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

本书通过亲历者口述历史，真实地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比如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晚年口述发动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万毅、孙铭九、赵寿山、高崇民等回忆亲历过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还有其他如徐彬如、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杨虎城卫士、学生、记者等的亲身经历。

本书通过亲历者口述历史，真实地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比如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晚年口述发动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万毅、孙铭九、赵寿山、高崇民等回忆亲历过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还有其他如徐彬如、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杨虎城卫士、学生、记者等的亲身经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档案逐步开放，本书还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宋子文的日记，部分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

同时，本书还选编了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宋子文等当事人的回忆。

第一篇 说不尽的张学良

 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

 周恩来三哭功臣张学良

 王朝柱在美国采访张学良

 宋美龄与幽禁中的张学良

 胡适三劝张学良

 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

 台湾资深记者眼中的张学良

第二篇 亲历者口述实录

 吕正操将军见证西安事变

 万毅将军回忆西安事变

 郭洪涛：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童小鹏见证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西安事变

 孙铭九回忆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

 赵寿山将军亲历西安事变前后

 樊崧甫亲历西安事变

 徐彬如回忆西安事变

 胡希仲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交往

 宋黎披露西安事变前后鲜为人知的內幕

 续范亭将军与西安事变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

 史沫特莱经历西安事变之夜

 学生眼中的西安事变

 记者唐君如现场报道西安事变

第三篇 数风流人物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

 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艺术

 张闻天；被历史遗忘的决策者

 西安事变前夕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谈判

 西安事变前后的潘汉年

 王炳南：西安事变中的杨虎城特使

 刘鼎：西安事变的历史见证人

第四篇 西安事变的另类回忆

 蒋介石自述西安事变

 宋关龄回忆西安事变

 宋子文日记揭秘西安事变

 陈诚回忆西安事变

 刘峙：西安事变的解决

 马鸿逵：西安事变前后

 万耀煌亲历西安事变

 蒋介石特勤总管黄仁霖细说西安事变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

第五篇 历史原件揭秘真相

 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信

 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蒋介石对张杨训词

 张学良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

 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张学良对所部讲话

 张学良、杨虎城对时局宣言

 杨虎城在西安电台广播讲话

后记

台湾资深记者眼中的张学良

编者按：徐宗懋是台湾资深记者，他对两岸关系和西安事变都有着很深的研究，本文就是他多年研究西安事变和张学良将军的结果。

张学良先生走了。尽管他一辈子期盼回到东北老家，原来受到软禁不得自由行动，但等到恢复自由身时，他却又带着老伴远赴美国檀香山，10余年来婉拒了“叶落归根”的邀约，最终选择埋骨异乡。

不仅如此，这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英雄甚至将他的个人资料文件、包括口述历史悉数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1996年，张学良发表声明指出，“捐给哥大的材料(哥大即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和基督教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其余的将在2002年，与哥大为我作的口述历史，全部公开展出。”主持张学良口述历史计划的哥大中文讲师张之丙说，1996年后张学良的材料陆续运来，目前计划依当初的约定，于2002年6月开放部分已整理好的材料，包括颇具争议的如西安事变的相关资料。换句话说，无论张学良如何受到中国各党各派的赞美，他最终将自己的历史证言存放在美国的学术机构，而不是在北京或台北，其良苦用心，颇耐玩味，也反映了少帅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一贯精神。

6月转眼将届，似乎很多事情到时可以真相大白，不过海外的史学界是很小的圈子，而且彼此之间口风并不紧，据看过资料的人转述，所谓的机密材料其实已没有那么机密，真正比较值得品味的是张学良对几个军阀的看法，十分生动有趣。至于为何机密不再是机密，因为过去lO年内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国际研讨会已开过几次，其中有一些十分出色的论文。至于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大陆方面也陆陆续续公布相关的电文、信函和会议记录，作为当事人的张学良在几次访问中也吐露了不少，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已足以架构历史真相，澄清某些疑点，并打破过去的刻板印象。

依笔者浅见，有关张学良的历史争议主要有二：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二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角色。本文试着整理这两项史实，以为参考。关于“不抵抗政策”，1990年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中已说得很清楚。当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攻击北大营时，东北军约有40余万，张学良率lO余万主力进入关内，沈阳只留守少数兵力。张学良说：“当时我在北平养病。我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报告，是我邀请英国大使正在观赏梅兰芳演戏的时候。接到报告以后我遂回家，并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为我是全不知道状况，需要暂时观察情势……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于，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么做。我以为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日本这么做，不仅是中国的不幸，在国际上日本将受到责难，对日本也不好。我以为日本不应该这么做。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不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当日我判断：日本这样做对它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发动战争，我会与他们拼命的。”

根据日方的史料显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战事爆发后，请求朝鲜军增援。9月19日，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向东京参谋本部报告，称该军一部正开往沈阳，参谋本部指示暂缓。这一天若规礼次郎内阁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并通知了本庄司令官，然而关东军的高级幕僚石原莞尔等却不服从命令，决定放手蛮干。他们刻意在吉林激化情势，再出兵吉林，朝鲜军亦擅自出动，进入中国境内。关东军和朝鲜军违反军令，独断独行，应属重大罪行。然而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不仅未予咎责，反而被迫追认这项军事行动。可见军部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嚣张至极，既不把侵略当一回事，也没把国际局势放在眼里，他们根据本身的野心和计划，肆无忌惮地用兵，拖着日本政府走向侵略，也就是走向一条最终亡国的不归路。

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同对日本的判断有关，他以为考虑到国际的压力，关东军会很快地撤兵，因此东北军若以弱击强，不仅无法战胜，反予关东军扩大战争的口实。不料关东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受到不抵抗命令的影响，东北军几乎没打什么仗就被赶出了家乡。至于这个过程中，国民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张学良的回答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口气。他说：“关于这一点，从前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国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内容并不是不要抵抗，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看情况去办的意思。这等于说，中央政府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没有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我要再重复一遍，当时我以为日本不会来真的。我觉得我们不能上日本军部挑衅的当，扩大事端。那时我如果知道日本真正的意图，情况可能变成两样。”

张学良的证词绘出了大致的历史轮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原因是他判断日军不会无视国际舆论发动战争，因此希望以忍隐妥协的方式让日军找不到扩大事端强夺土地的借口，只能草草收兵。至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虽然指示“相应处理”，但其对时局的判断与张氏相去不远，何况日本内阁已通过不扩大事态的决定，又有谁能料到军部自行其是不受约束？

无论如何，东北丢了，东北军成了流亡部队。张学良在国人交相指责下，既羞愧又焦虑。对这支部队和指挥官而言，没有一件事情能比抗日雪耻、打回老家更重要了。这种心情使得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如何统一全国的力量上很容易出现分歧，急着找日军较量的张学良对于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与内耗，自然较一般人更感到厌恶与不解，东北军也满怀抵制情绪，为日后的西安事变提供了土壤。

在进入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局势此一课题之前，我们或可对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实际政治军事操作以及中国之一般国情，有一客观的理解，如此比较能解释某些现象背后的逻辑。清朝覆亡，共和成立以后，尽管孙中山心仪的是西方的代议政体，然而代议政治的基本发展条件如中产阶级兴起、资本累积、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公共传媒、社会团体、城乡规划等等，中国几乎都不具备，或者只是在起步阶段。而上述条件的累积只有依赖国家性的组织力量始得以进行，老式科举制度为本的文官体系已被打破，近代的官僚体系尚未成型，较具组织功能的机器只剩下军队，因此军队的职能必然膨胀，作为维护秩序、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清朝骤亡以后的中国即处于这种微妙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国家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催生强大的组织化力量，以抵御外侮、维持秩序、发展民生和解决各种问题等等。另一方面，过去王朝崩溃后的现象又起，包括群雄纷起，逐鹿中原，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根据过去的例子，最后脱颖而出的通常是眼界开阔、唯材是用、善于隐忍并在关键时刻绝不心慈手软的人物。可以说，民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呈现的就是以上两种时代特色的混合。孙中山最初奔走革命，依赖的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宗亲组织和江湖帮会，成员之间的从属关系几近于老式的兄弟拜把。组织力量如此薄弱，又无法切合整个社会体制演进的方向，战斗力自然有限，无法与取代清王朝的北洋军阀抗衡。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和黄埔军校的建立，集合丁东京学成归国具有近代法政军训练的精英、欧洲回来的满腹马克思理论的俊彦以及在苏联顾问指导下成立的新型党军。应该说，这是百年来中国最强大的组织性力量，啼声初试后果然无坚不摧。虽然如此，传统的残留毕竟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仍然带着过去改朝换代的色彩，任何见风转舵的地方军阀都可就地获得合法的地位，挂出同一面旗帜，然后一有称雄的机会就兴兵“讨逆”。这跟楚汉相争或《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好汉伺机称王，或在几大阵营中待价而沽的情况并无二致。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国民党内各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理应以这种角度看待，蒋介石是各路诸侯形式上的共主，但地位并不稳固，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张学良掌兵东北，在相当的观察等待后一举带兵进入北平，支持蒋介石扫平反叛。事成，张氏权力大涨，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政军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各据南北一方。

“九一八”事变后，张氏地位大受影响，1933年长城抗战，张期盼有所作为，却遭蒋以抗战尚非其时所阻，随后放下兵权出国考察。1934年张学良在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基本的思想就是维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同时以和平手段团结各党派势力共同抗日。这一年他在接见记者时表示：“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派，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此时的张学良已有明显的联共思想，不过此时处于抵抗“追剿”的中共尚未意识到张学良是潜在的盟友。8月1日，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公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宣言》，一开始就说：“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侵略掠夺，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

有关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和具体会商的过程，近年大陆史学界引述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打开了一扇过去幽禁的大门，解开了许多谜团。不过在解释这些材料背后的主观情境时，似乎过于渲染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景仰之情。毫无疑问，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共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领导阶层年轻，满怀理想，而且愿意为内心描绘的人间天堂赴汤蹈火。由苏联引进严密组织形态、清规戒律的生活方式加上定期的清理革命队伍，使得这支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革命组织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在纷乱自私的年代，这种纯化的组织和思想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代表着绝不打折扣的承诺，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投入，以他们的智慧和英勇，播下革命的种子，并在关键时刻发挥扭转大局的作用。P57-61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进而侵犯江南，侵占华北，妄图霸占整个中国。蒋介石顽固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加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痛感“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对蒋介石一味不抵抗、并再三迫令他们率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北红军十分愤慨。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出于民族大义，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中国，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的共同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主张。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强盛的根本保证。分裂则衰，统一则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愧对祖国和民族的事情。

本书通过亲历者口述历史，真实地还原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比如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晚年口述发动西安事变的心路历程；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万毅、孙铭九、赵寿山、高崇民等回忆亲历过的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还有其他如徐彬如、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杨虎城卫士、学生、记者等的亲身经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档案逐步开放，本书还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如宋子文的日记，部分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

同时，本书还选编了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宋子文等当事人的回忆。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从国民党或反革命立场出发，对我党进行诬蔑、诽谤，而对蒋介石则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说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不但否定西安事变的进步意义，而且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因子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这些散见于蒋介石、陈诚、刘峙、马鸿逵、万耀煌、黄仁霖、萧赞育等的回忆文章。但是，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分析问题，运用“扬弃”辩证法，去伪存真，透过蒋介石等的另类回忆，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敬请读者诸君擦亮慧眼，甄别真伪。

李 立

2006年8月10日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又兰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作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刚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在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他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说。”说完，便昏睡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

周总理在垂危之际对罗青长说：“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这是总理临终前最后的遗愿，也是海峡两岸亿万人民的夙愿。

本书在参考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采访了大量亲历者的基础上编写、整理而成。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要感谢同仁和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我提供素材，有的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无私地贡献给我。参与本书的作者是：王朝柱、施宣圆、田玲翠、余春水、蒋勇、高存信、方小宁、杨文全、李辉、翟孟、雷县鸿、李艳霞、吴飞、金冲及、程远行、王秦、祝彦文、张培森、杨天石、杨奎松、李淑，黄修荣、黄黎、李明富、蔡玲、潘迎、王华、。李富平、杨文华、江雪、田乾峰、沈嘉、王一波、何小陶、路梅、张鹏、李斌、吴狄等。比如杨奎松的《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之谜》、《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谜》、《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杨天石的《解读张学良档案》、黄修荣、黄黎的《西安事变中“莫斯科回电”解密》、金冲及的《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后》等。

本书一俟出版，即付稿酬。

我要特别感谢团结出版社副总编辑唐得阳，他于百忙中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付梓之际，本人诚惶诚恐，相信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正。  李立

2006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