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目前中国最富创造性的作家，他是中国近半世纪的苦难和荒谬所结晶出来的天才。他的作品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荒谬和苦难作出最彻底的反讽刺。他还做了从来没有人想做和做也没人做到的事，他唾弃中国现代文学那种软、伤感和谄媚的传统，而秉承罗素，伯尔·卡尔维诺他们的批判、思考和想象的精神，同时把这个传统和中国古代小说的游戏精神作了一个创造性的衔接。

本书收入了王小波的小说代表作，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未来世界》，短篇小说《黄金时代》、《舅舅情人》、《夜行记》。让我们一起来慢慢欣赏吧！

王小波的小说，以喜剧精神和幽默风格反讽人类生存的荒谬和苦难——人性的压抑和扭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命运。他的小说以跨越各种年代时空的故事为背景，多种变换的视角和错位的角色语体，穿越古今的对话体叙述，第一人称的机智叙事，从容跨越了现当代小说的媚俗和规则，成为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

本书收入了王小波的小说代表作，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未来世界》，短篇小说《黄金时代》、《舅舅情人》、《夜行记》。

我为什么要写作(代序)

长篇小说

 红拂夜奔

中篇小说

 革命时期的爱情

 未来世界

短篇小说

 黄金时代

 舅舅情人

 夜行记

第二章

因为本章里提到红拂申请自杀指标的事，作者想起了一件相似的事：本年度北京城里交通事故死亡指标是一百九十二人，本区只有十七人。

一

李卫公老年时生活在长安城里，这是他逃出洛阳城的后果。我这样说时，他那座钟就往后拨了好几十圈。人家说长安城藏风避气，有帝王之相，这就是说，长安城在地理上有异常的地方，城外八两重的东西进了城就有一斤重，而城里一斤重的出了城就只有八两了。这也是说，在城里做官领到的俸银，拿到城外去花就不值那么多钱了，而在城里买到的柴米油盐都好像没有应有的那么多。除此之外，在城里烧火，烟永远不往天上冒，而是刚冒出烟囱就沉到地上来。到了做饭的时候，长安城里总是烟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假如你有哮喘，就会被熏得透不过气来。因此就有一条法律，从日出到日落，长安城里严禁动烟火。而天黑以后或者天亮之前，人是呆在房子里的，可以少受烟尘之害。长安城里的人从来都是天不亮就吃早饭，吃完了再去睡觉，天黑以后再吃晚饭。至于中午饭只好吃冷的了。久而久之，长安城里得胃病的人特别多。但是李卫公可以不受这种罪，因为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设备，用人力踏动一个飞轮带动一条特制的毛巾去摩擦锅底，所产生的热量不但能把水烧开，而且可以炒菜。但是这种设备不是一般的人能用得起的，因为它庞大无比，而且要把一锅水烧开起码要把十条大汉累到筋疲力尽。长安城还有一桩古怪的地方，就是只长槐树，别的树十有八九种不活。因此到了春夏之交，城里到处是一片虫啮树叶的沙沙声，白绿相问的槐蚕就如一场场倾盆大雨从空而降。长安城里的鸡鸭必须锁起来，不能由它们乱跑，否则必被胀死无疑。但是卫公家里的树从来就不长虫子，因为是蜡做的。偶尔有虫到他家里的树上吃几口，觉得味道不对就离去了。长安城里的水是咸的，喝久了这种水，长安的女人的嗓子都变成了粗哑的男低音，但是这也影响不到卫公，因为他家里喝城外运来的矿泉水，所以女人还是女人声。尽管他在这里住得很舒服，卫公还是讨厌长安城。他觉得这座城市了无生气，城里的人也呆头呆脑。

长安城里的大道是黄土铺成的。从早晨到夜晚，总有些穿着黄褂子的人站在路边上，用铲子往路面上撒黄土，再用长把勺子洒上水，然后用碾子碾平。过了好多年，长安城被废弃了以后，那些大道还在那里，只不过变得像用旧了的皮带一样处处龟裂，土块也像瓦块一样坚硬。不但路面，长安城的每一寸地面都像镜子一样平，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每个角落都碾得平平整整，寸草不生。卫公每天早上骑马去上班，一骑到马背上他就睡着了，打着鼾。因为他在马背上东歪西倒，那匹马也东歪西倒，卫公往东歪马也往东歪，卫公往西倒马也往西倒，这样他才不会从马上掉下来；但是这也有一个坏处，就是他们并不总是往班上走。有些时候卫公从家里出来走了两三个钟头，不仅没走到班上，而且离上班的地方更远了。好在像他这样的官员并不需要按点上班，而且像他这样的官员有权力在街上横着走路。到了班上以后他又接着睡觉，但是像他这样的官员当然有权力在班上睡觉。久而久之，卫公就成了一个嘲笑的对象。人们提到他时，脸上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昏睡的表情，并且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挖眼角，仿佛那里有眼屎。但是卫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是真的没看见，佯做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因为这种种缘故，虽然大唐皇帝对卫公恩宠有加，但是谁也不敬畏卫公。大家只不过把他当做是一个睡不醒的老头罢了。

李靖住在长安城里时已经老了，而且已经交出了兵权，担任了闲职，但这并不是说他可以没事了。有时候皇帝会把打天下的老将全召进宫去，组织一个将军合唱团，自任指挥，为全城的贵妇演唱，卫公担任领唱。这一帮老弟兄全都老得牙关不住风，而且个个五音不全，所以演唱的效果就如一位刻薄命妇形容的：像一塘青蛙一样!后来又改为由小太监伴唱，大家站在那里摆个样子，效果又是令人毛骨悚然，因为一大伙白胡子老头站在那里发出清脆的男童声，非常怪诞。除此之外，还组织过将军舞蹈团，大家穿上高统马靴，手舞马刀跳骑兵舞。结果是程咬金当场发了心脏病，差一点死了。这不过是卫公老年要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两种。他还要写各种回忆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军事回忆录、政治回忆录、科学回忆录。但是这些还不够，还要有他的自童年写起的自传。这件事的起因是大唐皇帝要修凌霄阁，这是一座古代意义上的摩天楼，在楼里陈列各位功臣的肖像和生平事迹。既然是生平事迹，当然要由本人提供。所以他每天上班以后就要写自传，因为他总是打瞌睡，所以老也写不完。皇上派人帮助他写，进度依然很慢，这还是因为他随时随地都会睡着。后来皇帝又把最漂亮、最有献身精神的女史派了去，进度依然很慢。这位女史还报告说，李卫公除了打瞌睡，就是发牢骚——“不让人安生”，再不然就是问：“几点了？该下班了吧？”

李卫公老了以后，眼睛下面长出了两个泡，满脸都是皱纹，因为总是在伏案打瞌睡，所以眉毛平贴在了脸上，除此之外，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大改变。尤其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那么能打瞌睡，却一点没发胖。有关后一点，给他写传的女史认为有疑问，因为他睡得太死了，故而就不像真的睡着。为了刺激他的嗅觉神经，叫他保持醒着，她在身上洒了大量的麝香香水，以致在她走过的地方，公猫都要“喵”的一声怪叫，人立起来，然后就不按节气地叫起春来，而和卫公呆在一个屋子里，他竟闻不见，照样伏案打瞌睡。对于这件事，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卫公在装睡。为了制止卫公装睡，她又穿了极短的室内服，但卫公又视而不见，只是在瞌睡的间隙里提醒她道：“裹着点斗篷，别着了凉。”后来她又给卫公做head job，要把他弄醒，但是卫公还是打着鼾，而且他那个地方苦得叫人无法下嘴。原来卫公在小命根上涂了黄连水。卫公就是这样的刀枪不入，这使那个女史很痛苦。她丧失了自信心，以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哭了好几天。

二

李卫公在他过了六十岁生日后不久就死掉了。他的死因按现代的看法是心肌梗塞和年老、营养过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病在古代叫做马上风，并且说它和性交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古人善于养生，除了在干那件事时，简直没有什么得心肌梗塞的机会。其实假如红拂不讲的话，谁也不会知道李靖是死于马上风，但是红拂越活嘴越大，十七岁时是一张樱桃小口，活到四十岁，就长出一张性感的大嘴来。她什么事都往外讲。李卫公死后面色不变，而且金枪不倒。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在于，那天晚上红拂和卫公做爱，也不知是和活人干还是和死人干。红拂一讲起这件事瞳孔就要放大，手背上还要起鸡皮疙瘩(别的地方别人看不见，也不知起了没有)。说完了这件事，红拂就说：卫公死了，我活着也没有意思。别人以为她是说说而已，谁知她真的递上了申请，要求殉夫自杀。别人就劝她说，卫公死了，我们早晚也要死，你又何必着急呢。但是她不听。P24-26

我为什么要写作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疼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所以一般人尽量避免爬山。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减熵现象，极为少见。这是因为人总是趋利避害，热力学上把自发现象叫做熵增现象，所以趋害避利肯定减熵。

现在把登山和写作相提并论，势必要招致反对。这是因为最近十年来中国有过小说热、诗歌热、文化热，无论哪一种热都会导致大量的人投身写作，别人常把我看成此类人士中的一个，并且告诫我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了，你还写小说(言下之意是眼下是经商热，我该下海去经商了)？但是我的情形不一样。前三种热发生时，我正在美国念书，丝毫没有受到感染。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到现在也异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这一点。

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过日子，没名的大概连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此全学了理工科，只有我哥哥例外。考虑到我父亲脾气暴躁、吼声如雷，你得说这种选择是个熵增过程。而我哥哥那个例外是这么发生的：七八年考大学时，我哥哥是北京木城涧煤矿最强壮的青年矿工，吼起来比我爸爸音量还要大。无论是动手揍他，还是朝他吼叫，我爸爸自己都挺不好意思，所以就任凭他去学了哲学，在逻辑学界的泰斗沈有鼎先生的门下当了研究生。考虑到符号逻辑是个极专门的学科(这是从外行人看不懂逻辑文章来说)，它和理工科差不太多的。从以上的叙述，你可以弄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我父亲一生坎坷，他又最爱我们，这样的安排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些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后来我一直抑制着这种倾向，念完了本科，到美国去留学。我哥哥也念完了硕士，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在那边又开始写小说，这种危险的倾向再也不能抑制了。

在美国时，我父亲去世了。回想他让我们读理科的事，觉得和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一个逻辑。这让我想起了前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对大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说的话来：“我小的时候，很有音乐天才。只可惜我父亲没钱给我买把小提琴!假如有了那把小提琴，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这段话乍看不明其意，需要我提示一句：这次对话发生在苏联的三十年代，说完了没多久，图元帅就一命呜呼了。那年头专毙元帅将军，不大毙小提琴手。“文化革命”里跳楼上吊的却是文人居多。我父亲在世时，一心一意地要给我们每人都弄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就是理工农医任一门，只有文科不在其内，这和美国发生的事不一样，但是结论还是同一个——我该去干点别的，不该写小说。

有关美国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而且永远是l000的白热。所以你要是看了前文之后以为那里有某种气氛会有助于人立志写作就错了。连我哥哥到了那里都后悔了，觉得不该学逻辑，应当学商科或者计算机。虽然他依旧无限仰慕罗素先生的为人，并且竭其心力证明了一项几十年未证出的逻辑定理，但是看到有钱人豪华的住房，也免不了唠叨几句他对妻儿的责任。

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比方说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几百亩草坪，有的有几千亩草坪，所以仅就住房一项，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的动力。再比方说汽车，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你要是真有钱，可以考虑把肯尼迪遇刺时坐的汽车买来坐。还有人买下了前苏联的战斗机，驾着飞上天。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对同伴说：我爸爸穷。我要是有孩子，现在也准在那里挣钱。而写书在那里也不是个挣钱的行当，不信你到美国书店里看看，各种各样的书胀了架子，和超级市场里陈列的卫生纸一样多——假如有人出售苦心积虑一页页写出的卫生纸，肯定不是好行当。除此之外，还有好多人的书没有上架，窝在他自己的家里。我没有孩子，也不准备要。作为中国人，我是个极少见的现象。但是人有一张脸，树有一张皮，别人都去挣钱，自己却在干可疑的勾当，脸面上也过不去。

在美国时，有一次和一位华人教授聊天，他说他的女儿很有出息，放着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奖学金不要，自费去念一般大学的law school，如此反潮流，真不愧是书香门第。其实这是舍小利而趋大利，受小害而避大害。不信你去问问律师挣多少钱，人类学家又挣多少钱。和我聊天的这位教授是个大学问家，特立独行之辈，一谈到了儿女，好像也不大特立独行了。

说完了美国、苏联，就该谈谈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写了八年小说，也出了几本书，但是大家没怎么看到。除此之外，我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这时我总善意地想：写信的人准是在领导那里挨了骂，找我撒气。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我还在减熵过程中。顺便说一句，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减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己，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减熵过程中的。绝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美国，我遇上过支起摊来卖托洛茨基、格瓦拉、毛主席等人的书的家伙，我要和他说话，他先问我怕不怕联邦调查局——别的例子还很多。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是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能解释的，假如你把熵增现象看成金科玉律的话。

当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吧。

我自己的情形是这样的：从小到大、身体不算强壮，吼起来音量也不够大，所以一直本分为人。尽管如此，我身上总有一股要写小说的危险情绪。插队的时候，我遇上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条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后来读了一些书，发现卡夫卡也写了个类似的故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长了蝙蝠的翅膀，并且头发是绿色的，生活在水下。这二十岁前的作品我都烧掉了。在此一提是要说明这种危险倾向的由来。

——王小波《我为什么要写作》

朽与不朽是最严酷的评价标准。没有人，能做任何事，去影响它一丝一毫。

朽与不朽也不会因任何人的情感、愿望、“炒作”改变一丝一毫。

从内心深处，我隐秘地希望王小波是不朽的。

——李银河(2003年9月2日于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