官，亲身直接感知和体验所尊敬的人的业绩和品格，并且经过第六感官的升华之后才能达到的境地。因此，令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比较多，但能令人达到“心醉”地步的人物却很有限。如果要举出最令人心醉的人物，而且只允许举出一个人的话，我会毫不踌躇地答道：那个人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斯芬克斯之谜

对于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西方人士来说，周恩来曾经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在人们开始接受公共关系学概念，专心于政治的国人也认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敬仰周恩来之余，他们也想学习周恩来的艺术，但他们似乎只把公共艺术视为是一种技艺，一种塑造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名利双收的技巧，而不是天然本色的流露。

“公共关系”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怎么现在谈起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了呢?或者把“公共关系艺术”同人民总理周恩来联系起来，合适吗?“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一种思想与活动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所谓公共关系，就是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其内外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作为客体的内外公众，作为过程的信息传播。追溯历史，人类从事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早已有之。西方一些公共关系学者把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视为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把古罗马统治者凯撒的《高卢战记》视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在中国，人们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追求和谐一致的公共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公共关系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诸侯招揽了大批以宣传游说、唇枪舌剑为己任的“士”，这些“士”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本国君主诸侯的形象，谋求本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苏秦的“合纵”主张，张仪的“连横”建议，都曾经改变了当时“国际间”的力量对比。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公共关系存在许多误解，试举三种典型的论调：

第一，关系庸俗论。

许多人认为关系是庸俗的。“这个人专门靠拉关系”，这类话表达的蔑视之情，常常溢于许多人的言表，而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许多他们，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拉关系”。其实，“关系”本身是严肃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庸俗地对待它。公共关系作为理论，是科学；作为实践，应该是艺术，与庸俗无缘。

第二，关系万能论

也有许多人认为关系是万能的，“有关系”的人“吃得开、玩得转”。常常有人说：“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有关系便有一切，一切以关系为上。其实，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法纪、规范，是靠不住的。公共关系学的任务之一，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关系，正确对待关系。

第三，关系模糊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关系问题太复杂，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一个模糊概念，既不清楚也不必去弄清楚，随波逐波、随遇而安便是。

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公关艺术大师的周恩来和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非常自然协调地合二为一。

斯芬克斯终究难不倒俄狄浦斯，世界没有解不开的谜。与其说周恩来的伟大一生及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公关艺术是个谜，不如说这个谜可以通过向他学习并不断完善自身而向他的境界迈进。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家庭环境的熏陶，生活的多方磨炼，革命实践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使他的公关艺术形成并发展，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周恩来在后来政治生涯中所形成的公关艺术，与这个家庭的孕育不无联系。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由于年轻守寡，陈氏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教育上，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是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的人，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调解。而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到了十岁时，两个母亲均已故去，父亲、伯父又出外谋生，童年的周恩来便挑起了“当家人”的生活重担。到周家来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尚可应急，借贷无门时，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素来好面子的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一点也不能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完成这些事情，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磨炼出“当家人”的性格、素质。熟悉中国民俗风情，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维系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存、应酬，与今天主持国务活动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当家”、“管家”，周恩来的公关素质和艺术在童年时便开始养成了。

十二岁后，周恩来辗转漂泊东北、天津、日本等地，上学、求索、立志。在东北，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念书的宏愿；而南方人的客居身分，迫使他进一步学会了交朋友。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他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还先后担任过《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部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917年9月，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东渡日本，探索救国的方案。在日本，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但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使他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返回中国。从“五四运动”起，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革心”、“革新”的主张，并说：“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他倡议成立了有二十名成员的觉悟社，并同时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0年1月，天津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在狱中，他带头主办读书团，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经过近半年的羁押，他获释出狱。同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在英国和法国，他考察工人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了许多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如为天津《益世报》撰写大量通讯，致力于团结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积极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领里昂中华大学的斗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在活动中，他注意策略，讲究方法，有勇有谋，显示了很强的公关能力。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回国时，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所作的最早尝试，并且取得很犬的成功。在工作中，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恩来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1931年底，他离开上海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对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览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全部活动，应该说这是他的公关艺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日臻成熟的时期。

第一，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磨炼了他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的公关艺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很快建立了红军和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但是，这个时候的党还不够成熟。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对敌斗争外，党内也出现了因意见分歧或处理不当的多次激烈斗争：如托派与反托斗争，“左”倾错误者的派别活动与反派别斗争等，党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周恩来没有躲避，也不是卷入，而是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党内团结，一有可能便正确处理，或先调和待后处理，使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始终没有颠翻中国革命的航船。  第二，经历了时局由国共敌对到合作的风云变幻，磨炼了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处理党外关系的公关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适应，国内时局逐渐出现变化。周恩来敏锐地把握局势，1933年他曾建议中央配合、支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但未被理睬。在长征前夕，他和朱德派出代表，同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须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长征到陕北后，他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与张学良谈判，在西北建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赶赴西安，完满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战的到来，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全国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也为周恩来施展公关艺术才华提供了舞台。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即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力量的工作。可以说，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炉火纯青、外圆内方的公关艺术表现在提出了一整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公关活动的方法、守则；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巧妙处理好国共关系；通过广泛结交，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等。这个时期，由于周恩来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对公众作出清醒、透辟、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尽管各种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还是赢得了民心，还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军界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山西王阎锡山，湘军程潜，滇军将领龙云等，他都亲自做过工作。他还同各方国际友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比如，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玉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甚至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他都常有往来、时有过从或有所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导致蒋介石在国统区大失民心、军心的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的公关艺术继续发展的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在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了高峰。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考验，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更加成熟，更加光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加重视公关艺术的作用，并能运用自如，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在野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大的强制性影响力。周恩来也成了具有最高强制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在执政的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和自满起来，摆架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同各方搞好关系，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他一再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要主动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这使人们对他愈加心悦诚服。他的公关艺术感人、动人。

第二，他的公关活动面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他在国际公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艺术水平，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伟大的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他实事求是，说话算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他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这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和尊敬。

第三，在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仍然维系了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凝聚、团结广大党外朋友的一面旗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些“左”的运动，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不少党外朋友。尽管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总的来看，周恩来是“左”倾错误的反对者和抵制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维系党与各方人士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造成民族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真正形象，许多党外朋友在受到伤害时，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能够这样深得人心，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史，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习公关艺术的最好教材。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公共关系艺术就是追求人际和谐境界的艺术。

——作者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