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奈瓦尔的诗歌、小说似乎可以归类于后期浪漫主义，但他的许多艺术手法则超前地预告了象征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的诞生。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们甚至还把他的诗集《幻象集》视为现代诗歌的典范。奈瓦尔在浪漫主义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是，他把情调浪漫的故事引入到了梦幻、谵妄、回忆和神话传说的边缘。集诗意与叙述于一身，通篇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犹如一股营养的潜流，穿越了十九世纪后期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并在二十世纪小说大家的作品中绽放出使世人大吃一惊的绚丽花朵。本书是一部最权威的钱拉·奈瓦尔传记作品，它以详实的资料，精辟独到的分析，还世人一个真实、可靠、令人同情的钱拉·奈瓦尔，而且揭开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死因的百年悬谜。

童年时他孤独，青年时他不得志，临终时他凄惨。他是天才诗人，他是疯子诗人，他的一生神秘又悲惨。本书是一部最权威的钱拉·奈瓦尔传记作品，它以详实的资料，精辟独到的分析，还世人一个真实、可靠、令人同情的钱拉·奈瓦尔，而且揭开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死因的百年悬谜。

中译本序

缩略词说明

导言

第一章 钱拉祖上的四个家庭

第二章 艾蒂安·拉布吕尼大夫

第三章 童年：巴黎，莫尔特封泰纳，圣日耳曼

第四章 先写作，后毕业（1826-1829）

第五章 1830年

第六章 青年法兰西和布辛果（1830-1832）

第七章 从小圈子到意大利归来（1832-1834）

第八章 长老街区和《戏剧世界》的创办（1843-1836）

第九章 “追寻金发人“：旅行，蜃景（1836）

第十章 劫后余生：《皮基罗》，报人生涯（1837-1838）

第十一章 《雷奥·布尔卡尔》，1838年的德国之旅（1838-1839）

第十二章 在维也纳（1839-1840）

第十三章 从维也纳归来之后到第二次比利时之行（1840-1841）

第十四章 1841年的发病

第十五章 1843年的东方之旅

第十六章 1844年1月-1846年4月

第十七章 1846年5月-1847年12月

第十八章 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年1月-1850年春）

第十九章 从巴尔扎克去世到波拿巴政变（1850年夏-1851年12月）

第二十章 从《哈勒姆的画商》到波西米亚小城堡（1852）

第二十一章 从迪布瓦之家到时布朗什病院（1853年年初-1854年5月27日）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次德国之行（1854年6-7月）

第二十三章 没有变容的死亡

第二十四章 走向一种未来

致谢

家谱

人名译名对照表

地名译名对照表

奈瓦尔作品译名对照表

钱拉·德·奈瓦尔生平和创作年表

巴黎

钱拉·拉布吕尼生于1808年5月22日，晚上八点钟，在圣马丁街96号。而在这栋房屋的原址上，如今矗立着一座门牌为168号的楼房。第二天，孩子的出生就得到了申报。证人有钱拉·迪布朗，药剂师，住圣马丁街92号，孩子父亲的舅舅，还有皮埃尔·夏尔·罗朗，内衣商，住贝壳灰岩街23号，孩子的外祖父。

孩子于23日在圣梅里教堂受洗，教堂位于同名的街上。教父为钱拉．迪布朗，教母为玛格丽特‘维克图瓦·布歇，皮埃尔-夏尔．罗朗的妻子。拉布吕尼大夫当然希望表达他对钱拉·迪布朗的感谢，所以请他当了孩子的教父，并为孩子取了钱拉这个名字。

在钱拉为自己在1830年编选的《德国诗歌选集》所写的导言中，他这样描述了歌德：“我十分怀疑大人物们童年时代的那些美妙特点，人们通常津津有味地谈论它们，而且人们希望从中看到包含着他们整个的未来[……]”在钱拉的童年中，没有丝毫的美妙特点，甚至没有任何的特点。

由于他父亲的出发从军，尤其是他母亲的出发，他被送到瓦卢瓦地区他的舅公安托万·布歇家中抚养。但是人们可以想像，住在巴黎的外祖父罗朗并没有抛弃他，相反，他还真的把他带回到了巴黎，等艾蒂安。拉布吕尼大夫于．1814年来接他的时候，他就在巴黎。最后，钱拉。迪布朗，另一个舅公，隐居于圣日耳曼昂莱，也不是没有照顾过孩子，是他把拉布吕尼大夫召回了巴黎。

钱拉在《西尔薇娅》以及类似作品中，在《漫步与回忆》中，甚至在《奥蕾莉娅》中的回顾，隐约透露出一些小心翼翼、犹犹豫豫的描写。总之，孩子曾经生活在瓦卢瓦、巴黎、圣日耳曼昂莱，只是日期难以确认。有两个地方——如果人们可以相信对它们的回顾——构成了他幸福记忆的两个极点：莫尔特封泰纳和圣日耳曼，直到人们在1822年找到确切的地点标记为止。

人们可以从钱拉童年中得知的，是那些充满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悲愁。这个孩子没有母亲，从来就没有过母亲。他记不得她的容貌：“我从来没见过我的母亲，她的肖像也丢了，或是被偷了。我只知道，她很像当时的一幅版画，出白普吕东或者弗拉戈纳尔之手，人们称之为《谦逊的女子》。”

这个始终不在场的母亲，他将不停地寻找她。谁能相信他就没有因母亲的这一缺席指责过他的父亲——甚至指责过他母亲当年的出发?在1853年11月27日写给他表叔让一巴蒂斯特·迪布朗的一封信中，这种指责隐约地显露了出来：“我可怜的母亲跟随着法兰西的旗帜死在了西里西亚，但是留下了她的儿子成为孤儿。”

在读到这个跟《火的女儿》几乎同时发表的句子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个热情如火的安婕丽嘉-德·隆格瓦勒，她的悲剧故事早已出现在了《私盐贩子》(1851)中。安婕丽嘉只是为了“可爱至极”的拉科尔比尼埃尔在她心头启迪的爱情才活着，从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学来讲，他根本就配不上她。因为她是“庇卡底地区最伟大的贵族之一”阿罗库尔伯爵的女儿，而他，只是“瓦兹河畔的克莱蒙地区一个猪肉商人的儿子”，在伯爵家中打打杂。伯爵意识到年轻人老围着他的女儿打转转，便威胁他，要把他打发走。拉科尔比尼埃尔催促安婕丽嘉跟他一起逃走。她丝毫没有抵抗就接受了他的建议，甚至，为了筹集盘缠，她还偷了她父母的一些钱。她女扮男装。他们一直来到土伦，再乘船前往热那亚，到了奇维塔韦基亚，随后又到了罗马。在那里，他们还是没结成婚。从那里出发，他们又去了威尼斯，他们结了婚，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但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这个孩子。随后，她又有过一次流产。人们觉得，她的旅伴在蒂罗尔当上了军官，开始对她有些厌倦，她自己也开了小差溜号。他们决定返回法国。归途中他死在了阿维尼翁，他“为自己曾如此虐待了她而感到极其后悔”。她则在穷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她没有停止过爱他，而她的忏悔，则充满了爱的宣言! “这就是爱情!”她高声喊道。“我承认，我对这个人的爱，已经超过了我对我父母双亲的感情。”这个“她所选定”的男人。

在流产后，安婕丽嘉骑上马，“跟她的丈夫一起去找部队”。在军队中，她写道， “我不无惊讶地看到，那里竟有数量跟男人相差无几的女人，其中许多人是校官和尉官的妻子。”在那一段中，奈瓦尔插入了一些有关德国女人和法国女人的议论。前者“仍属于罗马时代的女人。特卢丝内尔达曾和赫尔曼一起作战。在马略获胜的辛布里人战争中，参战的女人跟男人同样多”。法国女人“在家庭事务上，面对着痛苦和死亡时是勇敢的[……]在靠近北方或靠近德国的那些省份中，人们可以找到贞德和让娜．阿歇特一类的女子。但是法国的妇女大众不喜欢打仗，这是因为她们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爱的缘故”。如同往常那样，这里的解释十分微妙。拉布吕尼夫人是瓦卢瓦地区的人，就是说，这是一个靠近北方的地区，就像在《安婕丽嘉》中明确提到的那样，被“古老的佛兰德之路”所穿越。从这一点来说，她是属于贞德和让娜·阿歇特那一类的女人，但是，她不属于法国的妇女大众，她没有她们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爱。这里的对立连词“但是”可以在1853年11月27 H的信中找到影子：“但是留下了她的儿子成为孤儿”。秘密的惩罚。它在《奥蕾莉娅》中变得更为暧昧：“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母亲的样子，当初她执意跟着我父亲随军而行，就像那些古日耳曼人的女人那样[……]”

还有更为让人担忧的，那便是《漫步与回忆》中模棱两可的句子：“她二十五岁时死于战争的疲惫，死于她染上的一次感冒。当时，她要穿越一座上面躺满了尸体的桥，她的车差点儿都翻了。”这个句子经不起分析。她到底是死于战争的疲惫，还是死于一种在桥上突然问传染上的感冒?那辆差点儿翻了、后来却并没有翻的车子，究竟在那里做什么?最后，所谓“战争的疲惫”又是指什么?既然她是一个军医的妻子，这个军医还强调过禁欲的危险，尤其还有花癫。……P41-44

记得那是多年前，当我翻译完了奈瓦尔的一些诗歌和小说，准备推荐给出版社出版时，编辑约我写个前言，当时我就“奈瓦尔之死”写下了这样的话：

1855年1月26日，巴黎人清晨起来，看到满地积雪，这一夜巴黎奇冷无比，气温低达摄氏零下8度。位于中央菜市场不远的老路灯街上，人们发现一家公寓中吊死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文坛著名的疯子才子钱拉·德·奈瓦尔。到底是上吊自杀，还是被人勒死，当时没有定论，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旧是一个谜。说他自杀的人认为，奈瓦尔疯病多次发作，发疯时癫狂不已，苦不堪言。清醒时，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病的危险与痛苦，自杀不失为一种彻底的解脱方法。认为他是被杀的人提出异议：死之前，奈瓦尔活动正常，他在收到《奥蕾莉娅》的校样后还认真作了修改。就在1月25日晚上，他还去法兰西剧院找朋友商量修改剧本之事，并在菜市场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晚餐。两种结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谁又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法国文坛上的疑谜不少，但像奈瓦尔之死这样的大谜实属罕见。

前年(2004年)，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翻译完《奈瓦尔传》之后，这个谜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揭开。我知道奈瓦尔是自杀的，吊死的。法国传记作家克洛德．皮舒瓦和米歇尔-布里，以详实的资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令人同情的钱拉-奈瓦尔形象，而且揭开了这位浪漫主义诗人扑朔迷离的死因。

克洛德．皮舒瓦堪称法国传记作家中的学院派代表，对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有着颇为权威的研究，曾为以学术价值高而著称的“七星丛书”主编了波德莱尔和科莱特的作品集。米歇尔·布里也是一位富有学养的钱拉·奈瓦尔的研究专家。皮舒瓦和布里的传记写作，一向以学风严谨(分析精到，注重细节)、资料详实(引用得当，前后照应)而闻名于研究界，这一本厚厚的《奈瓦尔传》便是明证。本书无愧于钱拉·奈瓦尔传记作品中最有权威的一种。

关于奈瓦尔的生平和创作情况，这本书都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作为译者的我，似乎不应该再在这里饶舌了。

不过，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奈瓦尔的文学地位，还是应该简要地重复一下我在翻译过程中所认识到的奈瓦尔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尤其是不太为中国的读者和研究界所了解的一些文学因素。

奈瓦尔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小说和游记。他结集出版的诗有《小颂歌集》、《抒情诗与歌剧诗集》、《幻象集》、《幻象他集》(死后出版)、《杂诗集》(死后出版)；小说有《奥克塔薇娅》、《法约尔侯爵》、《安婕丽嘉》、《西尔薇娅》、《潘多拉》(未完成)、《奥蕾莉娅》；散文集有《波西米亚小城堡》、《故事与笑话集》、《十月之夜》、《漫步与回忆》；游记有《旅行书简》、《东方之旅》、《罗蕾莱》等。他也和大仲马等人合作或单独写过剧本，如《傻瓜们的王子》、《拉喇》、《皮基罗》、《雷奥·布尔卡尔》等，但均无太大成功。

奈瓦尔的诗歌大都发表在诗人圈的刊物上，影响面并不大，即便像《幻象集》那样的力作，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重视，至于其他诗篇，简直就像湮没在故纸堆中一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奈瓦尔诗作的超前性。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诗人们对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幻象集》大加赞赏，甚至有些人还把它推崇为现代诗歌的典范。

奈瓦尔是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多彩的诗人，即便是他的小说，也具有相当浓郁的诗意。《火的女儿》(1853年结集出版，《安婕丽嘉》、《奥克塔薇娅》等作品都收在这一集子中)和《奥蕾莉娅》一直被后人认定是他的小说代表作。在小说集《火的女儿》中，《西尔薇娅》特别值得提上一笔。这篇采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中篇，描写了一种半为梦幻半为回忆的情景。往事如烟，随风而去，惟有失望留在主人公心中。《西尔薇娅》的题材属于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而奈瓦尔艺术处理上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放弃了同时代作家所惯用的直陈铺叙故事、以为宣泄情感的老套子，而以意识的活动为作品的框架结构，用回忆、梦幻、潜意识作为叙述方式，一一塑造了体现巴黎现代社会之豪华、上流社会之装饰美的奥蕾丽，体现理想的高贵、雅致、古典美的阿德丽安娜，体现质朴、天真、野性美的西尔薇娅，以为对照。这样的叙述结构和方式，无疑包含了一些非常现代性的因素。

 在这里，我愿更多地强调一下《奥蕾莉娅》，因为在我看来，《奥蕾莉娅》这部小说与作者本人的疯病及他后半生的命运似乎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一部未完成的《奥蕾莉娅》，几乎就是奈瓦尔后半辈子的文学创作史。 不知是孤独的童年导致了性格的怪异，还是爱情的失败触发了情感的脆弱，从1841年起，奈瓦尔的疯病一再发作，不时地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而说到他的失恋，1834年他在巴黎万象剧院第一次见到女演员简妮·柯隆，对她一见钟情，此后一直陷入对她的狂恋中，给她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后来简妮·柯隆与一个音乐家结婚，给了奈瓦尔很大的打击。他打算以这一段热恋、失恋的故事为题材，动手创作《奥蕾莉娅》。谁曾想，他刚刚动笔写作，就疯病发作，进了精神病院。疯病时好时坏，《奥蕾莉娅》的写作也断断续续，好几次，写作几乎搁浅。尤其从1853年起，他的疯病频繁发作，最后，还是给他治疗的精神病大夫布朗什在关键时刻鼓励他，使他终于在死前基本(仅仅只是基本)写完了小说。

《奥蕾莉娅》借助于某种类似日记或回忆录的自传性质的故事，描述了作者最隐秘的内心感受，尤其是他失恋后痛苦的心态以及疯癫期间的思想行为。小说原来的副题是《梦与生命》，它也确实写了梦与生命，确切地说，写了“梦幻在现实生活中的流露”。奈瓦尔在这部特异的小说中惊世骇俗地提出：“梦是一种第二生命”(也可以译为“梦幻是第二种生活”)。他在小说一开头这样描写这种似睡眠、似回忆的东西：

梦是一种第二生命。我不可能毫不颤抖地冲破这些把我们与不可视的世界分隔开来的象牙或兽角的门。睡眠的最初时分是死亡的形象，一种阴沉沉的麻木攫住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能够确定，在什么样的精确时刻，自我在另一种形式之下继续着存在的使命。那是一个渐渐亮起来的模糊的地下世界，居住于虚无缥缈之境的苍白的形象从黑暗和夜色中显露出来，严肃地板着脸纹丝不动。随后画面形成了，一道新的光亮闪耀着，戏弄着这些露现出来的奇形怪状：精灵的世界为我们洞开。 读了这样的文字、这样的作品，人们实在很难把握其中的梦幻形象。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梦幻毕竟是个人精神生活中的东西，其个性特点十分突出；二是作者想通过某种类似原始宗教奥义的神秘气氛的渲染，寻求对生存之烦恼的解脱；三是作品描述出来的谵妄状态是作者独特的个人经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常人所能细细体会的。

不过，好在《奥蕾莉娅》中有关梦幻和疯狂状态的描写用的是一种极其清醒的笔调，把握着整部作品的是一种完美的、经典的语言，即使在反映极度的疯癫状态时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后人得以深深潜入到作者内心中，对他的潜意识进行细致剖析。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写作也或多或少地预示了二十世纪中许多的文学创举，如精神分析批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法。

当然，《西尔薇娅》等另一些收集在《火的女儿》中的短篇，也多多少少含有这种把梦幻与现实}昆同在一起、疯狂与清醒交织成一体的叙述技巧。它们对后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文学史上，奈瓦尔的诗歌、小说似乎可以归类于后期浪漫主义，但他的许多艺术手法则超前地预告了象征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奈瓦尔在浪漫主义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是，他把情调浪漫的故事引入到了梦幻、谵妄、回忆和神话传说的边缘。像《西尔薇娅》、《奥蕾莉娅》无论在当时也好，现在也好，恐怕难以称得上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它们更是一些诗情洋溢的故事，它们最根本的特点，是对心灵所做的清晰而又精确的追忆。这心灵往往是一种向着勃发的忧愁、清丽的妩媚、迷茫的梦幻和可怖的疯狂彻底敞开的心灵。在文字形式上，它们集诗意与叙述于一身，似乎可称为诗小说或者散文诗；在叙事结构上，它们往往以真实与虚幻(或梦境，或谵妄)、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思索的交替编织和对称安置为基础。当然，通篇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犹如一股营养的潜流，穿越了十九世纪后期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并在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阿兰一傅尼埃(《大莫尔纳》)、布勒东(《娜佳》)等二十世纪小说大家的作品中绽放出使世人大吃一惊的绚丽花朵。

对于奈瓦尔，中国介绍得并不多，除了笔者翻译的以《火的女儿》为名的奈瓦尔诗文集(收入他的主要诗歌集，以及短篇小说集《火的女儿》中的所有小说，外加《奥蕾莉娅》)外，就没有什么翻译和研究了。而在作家的故乡法国，人们只要读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就一定会发现，有专门的篇章为奈瓦尔而保留。在文学史家的眼中，奈瓦尔的地位虽赶不上世纪伟人雨果，也当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福楼拜、左拉、莫泊桑、马拉美等文学大师齐名的。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给他留下了位子：《奥蕾莉娅》被选人“神怪作品”最佳藏书的前十本；《火的女儿))被选人“法国爱情小说”最佳藏书的前二十五本；《幻象集》被选人“法国诗歌”最佳藏书的前十本；《东方之旅》也名列“游记”最佳藏书的前十本。

为什么这样一位大作家，多年来却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介绍和重视呢?文学专家的趣味恐怕是一个原因，由于奈瓦尔不属于“现实主义阵营”，所以他难以像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那样早早地受到中国出版界和读者的青睐。又因为他也不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总保持着吟唱失落的爱，叹息一去不复返的童贞的格调，所以他在雨果的光芒底下没了影子，甚至常常欺负他的大仲马在中国的命运也强过他千百倍。而且，奈瓦尔死得太早，其独具超前风格的作品只是淹没在了浪漫主义运动最后掀起的一丝浪花中。而受他影响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还要等上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才能有他们的辉煌。

即便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位在法国文学史上有着如此特殊地位的，而在中国尚且陌生的“疯子诗人”，也应该好好地读一读这本《奈瓦尔传》。

在结束了这部大部头、艰难而又细微的作品之际，我们要在此感谢所有给予过我们帮助的人，首先是Jean Guillaume神甫和Jean Ziegler先生，本书就是题献给他们的，还有在比利时和在法国的那些奈瓦尔研究者，他们构成为一个小组，负责出版“七星文库”版三卷本的《奈瓦尔全集》，他们是：Christine Bomboir，Jacques Bony，Jean C6ard，Lieven D’hulst，Pierre Enckell．Antonia Fonyi，Max Milner，Jean—Luc Steinmetz。

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了奈瓦尔研究中心的资料，该中心于1977年由纳穆尔大学行政委员会创建在纳穆尔，主席是校长先生Roger Troisfontaines，此后，它便由Jean Guillaume和Claude Pichois来领导。该中心还在继续享受委员会为它提供的方便，委员会目前的主席是校长Maurice Gilbert。

我们还要感谢Jean—Paul Avice先生，Jean B6chade—Labarth先生，Thierry和Pierrette Bodin先生夫妇，Thdr6se Bony女士，AlainBrunet先生，Eric Buffetaud先生，Louis Clayeux先生，Jean—Paul C16ment先生，Claude Coulet先生，Henri Coulet先生，LambertIsebaert先生，Ghyslaine de Keraariou女士，Gilles de Langsdorff先牛．M．de Lansdorff小姐，Jean Mazel先生夫妇，Luigi Monga先生，Paul Morel先生夫妇，Alain Nicolas先生，Charles—Louis d’Orgeix先生夫妇，M．-O．van Oudheusden女士，Robert Pageard先生，Monique Perret女士，Jean—Claude Polet先生，Claude Schopp先生，以及Jacque Voegeli校长(Vanderbilt大学)。

我们还不能忘记在巴黎和在纳穆尔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长们。

Lucieil Chambadal先生带着一种批评意识负责了排版工作，我们对他十分感谢。

vincerlette Pichois女士负责了一校校样的审读工作，还在计算机上录入了很大一部分的文字。我们在此对她表示一种特别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