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键文：忆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
在抗战八年中，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沿海工厂、学校内迁，交通又较发达，加上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人口众多，因之商业及金融业都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抗战支柱的中心。日军认为必须摧毁这个中心，才能达到它的罪恶目的，所以重庆遭受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也最为惨重。我当时是重庆市空袭服务队队员，亲身经历日军的大轰炸，其中最残酷的有三次，至今思之，心犹怛恻!
第一次在1939年的“五三”“五四”，这是日军第一次在重庆市区投弹，重庆人民以前没有防空经验，因而死伤几千人，炸毁房屋两千多间，在市区中山公园内，树枝间挂着人腿和肚肠，死尸狼藉残缺，遍地皆是，目不忍睹。孔雀亭炸成平地，片瓦无存，孔雀变为肉酱。解除警报后，只闻呼天抢地，全城皆哭。
第二次是1940年8月19日同20日两天夜间，日军用啸声弹夹烧夷弹轰炸重庆，凄厉的啸声如鬼哭狼嚎，摄人心魄，闻之毛骨悚然!大火拔地而起，全城一片火海，并无一所完屋。
第三次是1941年6月5日夜间，这是抗日战争中重庆死人最多、情况最惨的一次。就是人们所称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
那时，日军正采取“疲劳轰炸”战术，出动飞机数百架次，空袭天天有，一天来几次，白天来，晚上来，曾丢下传单宣传：“少做生意多做鞋，日本皇军飞机天天都要来”。仅5月10日至13日空袭就达13次之多，时间持续达96小时之久。发生惨案的当天，日机由武汉起飞，分多架次夜袭重庆，第一批九架飞临市空，以七架投弹后飞返，两架仍留重庆上空等待。第二批九架中仍留两架盘旋外，余则投弹后飞返。这样轮番都有两架敌机在市空，致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不能悬挂休息球，防护团员就不能让避难人员出洞休息。而当夜阴云蔽空，人们满以为日机不会来袭，疏散到城郊的人都回城料理事务。一闻警报，均又跑进大隧道内躲避，以致洞内人满，而洞外的人，犹蜂拥人内。隧道本身尚未竣工，照明通风设备因军政部以索贿未予验收，不准启用，并且当天这条隧道电路已坏，即使启用，也等于零。至晚问12时，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三处出口的一组公共隧道以人多缺氧发生窒息而致死亡。
惨案发生，全城震动。防护团首先下隧道抢救，重庆卫戍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市政府、警察局、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纷纷赶来现场。因隧道口坡陡、梯多、洞窄，迟至下午4时，方将洞内死尸运完。
我是这次窒息惨案受害者，左脚致残。目睹死尸惨状：衣服撕破，胸口抓烂，妇女甚至有赤身者；人人圆睁双眼，大张着嘴，面目赤红，狰狞可怕；有的手臂脚腿被踩折断；小孩被踩得头断骨折；孕妇有被挤破肚腹的；甚至有全家数口死难者，真使人见之酸鼻。当然其间也有一二出洞得到新鲜空气复苏者。
死尸一抬出洞，即数尸一棺，不分男女老幼以装满为度，后来棺木告罄，即用芦席一裹，运至朝天门装船到寸滩下游黑石子安葬。民工抢时间，图省事，下船即挖坑掩埋。七月河水猛涨，死尸又复漂出，裹芦席者被水冲走，有棺者重迁高地。总计死亡人数，官方公报为不到1000人，这显然是一个欺骗群众的压缩数。群众估计为1万多，这个数字也不大可靠。我们后来按三个洞口至洞本身容量推算，无论如何不能容纳5000人。当然正因为超过容量极限，才出窒息惨案，所以死亡绝不低于5000，且重庆棺木为之一空，单黑石子所埋，即为2000余，从这些情况来看，可以判断死亡在6000人左右。
当时国民政府一方面竭力压低惨案伤亡数字，另一方面仍然装出严厉查办姿态。听说蒋介石召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宪兵司令贺国光、重庆市长吴国桢，讯问惨案情形和死亡人数，刘、贺瞠目结舌，吴国桢随口答出死亡几百几十几人。事后刘、贺问吴此数从何而来，吴说是想象出来的，如当时答不具体，我们三人都会挨骂。刘、贺对吴称赞不止。因国民政府腐败的统治机构，互相推诿，责任不清，又因人事掣肘等种种关系，结果刘峙被撤去防空司令，由贺国光继任。吴国桢市长撤职留任及更换几个下属了事。P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