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懂得中国古代官家定律，要去解读中国历史，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官家定律》一书从古代官场出发，曲径通幽进入到历史的灰色地带，为人们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搭建了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官场规则”的新话语模式。本书从趋利避害、灰色生存、差序格局、合法伤害权等多个关键词出发，向读者展示了适者生存的官场进化论。作者宗承灏像一个技术娴熟的庖丁，将他的解剖刀伸进千年历史的肌体里，深度剖析了中国古代官场种种怪胎。全书文字犀利，鞭辟入里，读来令人畅快淋漓而又茅塞顿开。

作者更以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来关注官场历史，精英荟萃的古代官场上，精英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五千年中华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官场史、一部关系史。

本书是由宗承灏编写的《官家定律》。《官家定律》的内容提要如下：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宗族为团体的乡土社会，这也是“血统论”产生的温床；与血统相对应的是深入古代文官骨髓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系统中，血统和道统就像武侠世界里的双剑合并，只有合并才能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一旦分离，权力系统就面临着瘫痪，金銮殿上那硕大的龙椅也会轰然倒塌。

在古代官家权力结构中，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个人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对于古代官员来说，正式权力是有限的，而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得来的非正式权力却是无限的。

官家定律一：权力的血统论

 1.权力的根时代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王侯将相真有种

 2.DNA决定出路

 3.三国时代的权力流氓化

 4.权力“杀熟”是死结

——权力赎买是“怀柔术”

——官家的“分离定律”

 5.酷吏的伤害边界

——酷吏的利害计算

——全方位的“酷吏铁律”

——酷吏利害逆考

 6.士大夫的权力情结

——屈原的痛苦指数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官家定律二：权力的差序格局

 7.家天下的“抱团自肥”

——家族共同体的“硬权力”有多硬

——“国”与“家”的皮毛分离模式

 8.官家的“稀缺资源假定”

——吃腐肉的份

——吏员的黑权力

——“三碗面”是权力递延

 9.有毒的“清流”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流，官场魔鬼的诅咒

 10.朱元璋的分权制衡术

 11.权力的“第四种博弈”

——与“神灵”共天下

——哭出来的“二元对抗”

——虾米吃大鱼定律

 12.灰章程的吊诡

——官员的成本边界

——“菜市场”逻辑

官家定律三：权力的灰色地带

 13.权力如刀，挥刀自宫

——陈寿六的明星路

——小人的边界效应

 14.私人关系与公权力的交易旋涡

——考场引发的利益之争

——权力马甲的价值

 15.大清的权力脐带

——八旗的权力密码

——三方集团的博弈

 16.中国式“官商”

——官与商的“权力互动”

——出售官帽

——官离不开仆

 17.官员堕落的“胡椒心态”

 18.万历的死局

——吃垮“家天下”

——有多少税可以重来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宗族为团体的乡土社会，这也是“血统论”产生的温床；与血统相对应的是深入古代文官骨髓的政治理想，也就是所谓的“道统”。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系统中，血统和道统就像武侠世界里的双剑合璧，只有合璧才能显示出它应有的威力；一旦分离，权力系统就面临着瘫痪，金銮殿上那硕大的龙椅也会轰然倒塌。

在一个血统统治的国度里，衡量一个王朝的更替兴亡，看的不是别的，而是权力行使者的名和姓，也就是权力血统的纯正度。血统是以血缘作为核心价值来获取权力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旦权力的创业者夯实基础，那么对于其后的继任者来说，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如果说继任者的正统性由创业者交接而来，那么创业者的正统又是从何而来呢？可以肯定，他们是通过个人的奋斗(包括暴力和阴谋)摘取了那顶熠熠生辉的帽子。在这里，血缘成了官家集团获取权力的一种手段，更是他们获取权力的资本。西汉建立后，刘邦又将诸侯分封制拿了出来，原因是他认为秦朝的迅速败亡是没有分封同姓王。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刘邦还是将巩固官家权力的宝压在了血统上，这是统治的手段。当然，这种手段是维持官家权力递延的常备装置，从世袭到分封再到和亲，无不处处围绕着权力的血统论在做文章。

按照血统关系亲疏排列结构：直系亲属、一般亲属、亲属的亲属、朋友的朋友等，这就是利益的分配格局。如果血统没有任何变化，而维系它的道统却发生了质变，新道统又与他血型不配，这样就会出现权力的排斥反应，这应该是权力结构中最糟糕的一种局面。

1.权力的根时代

公元485年，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在南齐统治下的今天的浙江地区，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富人造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在我们的常规意识里，历代农民起义多是因为受苦受穷受压迫活不下去了才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那些不缺吃不缺喝的富人阶层，造哪门子的反，谁愿意拿自己身家性命当儿戏。

从古代浙江富人起义这件事当中，可以推断当年那一带的富人肯定不是小数目，否则绝对成不了那么大的气候，因为起义不是请客吃饭，拉几个人随便凑个份子，只有公权力触及到了富人的私利底线，才有人愿意冒着砍头的危险跟着你干事创业。造反行业是高危行业，是官家集团眼中“大逆不道”的行为。

这次富人造反行动的带头大哥是一个叫唐寓之的人，事件的导火索是反检籍，也就是反对政府清查户口。那么，为什么要清查户口？这些人又是为何反对清查户口呢？这要从东汉时期的权力结构开始说起。当时的地主阶级内部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局面：一部分由世代做官而形成的世家大族，叫做“士族”，相当于当时的高干家庭和高干家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士族的地主叫做庶族，属于有钱没权在官僚阶层扯闲篇混日子的那种人。

——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对于古代官场中人，他们最为看重的东西应该并不完全是财富，还有手中握着的权力和传于世间的名声。可很多时候，权力、财富和名声都是结伴而行，权力丢了，财富和名声也会随之而去。就算你家有万贯，也没办法买个太阳不下山。官府一道公文，所有的前程往事都随之烟消云散。抄家事小，保命事大。也难怪秦朝名相李斯会在自己脑袋落地之前，对儿子说出那句经典之语“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句话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价值做的重新评估！可生命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李斯会舍得用手中权力去换取快乐逍遥的日子吗？我看未必。

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命不换。士族集团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弄个土财主当当，他们早已将目光锁定在了权力资源上。他们要的是权力的垄断，而非与谁共天下。  那些士族大佬们早就将这权力“美人”揽入怀中，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情人。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毫不客气地一一收入囊中。自己享用还不算，又形成了一套世袭制度，子子孙孙直到官N代。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老子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奉行的就是这一套。晋代还做不到如此彻底的贵族世袭体制，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职位虽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权力核心这个小圈子。这应该是圈子政治的源头。在当时，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可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其他人无法染指。

王安石说过一句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拉到医院都抢救不过来。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哥哥一不留神考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回家告诉嫂子。嫂子听说自己的老公中了，高兴得一蹦三丈高。弟弟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又看见自己的嫂子这样。他决定折腾折腾这个不懂得何为低调的嫂子，他说：“你瞎高兴啥？考中了的，那话儿(生殖器)是要割了去的！”嫂子当时就蔫了，夫妻生活都过不成了，要那个官有什么用。等哥哥兴冲冲地回家报喜，却看到自己的老婆在一旁哭哭啼啼，就忙问怎么回事。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男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让老婆验明正身，老婆这才破涕为笑。哥哥看着自己的傻老婆，感慨地说：“难道我堂堂的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

由此可见，男人将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女人将生活看得高于一切。

笑话总归是笑话，可有时候笑话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在中国历史上，把进士看得比男根重要的人多如牛毛。

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时期的弊政呢？南汉的弊政究竟是怎样的呢？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政权，当国之君叫刘岩。刘岩的政权留在历史那一页的只要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变态。原因是他喜欢用变态的杀人方法，滥用酷刑，并且杀人的时候自己还要当场亲自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一边看，一边还流着口水。就是这么一个变态的家伙，还推行了一项基本国策：想得到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之士。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着巨大的鸿沟，两大集团互不买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与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相比较，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士族阶层恨不得将庶族的权力空间挤压得无形，因为士族才是权力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人，此人出身于江南豪门，属于根正苗红的士族青年。他有两个同事，秋当和周赳。当时这两个人和他都是中书舍人，在一个部门任职。而秋当、周赳的身份是庶族。有一次，秋当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去做客。周纠显得很不情愿，他说：“恐怕人家不会给咱们好脸子看，别自找难堪了。”秋当不以为然地说：“咱们现在已经和他是同事了，不要顾虑太多，难道你还怕他不陪我们一起坐坐吗？”

俩人于是放下了心中顾虑，鼓足勇气到张家去做客了。张敷算是够朋友的，他为自己的寒门同事特地安排了两个座位。座位安排好了，可主人张敷担心这两个寒门兄弟靠脏了自己家的墙，就把他们的座位安排得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等到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又召唤下人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这一嗓子让秋当、周赳再也坐不住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真是自讨没趣。

寒门百姓，在那些士族眼中都被划入“小人”之列。东晋的刘惔和王濛都出身高门士族。有一次两人结伴出公差，一直忙到太阳偏西也没有吃上饭。就在两人饥肠辘辘，抱怨满怀之际，一个他们认识的朋友为他们准备了酒菜，菜肴非常丰盛，档次也不算低。无事献殷勤，刘惔并不领情准备抬腿走人。可王濛的阶级觉悟没有他那么高，加上实在饿得难受，就对刘惔说：“不过是吃顿饭，填饱肚皮而已。为什么要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呢？”刘惔一脸正色道：“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用一顿饭就拉拢腐蚀我们，不要给他们任何机会。”可笑的是，《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居然记载到了“方正”一章里，实在让人看不出来“方正”之意藏于何处？能看得出的只有豪门子弟鼻孔朝天的自大表情。在我们的形象世界里，两晋的风流雅士散淡儒雅，透着文人雅士的桀骜。可谁又能读出他们心底的贪婪和攫取利益时的不择手段。

不光在对待庶族、寒门的态度上表现得不容商量，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分个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引以为荣的资本就是那一张“士族俱乐部”发放的“VIP金券”，拿着它就可以登堂入室，鄙夷世俗。在当时，那些早年渡江的百家士族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他们还特地修订百家谱作为荣耀的象征。而那些晚来的士族，就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上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在别人面前显摆自己家门的招牌，时时处处显示一个老牌士族的冲天牛气。

南朝宋武帝的舅舅路庆之出身寒微，属于典型的寒门。有一天，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当朝的名门望族王僧达。王僧达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臭模样，样子摆摆也就算了，可这位爷以戏人为乐趣，他问道：“以前在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算你什么亲戚？”说着话，他又喝令下人将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这等于是在取笑路庆之的出身。皇帝的舅舅尚且受此待遇，其他人等就更不用说了。路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大怒，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如此拿自己娘家人开涮，她这个太后的颜面何存？路太后跑到皇帝面前哭诉。宋武帝也只能说：“琼之少不更事，何必无事到王家去，自取其辱？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岂能为此事轻易问罪？”在身份这个问题上，皇帝也不好强出头。士族强力排斥庶人寒流，使两者身份、地位有了天壤之别。严格的等级观念，深深扎根于官家权力结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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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那么延伸到官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官场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了路。而想在“权力场”这张无形的巨网里游刃有余，就必须抓住“生存之道”这根头绪。个人求生存的路上有崇高的温暖的一面，也有卑劣的和冷酷的一面。而在适者生存的荒原上，唯有强者，才能赢得生存的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残酷铁律。

我始终认为历史不是孤立的现象，现象是会相通的，现象是会开口说话的。当时间成为历史的凶手，现象就会成为呈堂证供，人所共知。如果我们没有跳出历史去看历史，那么我们就没有发言权，就说不出其中的奥妙，更品不出其中的味道，历史现象也就成了一个被憋死的哑巴。其实我并不擅长用眼睛去发现小事件背后隐藏的大玄机，因为我是个有点愚钝的人；我喜欢琢磨大事件背后的小动作，是因为我还算是个对历史有敏感度的人。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节点，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敬畏之心时时仰望点什么。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让我们疲倦的视线从纷繁的物面上挪开，从狭仄而琐碎的生存槽沟里昂起，向上，向着高远，看一看时间深处的巍峨与矗立，看一看自由与辽阔。历史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我们要相信那些在时间里枯黄的文字是有温度的。历史是个调皮的孩子，他常常流连忘返于时间的舞台。有了这方特定的“舞台”，那就必定有特定的规则。这种规则许多是显性的，许多却是隐性的。生在这个舞台上的诸公，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在以一定的动作、表情、台词融合在一套或激情、或平和、或跌宕的情节中。这种规则许多是预设的，许多却是即兴的，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需要在规定的程式内，既要完成规定动作，还需要有创意的发挥。

在中国皇权社会中，官家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而又久远的存在。在古汉语里，官家涵盖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指的是皇帝，也就是权力集团的一把手，这天下是谁的？皇帝的，古往今来，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官家第二层意思就是官府衙门。也就是百姓口中的“公家”；第三层意思就是官员自身的称呼。总结来说官家涵盖的三层意思就是：官员个人、衙门和皇帝。几千年来，中华大地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巨变：一个个王朝兴起，一个个王朝垮台，国家治乱无常，既有过路不拾遗的“太平盛世”，也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大动乱。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官家制度却一直存在着，如同一座永不谢幕的权力大舞台，既令人垂涎三尺，又让人望而生畏，无数的悲剧和喜剧在上面启幕，又落幕，不断地上演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整理和阅读史料的时候，都会不自然地将“官场定律”这个词带入其中，将其作为一串串历史事件的解读码。如果说历史是病人的话，那么“官场定律”就是开药方的人需要去把的脉，只有把准了脉才能医好病。之所以能够坚持将这本书写下来，不是因为权力的空洞炫目，而是因为历史的言之凿凿。

这本书是我一直想写，但一直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没有拾笔。2009年的春天我决定把自己埋在一堆发黄的古纸堆里，也同时把这个世界的春暖花开关在了窗外。我决定尝试着去开启一段历史的文化苦旅，当我选择在稿纸上写下第一个字，而不是在电脑前敲下第一个字。是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原生态的书写，而不是闭着眼的电脑盲打。三十五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好的年华，也是开启一个男人话语时代的最佳时刻。除了书写和叙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没有谁能阻挡，我对书写的向往。作为一个书写者，我能想象得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当有一天自己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人捧起这本书和我交流。

最后我要感谢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人，是你们给了我走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是你们为我的人生之路打开了另一扇门。我的父亲宗为正先生教我认识第一个汉字，让我学会感恩，识得忧患，更让我懂得人生需要一份坚守；我的妻子薛松女士，你包容了我所有的对与错；我的女儿宗雪彤小朋友，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没有理由不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