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文化与社会——它们之间广泛的相互联系，回应了古老的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作者对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概念的重新界定促进了个体、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性研究，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本书由五篇独立的文章构成，是在五篇演讲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作者在进行概念界定的前提下，试图清晰阐释个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微妙联系，并且主张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学科融合起来考察文化人类学的复杂问题。

本书第一章《个体、文化与社会》中，作者将个体、文化与社会都作了严格的概念界定，认为要在三者的关系中完成对三者的考察，并且认为，对个体的研究应该成为出发点。“个人，他的需求与潜能是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基础。社会是由个人组织成的群体，文化说到底不过是社会成员有组织的重复反应而已。因此，对于任何广大的整体的研究而言，个体都是合理的出发点。"

在第二章中，作者专门阐释了文化的概念。首先在“文化”一词的普遍的用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定义：“一种文化是习得行为与行为之结果的综合结构，这种习得行为的组成要素被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分有和传递。”并由此出发作了极为详尽的分析。

第三章《社会结构与文化参与》，主要探讨了社会与文化对社会成员的作用与影响。所有人通常都是作为社会成员而生活，社会成员依据年龄、性别、职业、阶层等因素被分属于不同的组群，并且渴望所属组群特定的文化模式认可。“例如，在我童年时代所居住的社区中，只有中年或老年医生才被认为是可信赖的。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年轻医生，常被投以怀疑的目光，所以他们尽量使自己显得老成一些。我认识一位朋友，二十出头就秃顶了，他告诉我这是他们医生职业中最有价值的道具。”

第四章主要涉及对“人格”的界定，人格结构、内容及其作用。作者对“人格”进行了一种独特的界定，区别于我们对于“人格”这个概念的日常理解。

第五章《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角色》中，作者详细说明了文化对人格形成所发生的影响。“文化必须被视为各社会建立人格类型及社会特质的各种身份人格系列的支配因素。”

作者在这五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提供的论据、分析方式，是和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趋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译序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个体、文化与社会

第二章 文化的概念

第三章 社会结构与文化参与

第四章 人格

第五章 文化在人格形成中的角色

第二章 文化的概念

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认识已经产生很久了。初次漫游于一个陌生部落的人，发现他无法与那儿的人们交谈，也无法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时，他一定会把这种文化差异的事实带回家去。而且，如果他足够幸运，能够活着回到他自己的部落，那么他所观察到的事情便可以为他提供炉边闲谈的素材。大多数人对于其他人的古怪行为都很感兴趣，乐于倾听此类事件。任何一个优秀的旅行者所叙述的故事，最精彩生动之处不在于那些奇特的景观，而在于那些奇妙的人们。异乡风俗的故事是我们人类的谈资。在倾听过程中，掺杂上自我满足的欣喜和对未知的羡慕，这使其自身社会内部的闲谈很愉快。世界上最伟大的闲谈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倾心讲述的历史，大体上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描述。他已经深入其中，甚至指出一些比较显著的希腊与埃及风俗的差异，并惊讶于这些野蛮人在室内进行排泄，而不是像文明的希腊人那样在街上完成。

诸如此类的片段信息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各类作家记录下来，并且已逐渐累积为大量的资料，现代的社会与文化学者从这些资料中受益良多。然而，直到最近，对于这类事实的搜集，其指导精神依然像那些印第安遗址的业余搜集者那样。非欧洲文化的风俗被当作古董对待，使不了解这种习俗的人感到惊讶。而且越少见越古怪的事情，就越能使发现者备感骄傲。这个时期的作家常常把自己社会的风俗视为常例。甚至在50年前对现代欧洲模式的描述中，如果在一部民俗学专著里出现这样的例子，即在小屋中发现了菜刀和满屋的箭头，就会被认为是出轨的，除非那只是一些孤立的乡村社群。与此相似的，人类狩猎时期的情况也能在多数科学产生初期得以发现，这似乎是科学发展所必须经历的。将普通人搜集奇异之事的倾向转变为搜集那些有目的有意义的材料，以便后人可以研究和组织，这正是科学。当现代研究者们在研究早期的民俗学材料时，常常会恼怒于那些作者竟然无意识地遗漏了那么多东西，但他最好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半条面包也要比没有面包好。

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从古董的搜集到科学研究的转变，是由工作者们观点的重要修正形成的。首要的或许是最重要的转变，是对普遍性的人类生活的深入理解。认识到在不同社会的风俗中，相似之处要比相异之处来得重要，所以从长时段的观点看，所有社会都有类似于家庭的组织这个事实，要比过去西藏底层社会的妇女有几个丈夫的事实重要得多。前者提供了一般人类的需要和潜能的一条线索，而后者只提供了一个小而特殊的问题，它只能由当地的情境与历史去解决。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它的答案也对我们预测其他社会的成员如何行为提供不了多大帮助。

第二个观点上的改变要比第一个来得晚些，就是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把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认识。虽然我们能从比较各种社会的某种特定制度，比如婚姻，来了解人类行为，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事，我们只能通过了解婚姻如何在特定社会发生以及它与这个社会现存的其他制度如何产生联系来获得了解。当我们试着去研究了解个体的行为时，这种探索方法就显得更为必要。虽然在某些特定情况、特定方式中可能有所不同，人格的形成主要还是产生于人们的经验和社会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共同作用。随着人格研究的发展，文化的概念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最重要概念。它可能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设备中最有用的工具。不过为了达到有效利用它的初步要求，它的含义和局限必须得到清楚的了解。

“文化”这一术语，在科学研究之中是不具有任何普遍使用的一致性含义的。它指的是任何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而不单单是指那些被社会认为是比较高级或更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因此，当“文化”指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时，它与弹钢琴或读勃朗宁的诗无关。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类活动只是我们整体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而已。这一整体文化也包含了诸如洗碟子或驾驶汽车之类的平凡活动，而且从文化研究的目的来说，这类平凡活动与“生活中更好的事”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社会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不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甚至是个人。每个社会都有一种文化，无论这种文化可能是多么简单，而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因为他都参与到这样那样的文化之中。

事实上，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应该从研究那些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开始。当他应用“文化”(Culture)这一术语时，是用来表示在观察与比较了一系列文化(cultures)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普遍化的描述。这就像一位博物学家对“蜘蛛猴”的整体描述是建立在对众多共同构成这一种属的蜘蛛猴的研究基础之上。当人类学家说文化具有某些特征时，他真正想说明的就是所有的文化都普遍地具有这些特征。每一种文化都与某一特定社会相联系，是有组织性的功能化的实体，而研究个体必须从某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人手，而不是从普遍的文化人手。

虽然“一种文化”这个术语已经被使用了许多年，用来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术语内容的确切含义在某些地方依然是含糊的。就像很多社会科学上使用的其他概念一样，“一种文化”的含义正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被逐渐限定。这个过程与新的不断发展中的科学互相适应，而在不同的意见缺乏任何绝对权威作为准绳时，这就是唯一有用的方法。当一个新术语出现时，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者们大多会以相同的意义来使用它，但是个人在使用它时却有意义的差别。等到这个术语意义上的共同要素得到了普遍认同的时候，那些个人的用法也就被放弃了。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一个明确概念的产生，并能够用一个术语来表示，而这个术语的含义在同一领域中所有的研究者都很清楚。然而，即使能够达成这样的统一，术语依然会受到几种不同定义的影响。任何定义的本质，就是它选择概念整体中的某些部分，并且强调其重要性，这也就会相应地忽略其他方面的含义。这种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对某种定义的强调，建立在定义者对某些特定结果的观点之上。“一种文化”的定义有许多种可能，每一种定义都有利于对某种特定文化进行研究和联系。因此它虽然可以被准确地定义为“社会成员的社会遗产”，但是这种定义对于研究人格形成的学者来说，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P26-30

长期以来，人类致力于理解自己，这方面最新的发展当属个体、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的系统研究。这项研究有赖于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三门已经确立了很长时间的科学学科进行会合。各门学科均有选择地处理一系列特定现象，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并获得了杰出的成果。但愈发显而易见的是，某些问题仅凭单独一门学科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既然每门学科都涵盖了广大的领域，要处理纷繁各异的问题，那么，某些问题的提法该是深思熟虑的。因为倘若没有跨越学科界限的协作，某些问题还是能够得到充分应对的。例如与动物合作的实验心理学家能够自主行动，几乎用不着去参考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只有在他想把自己的发现用于理解人类的行为的时候，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才是重要的。再有，社会工作者几乎不需要求助人类学家，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才能解决。但是，随着那些社会迹象急剧地与日俱增，他开始依靠心理学家。最终，在人类学研究的广泛传播领域内，考古学家或者自然人类学家既不与心理学家也不与社会学家进行讨论，就可以回答许多专门的问题。人格心理学、社会结构和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工作者们，他们发现自己专注的是不同的学科共同关注的。

由于此类工作者们的通力协作，一门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动态的科学应运而生。这门科学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它已具有如下特征：它所积极关注的问题没有学科范围可供参考，也无法运用任何似乎适合手头研究的资料或者方法。这门科学的践行者们几乎完全接受了既定学科中仅仅一门的正规训练，他们经常发现很难处理来自其他学科的材料，并且往往强烈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原学科里已有那些问题了。因此，这些正从人类学驶进新领域的研究者，如笔者，敏锐地感受到理解文化问题需要新方法。现在，人类学家所作的文化进程与文化融合研究倘要再进一步，必定要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每种文化都参与到特定的社会中得以永存与修正，而归根结底，每一社会都是个体的群体。这些个体继续在每一文化方程式中求解x，x却无法依赖纯粹的人类学方法获得解答。虽然先前的人类学家已经放弃了在早期史家们“大写的人”的理论，但他们知道绝不存在没有创造者的发明。他们也知道文化中若没有新思想被社会成员接纳，持久的修正也绝对不可能。接下来，就是去发现是什么使得一个人成为创造者而不是被动的文化传递者，为什么特定社会的成员准备接受一种变革或者拒绝另一种。为了适于文化的发展，那个省劲的词儿“历史的意外”仅仅是为了掩饰无知，是麻痹求知的咒语。在大多数情况下，创造者的活动不能涉及他们社会的显著需要、有意识的需要。同样，社会对新事物的接纳与拒绝也不能用简单、机械的文化融合方面的术语来解释。为了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求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看来非常可能的是，接受与拒绝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关涉社会成员人格标准，并由此产生新事物。人格心理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使研究者们意识到这些标准有差异，并对导致差异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洞察。如果所研究的能够成功，我们或许可以预言，丰富多彩的文化方向已经接受了各自的发展意志，不会再出现意外了。

如果人类学家能够得益于与人格心理学家的协作，那么至少他也可以提供一个公平的互助。今天出现在人格研究者面前的最基本问题是人格学的水平已经到了以环境因素为条件的更深层次。这不是通过实验室方法可以解决的。制造一个可控制的环境，让所有的人在其中发展的社会一文化综合结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无法评价由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的结构内进行观察的。这里许多起作用的因素被大大低估了，以至于它们从未进入研究者们的考虑视野。人格心理学家能够获得他所需要的有关的数据的唯一的方式是通过研究隐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后的个体。在目前的条件下他几乎没有机会去作这样的第一手研究，但是他能从人类学家已经收集到的或者能够收集的材料中获得他所需要的大量信息。人类学家们已开拓出的特殊研究领域，即所谓的“原始”社会，展现了种类繁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心理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提供了解答。此外，在人类学家的文化研究中已经显示了总结环境资料有效的方法，呈现了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遗憾的是，人类学家能够提供的隐于各种各样的环境背后的个体人格的信息仍然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过失往往出于忽略，并不是分内之事没做好。他们常常未能记录那些会引起心理学家强烈兴趣的数据，因为他们没意识到这样的数据是重要的。

眼前的这本书从根本上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所以可以轻易忽略人类行为在新兴科学的发展中的社会学角色。人际关系固然在人性形成中是重之又重的，但唯有把个体置于社会综合结构中时才可以被理解。不考虑这个综合结构，在文化上理解或者定义个体，将其归因于权利和义务是不可能的。反之，任何社会综合结构都是其自身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诸多特征只有在将文化组织视为一个整体时方可被理解。在三门学科的同盟中，社会学和其他两门中的任何一门一样，在三者协作中所得到的益处与重要的贡献是一致的。

目前，这三者能够有效进行协作的最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对于那些仅仅接受一门学科强化训练的人而言，对于其他两门学科内容的无知是自然而然的。通过对个体进行不同学科的训练，这种障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排除。但是最有效的协作是两门学科能在一个头脑里获得结合，如果专家们能开辟公共对话领域，他们就能彼此协助解决共通问题。这立刻就引发了第二个困难：缺乏三门学科可以共享的一致的术语系统。甚至是世上最好的意图，一门学科的专家经常不能理解另外学科的专家试图表达的。事实表明情况是复杂的，三门学科当中，各门类所包含的多数术语运用，仍然具有丰富的意思，甚至在学科内部。一般而言，这些术语拥有本学科工作者所认可的一个意义内核，而其从属的意思在其外围构成的模糊区却缺乏广泛的接受性。既然清晰地理解不同学科的术语和概念之于协作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本书的绝大部分是致力于尝试界定最常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在多数规则中，我试图采用民主原则，将对那些意思的界定和解释建立在被普遍认可和忽视得最少的使用上。这样的解释让在一门学科接受训练的人能理解另外一个学科里的人所谈论的一切。然而，我提供的这种混合语或者交替语言仅能保证三门学科中的简单思想和实际知识能够转换，但不管怎样，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