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描述的这个细节，还进一步印证了父子之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你无法指望一个整日为生计操劳奔忙、为儿女们能够过上主流社会富裕生活的生意人，会特别留意儿子那“没多少价值”的文字。甚或，即使留意了这样的文字，也是出于某种亲情而非真正懂得儿子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更何况，父亲原本就是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精于算计，自我奋斗中饱尝人间酸甜苦辣咸的犹太商人，根本就不是同路人。看起来，儿子对父亲的确有些苛求了。父亲哪怕抱怨或教训儿子几句，不也是正常的？“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在充满安宁、温暖、应有尽有的环境中生活。”这位出身卑微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学好法律专业，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而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既分担不了商店里和家庭工厂的责任，还整天操弄文学这个世间无用的东西。
强势的父亲对倔强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精神灾难。说到底，双方有无驯服对方的权力意志，首先来自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卡夫卡的父与子的关系，虽属极端的特例，却很好地佐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为何成了“书写狂般”的作家，除了几部小说之外，尤为擅长日记体和书信体？这种文体需要相对孤独的心境和它的自白性，恐怕绝非偶然。作为成功的商人，父亲算不上是个好父亲。但父亲自始至终认为自己做得已经很好，儿子也始终如一地认为，这样的好，对他来说其实是变本加厉的“伤害”——另一方面，卡夫卡是一位世间罕见的优秀作家，却不能算是一个对父亲言听计从的好儿子，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那一套价值观值得坚持——于是，父子的争斗，好像开启了漫长的黑暗的旅程——这黑暗，包括彼此之间的错误判断。好父亲好儿子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制定和主宰这样的好坏标准？这样的标准还在导演着多少家庭教育的悲喜剧？处于强势的一方，父母在实行自己的那一套教育儿女的方法时，卡夫卡的分析相当犀利。在写作这封家书之前的1914年，他给一位友人写道，“被错误判断的父母多于被错误判断的孩子，或者至少父母被错误判断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因为，比起儿女的不断成长和身心变化，父母的自我调整和更新能力，大多停滞不前，甚至退步明显。除非他们勇于同儿女一道学习和成长，但却并不符合教育学的基本规律。卡夫卡说出了一个为人父母的真相，尽管他们或许并不愿意承认。另一方面，孩子的价值观的形成，要比父母漫长得多，艰难得多，他们的确需要父母的陪伴和指导，同时，又要避免过多的干涉。因为，作为强势的一方，在这个过程里，父母的这种错误的判断的发生，屡见不鲜。
既然父子之间无法放下各自的尊严，平静地坐下来深谈，这样的书信的被“逼”，也就事出有因。它是逼出来的告别，且有意拖延，朝着“由我决定的方向发展着”。卡夫卡式的文字抵抗和争斗，总是这样，既文绉绉的，逻辑缜密，又如此执拗和决绝——从性别角色上讲，也许女性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先天的弱者，她们乐于接受“群居”般的同性之间互授人生经验、技艺和能力，习惯于闺蜜之间的安抚诉说，并施以相互影响、教育和成长，它是一个平坦可靠、温暖安全的路径。男性成长的过程，则不尽然，他似乎更乐于维持“独狼般”的个体状态，在独立生存中舔舐伤口，自我疗救、自我教育。“我愿不厌其烦地再重申一遍：换一种环境，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怕交际的、胆小的人，但在那种环境中，比我到达现在的境地所走过来的路，还得多走一段长长的、黑暗的道路。”在这里，卡夫卡并不否认他先前说过的，自己是“一个洛维”——遗传了母亲家族的那种知识分子式的敏感，而非父亲家族的那种劳动家庭的果敢。换一个成长环境，或许更糟糕——这样的语气，似乎暗示了他和父亲之间，又有了转圜的余地，从而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它毕竟要多走“一段长长的、黑暗的道路”，在这段路上，儿子的行为背后，会附着了一连串的屈从，还是忤逆？显然，卡夫卡内心选择了后者，但它意味着这种忤逆、执拗和“打倒”行为，可能导致的悲剧大于喜剧。它的破坏力和毁灭性，抑或，反而变成了精神能量的释放，或未可知？
P6-8
如炬的目光
于荣健
最早读到的卡夫卡作品，应是袁可嘉、董衡巽、郑可鲁三位先生主编的一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其中第一部，分上、下两册，内有李文俊先生、叶廷芳先生分别翻译的卡夫卡中篇小说《地洞》和《变形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书的扉页上，我记下了买书的日子，“1981年12月5日，购于校书店”。上海的冬天经常下小雨，学生宿舍和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也许那时年轻，十七八岁的年纪，套件毛衣就能应付得了阴冷的天气。从丽娃河畔的图书馆由西向东，穿过一座小桥，或从文史楼由东向西，经过八舍女生宿舍楼，它的裙楼的底层，就是这间正门朝西的学校书店。下了课，或从图书馆出来，我常会拐过去，看看有无自己喜欢的新书。
与我同行的，会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白李。那时，不只学校书店，我俩常逛的书店还有中山公园书店、静安寺书店、南京东路书店、福州路书店等。买了书，自然会在内页里三言两语记下点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些书店于今犹在？对一个穷学生而言，花上三五分钱电车票，去买书和看电影，乃教室之外的另一番天地，自然会有点小小的奢侈的感觉。为了省下钱买书，我俩常在食堂搭伙吃饭，有荤有素，一份排骨一份青菜，倒也入可敷出，乐在其中。《西方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部，定价为2.85元，而当时我每月的生活费为7.5元，为了买下它，想必我心里也曾几番纠结，反复下了多次决心。至于10卷本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卡夫卡文集》，则是工作十多年后买下的。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所谓西方现代派尤其20世纪之后的作家作品，基本不在开列的教材和老师的讲授范围之内。即使欧美文学课或其他选修课上，老师或多或少会涉猎一些，但终究不能大张旗鼓地宣讲开来，而常常要“批判性地学习”。偶有重版、再版之前的欧美作品，大多以50年代或之前的老译本为主，且19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居多。一番家庭陈设就可铺排七八十页的巴尔扎克式写作，或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懒惰的地主起床过程，就要哆唆几十页，的确让人生厌，不胜其烦。于是，海明威式的简洁句法和茨威格式的精细心理刻画，深受初学写作者的喜爱。作为新时期文学上的“拨乱反正”，现在想来，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更新是，古典作家把人当物来写，现代作家也能把物当人来写，围绕是否以人为核心，正如当年我们的现代文学课老师钱谷融先生所言，文学是人学，而非什么其他，也许才是作家代际的一个重要分野吧？而卡夫卡的作品，终其一生写作所指向的，无一不是“变异”了的人，乃至作为一个深刻的存在的他自己。作品是作家的幽灵，一如福楼拜宣称的，包法利夫人写的就是他自己。卡夫卡则把这种自我譬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为深入人的心理结构和情感内部而写，来了解和重建人道主义文学，正是那个时期文科生的阅读需要。要想课堂之外“解渴”，无非通过书店、讲座、图书馆、同学间借阅影印本等途径获得。《西方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书的出版发行，对文科生而言，其影响力前所未有。它打开了新的视野，从而瓦解了既有的阅读经验，而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写？初读卡夫卡的作品，除了震惊之外，我已不记得还有其他什么细致的感受了。但对一个没有什么深度阅读经验的学生而言，书中主人公的怪异荒诞的言行，与其亟待阐释的丰富内涵，对我来说，既有束手无策之感，又颇具探幽访胜的吸引力。何况它的写作背景、犹太教义、心理学说、文化传统、社会状况等等，这些林林总总，怎一个庞杂、艰深和历险，就能概括得了的？
……
2012年5月，我往返古老的查理大桥，漫步伏尔塔瓦河畔，去寻找以卡夫卡命名的旧居、书店、博物馆和咖啡馆，以图尽可能多地还原他笔下世界的场景和踪迹：火车站的那伙出租车司机看到外国人，不打计程表又信誓旦旦地说这里距酒店很远，我拖着行李箱出站寻找正规出租车，事后证明他们确是宰客老手；旅游旺季，伏尔塔瓦河上的大小游艇你拥我挤，争道抢行，为了多招徕几个游客上船；去往总统府的碎石小街上，街头艺术家们表演小提琴四重奏，画家们正在为游客肖像写生；波希米亚风格的工艺品店琳琅满目，来自乡村的红脸膛店员嘴里蹦着听不太懂的英语单词；啤酒馆里大娘级别的酒娘吆吆喝喝，热情奔放，挂在烧烤架上的粗粝的盐粒面包，当地人以它当菜佐酒；黄金巷里，卡夫卡用报纸引燃炉火取暖的写作小屋，如今却要买了门票才能排队进入；河边一个大大的K字博物馆，除了卡夫卡各种文字版本和影像制品，还有各类纪念品可以售卖，这在生前一向低调行事的卡夫卡看来，是否仍属匪夷所思的荒诞之事？商业街上，不知何故正在举行一场游行示威，光头文身莫希干发型的青年们，表情愤怒地呼喊着口号，主题似乎与移民相关，而默默跟随的警察、忙碌的摄像记者和天上盘旋的直升机，也在履行着各自的职责……生活一直向前，演绎着悖谬的洪流，呼啸而去。我旁观着长长的游行队伍，但找不到卡夫卡那样一张为了文学使命甘于受苦受难的殉道者般清癯的面孔。我只看到了他的青铜雕像，他如炬的目光，还在凝神于这座千年之城中的芸芸众生。
一如卡夫卡定义的那样，写信，就像“有意拖延的告别”。就我个人而言，写下这本读书随笔，只为了纪念这样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学圣徒，也不枉读书时光里曾经的喜爱。不只语言的魔法师，卡夫卡是给我们带来了文学尺度和标准的作家。同为捷克同乡的米兰·昆德拉不无夸耀地说，“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两个人建立的，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纵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相信，卡夫卡创造的文学恒久话题，仍旧未完待续。
最后，特别感谢著名汉学家、诗人顾彬先生为本书作序。同为德语作家，他也是一位我深感钦佩的文学之路上的亦师亦友。
2016年10月13日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
顾彬
大概18岁时，我在Rheine（莱内）的高中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作品。Rheine（莱内）是当时西德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它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所学校也比较古老，大概是在三百五十年前成立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严格，非常保守。不过，他们还是经常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最进步的文人与思想。有一天，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我们跟他一起朗读和分析卡夫卡（1883—1924）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作品的题目非常奇怪，它叫《骑桶者》，写法也古怪，今天说它是kafakaesque，这是英国评论家1938年编辑的新的形容词。总之，我们不懂。人怎么能骑桶呢？疑问很多，我们糊里糊涂的。
在中国诗人于荣健《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这部读书笔记里，一共有八篇文章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其中就选了这篇小说。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带我回到了往日的时光。这样的岁月已经逝去五十多年了，中国人说，往事如烟。不但他在思考自己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光，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纪念我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和我的记忆，如同卡夫卡感召下的一对好兄弟。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
我们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虽然什么都不清楚，但觉得作者的语言令我们神往。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我的祖母在我的故乡Celle（策勒）度假时，我就把卡夫卡的全集都看完了。这大概是1964年。我看得懂吗？看不太懂。事实上，至今在德语世界，能看懂卡夫卡的，仍属少数人，而且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还要阅读呢？是由于卡夫卡语言水平的原因。文学首先是语言，语言有它的标尺，也可能除了语言之外什么都不重要，又或者，至少其他的，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好的语言，从那个时候起，就是我的写作目的。也许，还是我唯一的目标。
好的语言，好的德文，这就是卡夫卡。从今天来看，卡夫卡属于捷克人。从当时来看呢？他是奥地利人吗？算了吧，别再问。欧洲的历史太复杂。一时也解释不清。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困扰着我们：当我们谈论我们自己的祖国时，我们却没有固定的国家。不过，反过来想，坏事变好事，不少语言我们学好了，有什么语言我们就用什么语言写作，尽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才能有比较，有辨别。卡夫卡至少熟悉三种语言，犹太语、捷克语和德语，但他用他们的官方语言德语写作。很多凭借德语创造了杰出诗篇的著名诗人，不一定就是德国人。我也不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是三分之一奥地利人，三分之一中国人，因为我写中文的散文，另外三分之一是普鲁士人。再说，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欧洲太多这样的情况，没有民族，甚至没有具体的故乡。最好的语言，就是作家最好的家园。
对我来说，读卡夫卡就得丢掉自我。因为他语言的吸引力太深了，一不小心就会失掉了自我。所以，到19岁时，我决定一辈子不要再读他的小说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忽然有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诗人，请我为他的这本有关卡夫卡的书作序。几年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时，他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不能。我发誓永远不要再看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我跟我的爸爸早就告别了。还要重复告别吗？他已经死了。死了30多年了。如今，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还必须回顾吗？不要。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孩子都没有父亲！如果有的话，我们讨厌他们。他们把我们的语言破坏了，给我们吃发霉的面包、狗都不想吞下的香肠。冬天也没有像样的御寒的衣服和鞋。因为饥饿的记忆，苦难的记忆，还有一代代人秘不可宣的那些个人成长史，我们也想跟卡夫卡一样“打倒爸爸”，却又不得不用写作记录下这一切。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集《黑色的历史，黑色的故事》（2005），大概还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我不敢再深究下去，究竟是不是这样。再读于荣健的新书，我就不得不回到我的过去。用汉语的说法，不堪回首又不得不这样。当然，这也是卡夫卡的书信方式。我每天写信，我每天会碰到类似他小说的主人公“K”，每天早上要签字，每一次签“K”，那也是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信中我跟于荣健开玩笑说他是“小卡夫卡”，我是“老卡夫卡”。它的确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生活的“陷阱”。
无论如何，好像我还是学会了布拉格人跟别人打招呼的做法。与入碰面，他们宁愿说：“卡夫卡，卡夫卡。”其实，这是“你好”的意思。这个问候的含义很深。它潜在的意思是：“你已经异化了还是没有异化？”好像我们没有经过异化的过程，我们就不是现代人（modem wo man）。这个问题每个人几乎都会遇到，只要他稍加思考的话。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遭遇和经历。也许不被别的东西异化，就被自己异化。它是一个疑问句吗？但语调幽默，好像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十分肯定。
没有希望从异化的范围、从我们的condition humaine、从我们的人间状态中挣脱出来吗？有。我们的希望在语言那里，在卡夫卡的语言里。我们也听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房子。如果要住得舒适的话，就需要优质的语言。优质的语言并不罕见，不过，它需要耐心和发现而已。这样，才能建造起自己牢固的房子，风吹雨打也可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
中国目前有时也会出现文雅的翻译，特别是叶廷芳先生的。因此，中国的读者应该能感觉得到卡夫卡优质的原文、译者优质的母语。于荣健用叶先生的译本，并引用了不少的引文，以利于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他从引文出发来阐释卡夫卡的作品，有据可查，很多资料，引经据典，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可靠方法。建造房子的基础很好，有石头，有砖瓦，还有木料和水泥。再加上他前后坚持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精心磨炼。但他没有从卡夫卡本人的作品开始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毛病。就谈卡夫卡不谈其他，好还是不好？我猜，这位中国诗人可能以为这是我笔下的人物。也有道理。人家不会给他打板子的，相反要打我。我习惯了。来吧。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写他的小说和其他文字。睡觉是次要的。出名，无所谓。有没有读者不要管。卡夫卡为文学而生，为他自己而从事创作。生活为文学而非文学为生活，他敢于牺牲自己又重新创造了自己。我们嘴上常说，过文学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了。卡夫卡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大概只有这样，他才能解决他生活的毛病、他的抑郁症。他必须这样。抑郁、写作与病态是分不开的：从杜甫到歌德，我们都能听到这类的信息。写是诉苦吗？不光从卡夫卡那里来看好像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的布拉格小说家宁可要一种冷静的态度。非常冷静，有时冷静得可怕。面对死亡，他还在维也纳郊外医院的床上继续修改、校对他还没发表的作品。对卡夫卡来说，写下文字，就是他生活最高级的完成。其他的都可以牺牲，包括爱情在内。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在他的遗嘱中，要把他还没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烧掉。幸亏他的朋友布罗德（Max Brod，1884—1968）没有听他的话，给我们留下了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跟老子过函谷关的故事很像，当时他没有带关牒，关令要求老子离开西域前写下他的《道德经》。他顺其自然地写下了。偶然发生的。他“莫知其所终”，但作品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了。如果一把火烧掉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我们现代人要了解我们的人生就存在困难，这种困难至少含有——一种我们总在路上追求着什么，却始终无法找到的答案。这的确是一种处境，还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因此，我们要感谢卡夫卡，布罗德（Brod），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于荣健，他们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复杂的存在。
2016年12月29日于波恩
（作者为德国著名汉学家）
于荣健著的《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卡夫卡读书笔记，结合卡夫卡的8部作品及人生故事，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解读卡夫卡的无限丰富和可能性：他的欲、他的爱、他的怕、他的族系、他的观察、他的逃离……每篇文章均分成若干小标题，力图醒目鲜明地点出作者对大师级作家卡夫卡心灵的靠近、发现和理解。在作家传记的故事性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性之间，找到随笔式的轻松活泼又“刀刀见血”的平衡表达。本书既适合具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也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是一部读书笔记，收录了八篇作者于荣健分析卡夫卡的作品的文章。它是作者经十多年精心磨炼的成果，也是向卡夫卡这样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学圣徒的致敬之作。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为本书作序，给予了本书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