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保罗·安德鲁在设计国家大剧院期间创作的一部充满诗意和象征的、新小说派风格的小说。当时，他富有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创意遭到了毁誉参半、结论相悖的命运。面对异国文化差异，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的内心经历了一种凤凰涅槃般的历程。沉思，冥想，少年时的梦，老年与死亡的恐惧，全都凝聚在了他对时间与空间的反思之中。《记忆的群岛》艺术、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切。

与法国新小说派名家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的作品相比，保罗·安德鲁的这部小说毫不逊色，甚至显得更为纯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还可以当作是一部用新小说派风格撰写的、阐述存在主义思想的作品，富有诗意的浓度和张力。

叙述者是谁？他究竟身在何处？

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会与他一起，开始一段不确定的、痛苦的历程。

他试图理解传到他耳中的各种声音。他想起业已远离的各个瞬间。沉思、冥想、少年时的梦、老年与死亡的恐惧，凝聚在对时间与空间的反思中。渐渐地，一幅重新组合而成的内在世界的图景呈现出来。

在意识与时间的搏斗中，这个动态而不确定的世界会消失，但永不终结。

中文版前言

作者手迹

记忆的群岛

随安德鲁出发远行(译后记)

记忆的群岛

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死去的枯树又生出了嫩芽，接着还长出了叶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叶子变宽、变大，越来越绿，空气也变得暖和。今天，热气已经让地面干燥，让身体出汗，都已经想不起来树木原来的样子：枝条消失在了风中不停摇曳的大块绿色之中，树干则已经完全处于持久不去的阴影里。寒冷与枝条一起消失了：夜晚也变得暖和，可能是由于叶子不停的簌簌声，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空气中的摇曳。夜是那么的暖和，让我一动不动，裸着身体，无法入睡。我有时会怀念寒冷，怀念床单和睡意，尤其是早晨，当我疲惫不堪，当光线刺眼，当我过于苍白的身体不由我分说地从阴影中呈现出来。但是马上，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仿佛是我明显的裸体让它们最终决定开始歌唱。它们也是与叶子一起到来的，或许是稍晚一些，我记不清了。起初，只是一些坠落的叶子，毫无声息地在空中飞。后来它们才开始歌唱，起先是一只鸟，后来是两只一起，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但是，仔细想想，也有可能的情形是：它们的声音随着温度的增高和叶子的变大而有所变化，而且总是那么急切，所以最终被分成了两个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协调的部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此起彼伏，有时也会一起唱。但是，可能为了能够一起歌唱，它们必须先见到叶子，因为我只是在太阳升起之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听到它们。我已经说过，这种前后分开的歌唱让我放下心来：我不再那么怕看自己的身体，看到它被卸成好多器官，在灰白色的床单上隐现出一座座忧伤的半岛的风景。叶子，热气，鸟，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事先意想得到、可以预见的。这里发生的，确实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我头痛，我的头一直痛。痛苦在睡眠中都一直不放过我，这样的执着中有一种令我羞辱的东西：我不知道痛苦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如何移动。我经常试图找出它的轨迹，但总是那么模糊。它没有可以让我上溯的源头，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不断地分岔，越来越复杂，最后消失。根据经验，我知道，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解开这一团乱麻，至少如果它只是由一根线绕成的。只要不急着去拉它，只需要分开线，给它们更多的空间。我知道，一根两头没有松开的线，不论它表面上如何缠绕不清，总是可以理顺、分开的，最后连一个结也不剩下。假如我能够确定，我的手中一直都持有我的疼痛的两头，那我一定可以解开那一团乱线；可是，问题就是，我无法确定这一点，而且我越来越经常地自问，它是否是由缠绕在一起的结组成的，必须剪断了，才能打开，但危险就是可能彻底释放了疼痛，使它变得永远都无法抓住。就这样，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已经不知道它们究竟带有白天的色彩，还是黑夜的颜色。

通过雨水在楼房五层的食品储藏室的瓦顶上向下坠落时的声音，可以估摸出雨下得急促与否。为什么这里没有建可以积雨水的檐槽？是不是想让这些小小的雨瀑的噪音在夜里吵醒所有居民？很有可能，之所以没有设雨檐，是为了预知大雨可能在房间里造成的损害，因为那时候，窗户都会打开。在叶子长出来之后，这里经常就是这样的。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警报形式：哪怕是非常小的、原则上只能让叶子在宁静中闪亮的雨，也能产生出一种真正的丁当声，就像手中握着的一把小泥球掉到一块陈旧的木板上的声音。可是，此时，声音不肯停下来，就像是有着大把大把、无可穷尽的小泥球，仿佛手掌永不疲倦。大雨让人害怕：它们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里面混杂着大片的水从一层到另一层坠落的急促的噼啪声，仿佛一耸一耸的快速的、不规则的涌动，复制出上面乌云的形状，以及乌云的内在肌理。同时，这种恐惧让人放心：住在底层的人，即便他们沉睡不醒，即使他们多服用了一点安眠药，又怎么可能被淹没呢？不可能的事。

疼痛的行进路线也许与兔子在公园中废弃空间留下的痕迹相似。整体上，它就像是一张网，撒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地面由光突突的泥土的一道道小沟组成，浅褐色，在地上裁剪出齐平的草的方块。在这样一个网络中，疼痛必须在它自身的重量下伸展，在每一个分岔口都犹豫一下，该朝哪个方向走。其实，兔子划出的道路同其他动物划出的道路也相似，羊啊，驴啊，可能还有人。令人惊讶的是，每个动物都几乎总是在同一地方经过，它们都有一个器官，隐藏在爪子众多的关节中，或者就在手指的中间，可以让它们记住路。可能，这一器官是通过泥土与草在它碰上去时传给它的不同感觉而得到信息的，但这一解释只能解释一部分：为什么会有好几道痕迹，为什么每一个动物只在一条道上走？兔子的爪子可能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复杂得多。这一点，在我观察自己的脚的时候，就很明显：它在白色床单上融解，就像一个半岛，被分为一道道海岬，渐渐远逝，一个一个地，一个紧接在一个的后面，消失在绿色、光滑的海水中，扬起一道道白色的泡沫，一道道仿佛被冰冻住的火焰的泡沫。我的脚显得是那么的遥远，在床单如此光滑、如此广袤的泡沫中一动不动，让人无法想象，它会有兔子的爪子中一样复杂、进化了的器官，然而，假如太阳光在移动过程中偶然撞上了它，它会首先像是因快乐而颤抖，然后又有些不好意思，而且一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仿佛它认出了太阳，也许，它已经在它的记忆中，在某个地方，为太阳找到了一个名字。我带着巨大的忧伤意识到，突如其来的暴雨完全可以一下子动摇世界的美妙构成。但从此以后，我也只能接受。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时间像一道平静的水一样流过，没有终结，漠然而无动于衷。我有时候会在脑中完全停止工作，不再看到任何东西，不再听到什么，不再感觉疼痛，不再抱有希望，就这样在空无中待着，只是努力地感受时间从我的一个脸颊到另一个脸颊流过，并在脑子里跟踪一个瞬间的流逝，仿佛我与它有足够的距离，可以观察到它，仿佛在透明状态中，它可以显示出它的内在运动。我从未做到过，也许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的努力，无论怎样集中，都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一个瞬间跳跃到另一个瞬间，就像一个轮幅被扭曲之后的轮胎的转动。就像在一条不平整的、因雨水而变糟糕了的道路上，手强力地抓住刹车挡时造成的震动。先是一阵突然的震动，遍布全身，身体一下子动用全部的意志，又一下子将之全部耗尽。一个热烘烘的、野蛮的声音。接下来，在一种依然令人担忧的、向正常状态的回归过程中，震动开始没有那么连续，但依然强烈，直到最后，手开始松开，时间又开始它漠然的流程。也许对我来说，没有现时，只有过去，在遥远的遗忘和应当成为瞬间的东西的痛苦的不可能性之间摇摆。在清晨的宁静中，在因夜晚的汗水而潮湿的床单的清冷中，有一段非常短促的休息时间，让我相信，平静和宁和已经回来，现时可以被触及到、被感知。于是，可以听到一些新的声音，就像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天空中飞机穿行的声音，远远的轰鸣声，旋涡刺耳、沉闷而交替形成的声音流，渐行渐远，渐渐变弱，直到最后，成为一道萦绕不去的东西，我有时会觉得它就是第一道记忆之流。这一感觉会马上被一种明显真实的、非常弱，但又十分明确的感觉所纠正：其实它只是在时间光滑的伸展中一道极小的折皱而已。正是在这一消失中，我离现时最近。接下来，很快，一种新的忧虑升起，并开始弥漫：我呼吸的声音回响起来，占据整个空间。仿佛我成为这一切的责任人，仿佛我的意志已经被调动，以让它持续，仿佛这将永久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职责，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职责，必须去维持在我的肺部、胸口以及永远半张着的嘴唇之间流动的这道空气流。每当我想遗忘或者变得对此无动于衷，就会有一种即刻的窒息感告诉我，必须是这样子的。我必须做好几次深呼吸，逼着我的思想远离，直到这一切最后终止，直到最后我进入一种水状的睡意中，化去疲劳、恐惧，以及焦虑的精髓。

从门的欲闭还开，从轻轻的喘息的声音，从地面上发出的嚓嚓声，我知道，他进来了。当然，我的眼睛依然紧闭。我不希望我的目光逼迫他去拥有准确的存在，也不希望他一下子、永久性地具有我此时此刻赋予他的形状与色彩，不希望在这空无的遐想的边际，被他打断。而他，也每次都尊重我，可能认为我是在睡觉，而且诧异我可以如此嗜睡，还睡得如此之死。但他不敢来检查我是否真的睡着，只是试探地将喘息和地上的嚓嚓声故意弄得更大些。我已经习惯了，以至于认为这是他所特有的。他所能做的，只是变化它们的强度而已。我不愿意知道他在空间中的位置，自从我发现，当门的声音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他的位置，他就会失去我为他选择的形状，而采用一个其他的、未知的形状，此时我就受到诱惑，想去看。我知道，假如我发现了他，我将别无选择：即使是在午夜，他也会强迫我接受，我将从属于他，就像是我已经为他命名。我不愿意从属于他。相反，我希望他从属于我，我可以决定他的年龄，他的高矮，任意为他穿衣，甚至更多，我仅凭意志就可以让他失去任何门的声音赋予他的形状之外的形状。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才可以毫无恐惧地等待他，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不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辰，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遗忘整个时间，因他不可预见的来临而欣悦，喜欢他就在那里，在某个地方，看不见，因为我不看他。因此，我不知道他何时走的。他离去时不发出任何声音。也许他根本就没走。也许他像一个被人过勤地唤起的记忆，渐渐地逝去。经常，我对自己说，他只是我空无的遐想中的一道折皱。确实，他从来都不在可以明辨出是雨声的时候来，也不在叶子的摇曳声中出现。他的出现，只是当我的眼睛已经闭得足够长，已经挖出了虚空，在我的眼皮之下，直到我头颅的中央，在我所有思想都汇集的地方，都挖出足够的虚空。但是，他怎么是独自一人？他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替身？他们在别处是否是两人一起出现，而他则在他的替身在走廊里徘徊的时候独自进来？或者他们两个都在？有没有可能，是我错误理解了门与地面的声音，我所以为是喘息的声音，其实完全是其他东西？可那又会是什么呢？他们两个都在，可以很好地解释他是渐渐消失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声音，为什么缺少对称？无论如何，我明白赋予他一个名字的危险，假如事实上他们是两个，尽管我不知道这样一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必定与死亡有关。

P3-13

写作，图画，建筑，都是为了遵循同一种来自内心的需求，遵循同一种探索的欲望。

在本书中，文字创作在先，图画创作在后。我们西方人深知，在中国有着良好的传统，读者们不会将这些伴随文字的图画视为一种对文字的图解，相反，它们乃是同一种谜一般的创造的延续与深入。

我感谢译者，感谢他的友谊，感谢他的建议。是他让我有了创作冲动，画出了那些伴随文字的图画。

保罗·安德鲁

二○○八年二月

随安德鲁出发远行(译后记)

董强

一

从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那套全中国最大的管风琴中，突然发出了震撼人心的音乐声。

是巴赫，还是海顿，不重要。

站立在首排前座的一角，我的心怦怦地跳，等待着曲终的一刻。那一刻，我将踏上舞台，独自一人用中文与法语主持这次专门为保罗·安德鲁举办的盛会：在他最自豪的建筑作品中，庆祝他出版的“小说”——《国家大剧院》。

在我规规矩矩地将一台长达两小时的节目“主持”完毕之后，当安德鲁的伴侣纳丁娜激动地与我拥抱，矜持的安德鲁真诚地对我说谢谢的时候，我忘却了中央电视台专业主持人上台来的祝贺，感到一阵轻松，仿佛续了一份久远的情缘。

曾几何时，在北京的出租车中，无数次听到司机的抱怨与嘲讽，多少次与朋友们争得面红耳赤。那时候，我还在法国居住。对中国文物与遗产的关注，使我在一些人眼中成为一个传统派人士。所以，当我说赞同这个巨大的蛋形建筑时，总要费上大量口舌。而不善于固执己见的我，在每次争论之后，也总是涌起一种难言的怀疑，觉得自己或许错了。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尚在建筑之始的大剧院的内部，而且是在安德鲁的第一助手的陪同与解释下。自己当然没有那么大的面子，然而与我一起的，却是法方大有来头的人物。面对他们，建筑师仿佛又一次处在了需要论证他们建筑可行性的位置上；于是，我得以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核心之旅”：从设计图，到最后的成像效果，到每个位置的装饰材料。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为什么，都让在一边静静聆听的我震撼不已。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虽然自己有自己的直觉与美学原则，然而，我正在面对的，是一个外行人无法完全领会的真正的建筑杰作。我甚至预感，我们也许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全领会这一建筑理念的时候和水平。

正如纪德在出版著名的《伪币制造者》的时候，声称是为五十年之后的人写作的，我感觉，安德鲁的作品，是为未来的中国人设计的。

然而，中国未来的来临速度是如此之快。哪用得了五十年？

这不，就在它完成之际，也就是六年之后，那些铺天盖地的争论，仿佛一夜之间偃旗息鼓，悄然无声。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接受了它，在北京景山上打太极拳的人还会冒出一句“这叫啥玩意儿”。

但是，从如今络绎不绝前往观看的人流来看，至少可以肯定，他的建筑作品，已经获得了众多的认同。

而且，重要的是，这只“蛋”已经正式落地，开始在里面与北京一起孕育现代。不论人们愿意不愿意，它将与北京的未来共呼吸了。从这个蛋中孵化出的，将是明日的北京之梦。

之后，几次在官方场合见到安德鲁。他显得是个极其文雅的人，毫无建筑工程师的刻板。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07年底随法国总统萨科齐访问的重要随行人员中。与那些政治家、企业家一起，他突然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在清华大讲堂，台上的萨科齐总统慷慨陈词的时候，他坐在后排一个最靠边的位置上。沉默凝思的他，仿佛在能言善辩的总统的词汇海洋中形成了一个人们无法靠近的岛屿。

没想到，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就在我的身边，面对台下数百名特邀嘉宾，缓缓讲述他的“关于一个工地的小说”。

这是他2007年出版的新书《国家大剧院》的副标题。中文版中，这一副标题被拿掉了。这也是被翻译的人的命运：您永远无法知道，在什么地方，被人删改。  于是，面对我身旁的安德鲁，我唯一能做的，是至少不去随意删改他的讲话内容。台下的阵阵掌声，至少证明了，那一刻的安德鲁是完整的。

纳丁娜的声音有些颤。她无数次朗诵过大诗人、大作家的作品，台下的人数也多过此时。然而今天，她要朗诵的是自己心爱的、自豪的男人的作品，而台下至少一半以上，是听不懂她的朗诵的中国人！之前，她就求助般地看我。我笑嘻嘻地说，你就当台下只有保罗一人在听。

其实同样紧张的我，开始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地朗诵中文版本，尽量体味文中的含义。当台下传来会心的笑声，我的眼角看到，纳丁娜终于放松了，眼中闪烁出明亮的光。坐在前排正中间的安德鲁也开始微笑。他听不懂我的朗诵，然而，听众的情绪让他知道，他被得到了确切意义上的“传递”。他拿出相机，拍摄台上的我。也许他那一刻想留住的，不是我朗读的样子，而是那奇特的、一种被陌生语言转换了的自己的声音。在这里，有的不是弗洛伊德所说“令人担忧的陌生性”，而是奇妙的被转化、而又依然故我的身份。

正是从这一次活动以后，我与安德鲁夫妇成了朋友。安德鲁郑重地将法语版的《国家大剧院》赠给了我。此时，他的伴侣纳丁娜则谈到，其实，安德鲁真正出版过一部小说。我眼前一亮，表示想阅读。不久，我就收到了《记忆的群岛》。

二

在许多人心目中，安德鲁是个造飞机场的。

这也难怪。他太年轻时就建了太有名的戴高乐机场第二候机楼。他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建了太多的机场，包括在上海和广州。有谁在见到上海浦东机场时，不为那轻盈的空间折服？

我常想，从上海浦东机场，到中国国家大剧院，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那种轻盈、明亮，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已经将人引向了更具想象力的艺术、人文的空间。

于是，安德鲁又成了建造大型公共文化建筑的名家：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确实，安德鲁是，首先是，世界知名的大建筑师。中国大剧院的完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他。他喜欢来中国，而且，在马路上，人们常常认出他来，要求与他照相留念。

然而，众所不知的是，他将自己首先视为作家。

他的建筑设计，总是伴随着大量优美的文字注解。在建筑师圈内，人们不叫他安德鲁，而是直接称他：“诗人”。

他对我说，他深深觉得，中国是个文学大国，理由很简单：在审阅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时，他所有的文字说明都被认真地、逐字逐句地阅读。“在别处，人们对此毫不理睬，只看图纸。”

于是，在设计大剧院的同时，他写下了小说《记忆的群岛》，让人在进入他建筑空间的同时，可以进入他的心灵空间。

对我来说，这本书几乎解开了一个谜。

因为，安德鲁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是：当一个陌生的建筑师来到中国，面对无穷的压力，面对五千年的沉淀，面对政治、习俗、传统，面对同行相妒，面对一个哪怕只装修过自己小小的家的人都深有体会装修工人的不得要领，他需要的，是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与自信！

多少年来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戴高乐机场的塌落——虽然最终证明责任并不在他——他肩膀上承担的东西，显示出，安德鲁先生的涵养绝对不仅仅是法国式的、人们所说的浪漫所能孕育出来的。

也许，不懂语言保护了他？就像一道无形的膜，使他得以无视最恶意的用心，最难听的讥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不知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能保持心平如镜。越敏感，就越难受，乃至羡慕傻人。这一道理是否也可以用在一个不通语言的人身上？

难得糊涂。不懂语言的人，可以常常处在“糊涂”的保护膜中。也许大剧院那一道扁圆的弧形，同时也意味着无形中的保护膜。

他说，他唯一会说的中国话，是“负七(米)”。那是一个工程数，是对他建筑地基高度的要求，他的同事们总是拿这一数字来提醒他。

而他的发音还不标准；于是，不知情的中国人，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父亲”、“夫妻”、“福气”等。

他说，我起初还以为那是一个神奇的魔咒，只要念起它，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工程。

现在想来，未必不是魔咒。它保护了这位来自遥远法国、着眼未来的现代建筑师，听不到任何司机的嘲讽、景山上打太极拳人的叹息。在众多的变化之中，他最终坚持了自己，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设计的东西，呈现给北京、呈现给中国人，呈现给未来。

这一切，都可以间接地在《记忆的群岛》中找到答案。

这部作品，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习惯了新小说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法国人才会将它视为小说。但是，又如何称呼它呢？肯定不仅仅是散文。

安德鲁这部充满象征与思考的现代主义诗性虚构作品构思、完成于2001—2003年间，正是他一些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在中国遭遇毁誉参半的命运的时期。面对异国文化差异，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的内心经历了一种真正的凤凰涅巢的历程。沉思，冥想，少年时的梦，老年与死亡的恐惧，都凝聚在他对时间与空间的反思中。

与他的建筑作品一样，全书充满了抽象的形状与线条；但是，一种冰冷的建筑物所无法体现的感性的东西，洋溢着整个作品，使它成为内心世界的忠实图景。

水渐渐上升。淹没一切。那是记忆之水。

在他的想象世界中，水是那么的重要。在中国大剧院中，水宁静地伸展。也许他意识到了，水对北京的重要。至少，一个大剧院，给北京带来一片冬天不结冰、夏天不长藻的水。

在一个建筑师的记忆中，呈现的也是线条，曲线、直线、斜线。圆形，超椭圆形。

我的目光落在一段关于圆形的文字上，忍俊不禁。那段文字的大意是，圆形是人性的体现。连男人撒尿的时候，那尿滴也是圆形的，而离开男人的身体越远，就越失去圆形，“仿佛离开人体越远，就越失去了人性。”

这样一种对于圆形的理解，真是到了着魔的地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条中国古训，安德鲁看来是有深深体悟的。

任何一位高明的艺术家，都会有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支撑他。这种世界观可以是非常博大、具有宇宙意义的，也可以是极其个人、甚至隐私的。兰卜件作品被放置在这样一种“人”的因素中时，一方面我们不会再去神化它，另一方面，我们会感受到，作品的含义具有了一种更加可信的、离我们更近的东西。我们会从我们更深的角度去看待它，超越于它的外在形式，真正与它产生共鸣。现代主义造成的一大后果——不论它是成就，还是恶果，——就是人们开始接受一些共性的东西，认为它们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超越人，或者超越“文化中的人”，而是对人的基本审美情趣提供一个以最简单元素为基础的物质共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接受它，就是接受了现代，接受了这个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并相信，跨越语言、国度和文化边界是可能的，相互理解是可能的。

然而，贯穿全书，出现最多的，是焦虑、不安、顾虑、恐惧、死亡等充满黑色调的词语。如果联系到现实中的安德鲁，我们可以发现，那确实是他当时的常态。在《国家大剧院》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孤立一人，惴惴不安，在那里根据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和大小，估摸着未来的国家大剧院的方位，并竭力想象它将带给这个城市风景的冲击。人们会如何看待大剧院和人民大会堂之间的距离？那样的距离够不够？这样远远望去，那掩映在这个城市里总是灰色而模糊的氛围之中的两栋建筑，会不会融成一个过长、令人厌烦的水平物体？在有阳光的日子里又会是什么样子？一幅合成照片并不能解答所有这些问题，也无法打消我所有的顾虑。”

“事实上，我很不安，这应该是一种合理的情绪，但我也常常恐慌，这样就不好了，因为恐慌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令人瘫痪、无益地疲累。我努力让自己的情绪不让人察觉，但掩饰并不能真正使自己平静，恰恰相反。”

无法平静的他，只能一次次地进人内心的最深处。在那里，他的焦虑得到了最完美的疏导。

三

在空旷的剧院里，已经走了好几次。巨大的空间仿佛能够一下子将人吸走。从有些角度看，这地方还有些飞机场的意思。然而，飞机场是出发远行的中转站，周末听音乐，看歌剧，不也是_种象征意义上的出发远行？在这个巨大的蛋形空间中，哪怕有着彩灯勾勒出的人民大会堂、甚至天安门城楼的轮廓，也会产生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感觉。在某些角落，甚至有一种太空中转站的感觉。这种不确定的空间感，也许正是他所追求的。

在谈到改动了无数次的设计图纸时，他说过：“我改动了无数次，但最终的形状，其实与我最初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区别。”

异与同，这是艺术的精髓之一。我们说，万变不离其宗。然而，宗是什么？它在哪里？怎么可能万变了还不离其宗？一个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还是自身；一个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还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究竟是哪一个度，让人觉得还可以妥协，觉得自己的想法还没有变得面目全非，还不需要愤怒得拂袖而去？这一不可把握的度，就像是昆德拉在《身份》和《笑忘录》等书中所探讨的“身份的边界”问题。

我安德鲁，何时还是安德鲁？

我经过了中国大剧院的风风雨雨，是否还是原来的我？倔强的他，面对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他说：“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我们中国人。虽然是用法语。”

照这样下去，安德鲁也许会成为半个中国人。

于是，翻译安德鲁这部充满诗意的、构造内心建筑的作品，成为我的一个心愿。让人们了解一位与中国有了不可解的缘分的世界级建筑师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在面对他那些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建筑时，能有一个缓冲地带，静静地与这位建筑师交谈一会儿，再做定论。

翻译安德鲁的书的乐趣还在于，它激发了我寻找北京大视野、探讨大剧院在北京的人文地位的兴致。最好的做法，还是登景山。在树叶掩映间，去看那一道弧形在光线中的物理反应。突然想到了印象派的画家们为什么要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去描摹同一景致。原来光线的变幻之下，一件物体可以如此的气象万千。随着景山台阶的渐渐上升，那道弧线也渐渐明朗，从原来依着故宫内宫阙楼檐的一道腼腆小曲线，成为具有个人生命、让人觉得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低矮的球形。它柔化了紫禁城的横平竖直，映衬出北京南城的陈旧，让人们进一步意识到那里急需继续现代化。同时，它让人民大会堂的水平线也有了呼应，仿佛成为一个新建筑，又在紫禁城的万道霞光中，添入一道银色的气脉。在光影中，它仿佛不是固定的，卵蛋的椭圆形状——安德鲁专业地称之为“超椭圆形”——仿佛是一个充了气的气囊，隐约地、微微地在一鼓一缩。

在永恒的意义层面上，这个蛋卵与紫禁城、与北京的悠久历史是一致的。在展向未来的同时，它时刻指向人类的初始阶段，直逼道家的大象无形。它将我们熟悉的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延伸开去，将华夏文明真正地放置到一种宇宙的、全球的大范围中；而在这一巨大的水平线的反衬下，故宫所体现的千年文明的永恒，与天安门广场所体现的线性历史，都得到了升华，有了一种未来展望中的新意义。

在景山上环视北京，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的环城建筑，仿佛二环之内全是平原，从二环开始，则有林立的现代高楼开始将它环抱。不论是财富大厦、新央视，还是西直门那三道同样是弧线形的新建筑，还是远处西三环边上的电视塔，它们都为北京带来一种平原大地上的耸立感。相比之下，中国大剧院这个略扁的、沿水平方向扩张的球，不求俊秀而霸气独在，与所有皇家建筑一样，水平占地，不向上发展，靠曲线、弧形而博大。我们只要想想天坛就可以明白这一中国皇家美学的最高境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为什么要向上发展？

站在景山最高的亭子下，我一遍遍地环视北京。心中不自禁地涌起对现代建筑大师们的感激之情。不知不觉地，他们改变了北京的面貌，同时又深深地知道，有着故宫、北海、天坛的北京是无法改变的。他们让北京平添了现代之气，让老皇城的骨架焕发新的力量。他们让我遏制住了在上海高楼环立的人民广场与灯火通明的外滩上情不自禁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北京，你没有被抛弃。你没有落伍。因为建筑。你让我重新感到了二十年前来到景山之上看到故宫时的少年壮志。现代的建筑师们让我觉得，你是我的城市。

毫无疑问，大歌剧院增添了北京的大气。正如长安街上所有建筑展示的，北京有的是土地；只有香港这样的弹丸之地，才需要那样地向上发展。与所有其他现代主义建筑相比，大剧院因其所处的位置、因其所受的限制而展现出一种神奇的反弹力。它在历史、政治、民意、过去与未来中，从容不迫地打着太极拳；那充满了弧度的一招一式，将所有的恶意力量都化解于无形。面对故宫的飞檐、人民大会堂的棱角、北京南城陈旧的工业残余，它只是在晨曦与黄昏中轻轻地吐纳，在人们的肉眼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偶尔舒展一下自己柔软的躯体，说：我不争，故我在。

再投入到《记忆的群岛》的阅读中，我仿佛发现了书籍的妙处。建筑是外，书本是内。当人们面对一个庞大的建筑不知所措的时候，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小书册，将永远伴随我们，进入一位伟大的建筑师的内心之中。我们也许会渐渐领悟到，原来一切，都源于这心中。

于是，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状如莲花，为什么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中间的那道曲线让人想起道家的阴阳。

随安德鲁出发远行，渐渐走入心中。

2008年春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