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文化是迷信和专制的文化吗?儒学和玄学能涵盖整个中华文化吗?中华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吗？中华文化的精髓究竟在何处呢？……本书作者以独特的视野探悉中华原典，发现了别人不易察觉的问题，他眼中的中华源头文化与我们的普遍认识有不小的反差。跟随他的视线，重温尘封的典籍，在争鸣之后进行理智的思考，或许我们能重新理解中华源头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意义。

　　“五四”运动以来，以孔子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众多学者质疑，甚至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历史绵延五千余载，亦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我们该如何更恰当公允地评价中华源头文化，并以祖先的业绩为民族进步之动力，让中华文化实现新的飞跃？作者刘明武本是科学工作者，他以独特的视野探悉中华原典，发现了别人不易察觉的问题，他眼中的中华源头文化与我们的普遍认识有不小的反差。跟随他的视线，重温尘封的典籍，在争鸣之后进行理智的思考，或许我们能重新理解中华源头文化对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意义。

序 以思为经 以变为纬

第一辑 读书读出的困惑

 读近代、现代书读出的困惑

 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

 读外国书读出的困惑

第二辑 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元点智慧再认识

 象：文字之外的道理

 不是什么，什么都是

 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华文化

 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差异

 育人与育才

 站在中医文化立场上看“非典”

 天文·天气·天灾

 天体·人体·经络

跋

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提出后，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批判儒家文化的文章。可是稍加辨别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并不属于“孔家店”，而属于“皇家店”或其他店。在笔者看来，“孔家店”本来是应该打扫的。

例如“男尊女卑”出于《列子·天瑞》篇，列子属于道家而不属于儒家。孔子主张的是“男女同尊卑”。在《礼记·昏义》里，孔子主张夫妇喝完交杯酒以后，就建立起了“同尊卑，共相亲”的关系。“男尊女卑”与“男女同尊卑”，这是一笔糊涂账。

再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这是程颐的主张。据《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和孙媳妇都是再嫁的。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文化，近没有迫害自己的儿媳妇和孙媳妇，怎么会迫害到几千年后的寡妇们以及昨天的祥林嫂?赞成或反对寡妇再嫁，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历代皇帝都主张无条件的忠孝，所以演化出“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的格言。无条件的愚忠、蠢孝一直被视为儒家主张。儒家讲忠孝，但讲出的是理智之忠孝。《论语·宪问》：“忠焉，能勿诲乎?”《孟子·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谓之忠。”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中涉及到对“忠臣”的界定。“鲁穆公问于子思日：‘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日：‘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忠臣之“忠”，就在于能够经常批评君王之错误。求善，是儒家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论“忠”，就是为了把人培育到“至善”的境界。皇帝主张的愚忠、蠢孝，其目的是把人训练成至愚至蠢不会思维的动物。儒家所主张的忠与愚蠢之忠并无共同之处。

以孔子的名义留下了一部《孝经》，其中的“孝”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包括毛发皮肤都不能随便毁伤，这是孝道的开始；二是修身而处世，认真度过自己的一生，刨造出业绩，使父母感到光荣，这是孝道的终结。君之上还有道，父之上还有义，如果君失道、父失义，忠臣与孝子就应该进行诤谏。《孝经》里专门有一篇《诤谏章》，讲的就是臣、子如何纠正君、父错误的道理。孔子与孟子都歌颂过“汤武革命”；孔子批评过猛于虎的苛政，还批评过父子相传的家天下；孟子以“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批评过诸侯国君，还批评春秋时期的所有战争为“无义战”，点名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苟子·子道》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做“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儒家文化里何处有愚忠、愚孝的成分呢?把愚忠、蠢孝强加在儒家文化身上，这又是一大笔糊涂账。

诸如此类的糊涂账还有很多，例如错误理解“为富不仁”，错误理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断章取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自然科学研究里，牛顿与爱因斯坦不能混淆，这个定义与那个定义不能混淆，这是常识，不可能出现错误。但是在文化批判中却出现了那么多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错误。有人冒充“同仁堂”造假药，但我们应该打倒“同仁堂”吗?

P8-9

        以思为经 以变为纬

              阎纯德

刘明武在2003年由中华书局同时出版了《寻找元文化》、《中华元典智慧发微》和《打扫孔家殿》三本文集，这本《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文集也即将付梓出版。

只管潜心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其实其收获往往是丰厚的，因为这是智慧和汗水的必然回报。 刘明武是工程师，是科学家，也是探讨文化的学者。我乐意为他的著作写序，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研究的深度及与社会、人生结合的“密度”——他的研究是形而上，而着眼点却是形而下。他的一切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回报社会，回归人类，而不是纸上谈兵。他的文章让人信服，甚至令人折服。

在我看来他的这本著作概括起来有以下诸点特色和价值值得说明：

其一，刘明武对文化的研究是独特的，首先是不与别人雷同。我说的雷同不是说研究的对象，而是指研究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他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用智慧研究学问，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即思别人之所未思，言别人之所未言。读他的文章，扑面而来的是一个“新”字。请看他以下文章的题目：《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元点智慧再认识：试论太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在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象：文字之外的道理》、《不是什么，什么都是》、《育人与育才》、《天文·天气·天灾》、《天体·人体·经络》等。这些文章，一篇一个问题，既没有雷同别人，也没有雷同自己。

从《中国文化研究》的创办到退出主编的岗位，前后近十年，若问我最喜欢与最害怕的文章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最喜欢新意扑面的文章，最害怕“炒剩饭”的平平之作。刘明武的文章属于编辑乐意发表的文章。《中国文化研究》是季刊，但我曾在一年之内发过他两篇文章，而且是和张岱年、陈立夫先生的文章放在了一起，这对于一位刚刚入道尚无“文名”的作者来说，其待遇是破格破例的。《东方》是月刊，一年之内发过他十篇文章，这更是破例的。据我所知，《中州学刊》、《人文杂志》都为他破过例。2004年《中华读书报·学术版》以整个篇幅连续发表了他的《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之一、之二、之三，文章还被光明、新华、国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几十家网站所转载，有几百万人通过报纸和网上点击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不仅平民赞扬，连一些学者和教授也赞不绝口。一个并没有受过文科正规教育的工程师，一个本来是文化研究的“门外汉”，进入文化研究领域后所研究的问题大多是前人与学者没有注意到的，写出的文章大多具有崭新的意义。在到处散发着学术腐败之气的今天，刘明武却为我们的学界保留了一点可贵的元气。这也是我乐意为之写序的原因之一。

其次，刘明武的研究方法有独到之处。一般人研究《周易》是研究《周易》本身，是“我”所理解的《周易》，或总结前人理解的《周易》。刘明武研究《周易》，是在世界经典对比中研究(《周易》。他同时把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几部重要经典，例如印度的(《奥义书》、希伯来人的《圣经》、释迦牟尼的经典、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哲学同时摆在桌上，对照前几页上的内容，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祖先，在能够提出问题的时候，最早提出的竟是同一问题，即天地万物从何而来?最初的一男一女从何而来?解答同一问题，不同的民族按照自己的理解交出了答案。解答天地万物的起源，《奥义书》的答案是一个梵(宇宙精神)，《圣经》的答案是一个万能之神，释迦牟尼的答案是“缘起性空”四个字，古希腊神话同样用神作答案，古希腊三代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做了万物的本源。惟有我中华先贤是用阴阳两爻组成卦做出了答案。卦，是表达宇宙发生论的。算命先生所算的卦早已偏离了卦的本义。解答天地万物产生的方式，《奥义书》采用的是步步生产式，即梵生空，空生风，风生火，火生水，水生地。释迦牟尼采用的是“内外因合和”生成式。因是内因，缘是外因。万法即万物诞生于内因与外缘两种因素的合和之中。《圣经》采用的是命令式，即“上帝说‘要有什么’，于是有了什么。”天地、日月、光明与黑暗、陆地与海水、飞禽与走兽、动物与植物都是在上帝的指令下瞬间形成的。《周易》采用的是阴阳裂变式，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文字中的表述是：辖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对比之下可以知道，我们源头的中华文化并不是落后于人的文化。刘明武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结论。

《圣经》中有丰美的伊甸园，园里什么都有，亚当与夏娃不需要动手动脑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华大地上没有神，所以也没有丰美的伊旬园，一切都必须靠人去创造。伏羲氏(又称包牺氏)结出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揉出耕地的耒耜，创建交易市场；黄帝、尧、舜制衣裳，造舟车，建宫室，发明御敌的弓箭，创造加工粮食的臼杵……要想过上亚当、夏娃那样的生活，伏羲氏们必须自己动手动脑。对比之下可以知道，源头的中华民族并不是落后于人的民族。刘明武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结论。

《文心雕龙》日：“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周易·系辞下》日：“包羲氏……始作八卦。”如果以太极、八卦为文化源头的话，刘明武认为，中华文化是源于自然的文化，因为伏羲氏作八卦时，仰观的是天文，俯察的是地理，仰观俯察中没有见到任何神秘的东西。《周礼》上说，中华大地曾经有三个八卦，刘明武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源头的文化是包容的文化。同样是八卦，何以有三个?答日：同一问题允许有三种表达形式也。同一问题允许有三种表达方法，这说明源头的文化是能包容不同认识的文化。三个八卦，史传的三个作者——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在时间上有先有后，这一事实告诉后人，中华先贤所开创的文化是允许后人在前人基础上前进的文化，是允许后人超越前人的文化。能包容不同认识，又允许后人超越前人，刘明武所研究的源头的中华文化，的确是可爱的文化。

众所周知，lOO年来的文化批判其主要结论有两个：一是“文化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一是“文化比人强，小脚、辫子也优秀”刘明武没有受这两种结论的限制，他的研究证明，中华大地上存在源文化、流文化两种文化。源文化孕育出的是文明强大、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流文化孕育出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源文化并不输于人，流文化的确输于人。刘明武敬重前人，但不局限于前人。文集定名为《呐喊之后的文化沉思》，就是希望在前人未竟事业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找出那个曾经使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的文化。刘明武在对比中冷静、理智地研究文化，说有道理的话，讲有依据的事，文章中避免了激动的成分，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刘明武最终寻找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刘明武认为，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创造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在《天体·人体·经络》一文中写道：“《圣经》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神。《周易》第一页上，最先出现的是卦。神会说话，卦却无言。神是人的创造者，而卦却是人的创造物。崇拜神与重视人，这是不是两种思维方式?”

“我们祖先有这个，有那个；有这样，有那样。”以往的文化研究中，常常可以见到这种论调。“有，凭什么有?早先有，后来为什么没有?”这是刘明武所追溯的问题。他在源头的文化里发现了一种“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刘明武在《天体·人体·经络》中写道：“在生生之物的基础上追溯出生生之源，然后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认识所有的生生之物，站在生生之源的高度上去进行文化、器具的发现创造，这就是中华元文化中所隐藏的思维方式。”道为生生之源，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可称为“以道论之”。太极、八卦、六十四卦均产生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网罟、耒耜、市场、衣裳、臼杵、宫室、弓矢、书契均产生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被诸子百家所继承。在《礼记》中可以看出，儒家以道论礼，以道论天下为公。在《道德经》、《庄子》里可以看出，道家以道论德，以道论政，以道论逍遥人生。在《孙子兵法》里，兵家以道论兵。在《周髀算经》里，天文学家以道论天文，以道论勾股弦。在《黄帝内经》里，医学家以道论医理、医术。在《庄子·养生主》里可以看出，庖丁以道论解牛之技，解牛之技又被文惠君转化为养生术。在《庄子·达生》里，驼背老人以道论捉蝉之技，孔子又从捉蝉之技里悟出了学习之道。以道论之，是中华元文化的精髓，是儒道两家文化的精髓。道，又被儒道两家简洁为“一”。以道论之与以一论之具有同等意义。在符合道理亦即和谐自然、和谐社会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启发人们在各个领域内提出新问题，是以道论之这种思维方式的第一特征。以道论之，论出了早期中华大地上所出现的、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化。

西汉以后，出现了“以纲论之”即“以君论之”的思维方式。君，隔断了人与道的直接沟通，隔断了人与天地的直接沟通。“道如何，人如何”与“天地如何，人如何”的做人公式，在“三纲”那里变成了“君如何，人如何”。“以纲论之”倡导的是绝对服从，倡导的是“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自从“三纲”推行之后，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一步步萎缩，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像《周易》、《尚书》、《诗经》这样的经典，再也没有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了明清之际，中华民族的能力只是体现在整理经典上，而再也没有能力创造经典了。以君论之，禁锢了整个民族的创造灵性。在“纲”的禁锢下，中华民族丧失了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能力。落后挨打的命运，产生在以君论之的思维方式之下。刘明武的这个认识，我认为有道理。

以是论之或以真论之，刘明武认为，这是现代西方文化背后所隐藏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重视研究生生之物，不顾生生之源，所以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在人类利用生生之物的同时，危害了生生之物的父母——天地。季羡林先生撰文《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对危害自然的现代西方文化做出了否定性批评。如何拯救?刘明武认为，一切发明创造必须置于道理之下。道器转化，是刘明武文化研究的特色。刘明武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论出了道在形下各个层面上的实用性，论出了天文与天灾之间的源流关系，论出了天体与人体之间的源流关系……研究道，致于用。由道出发，可以提出很多很多问题，如庄子所言“通于一而万事毕”。由道出发演化出来的问题，犹如树叶不会危害树根那样，不可能回头再危害道——生生之源。刘明武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了东方文化的魅力与生命力。

刘明武认为，以太极、八卦为源头的中华文化是崇尚“变”的文化。《周易·系辞下》日：“唯变所适。”又日：“变则通。”这与《圣经》崇尚的“信”是有差别的。变，须有一个参照坐标，这个参照坐标就是“道”。《周易·系辞上》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道器转化为变。道在何处?庄子说，道在天地中，亦在小草中，亦在屎溺中。一切都可以变，但必须以道为参照坐标，即以和谐天地万物而不危害天地万物为前提。所以，变之前需要三个标准深而思之，即“该不该”，“善不善”，“美不美”。刘明武主张，在“民以食为天”之后应追加一句话，即“以思为经，以变为纬”。在这里，“食”“思”“变”三个字处于同一等高线上。如果“食”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不断地思，不断地变，那么我们还会落后他人吗?这是刘明武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

                     2005年4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