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丑政变（1861年11月1日）开始，慈禧太后执掌了中国政权达48年之久。在这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正处于多灾多难之时，统治者的日趋腐败，列强一次次的侵略，带给中国的是沉重的屈辱和灾难。统治者为了挽救危机，先后进行了三次新政：第一次由洋务派发起的“自强新政”，进行了三十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难以为继。第二次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然而以光绪被囚禁、“变法”夭折而告终。第三次则是由慈禧亲自领导，即所谓的“慈禧新政”。但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大清王朝则已寿终正寝。这三次新政曾带给中国希望，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而三次新政都没有使清王朝摆脱内外危机的局面，反而最终走向灭亡。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本书就此对其中的“慈禧新政”作了详尽的剖析，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并配有大量的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对读者了解慈禧，了解中国近代历史颇有益助。

《历史聚焦》是一套新颖的历史文化小丛书。它受启发于画家与摄影家的取景聚焦。焦点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时段，如同人物瞬间最富于表现力的神情，虽然只是历史的瞬间，却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适宜的景深中，包涵着立体感的深层义蕴。

在体例上，该丛书策划了“焦点回放”、“焦点透析”、“焦点总评”的基本构架，对各焦点的叙评，繁花纷呈，各极其致。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主要回顾、研究了大清王朝在最后时期所做的三次垂死挣扎般的的变革历史。

写在前面的话

焦点·历史回放

焦点透析

一、改革与保守之间

1.洋务政潮中的权力平衡

2.甲申朝变罢黜奕

3.戊戌政变扑灭变法

二、西狩中的决心

1.假“照会”引发真仇恨

2.仓促西逃惴惴不安

3.惩办“祸首”宣布新政

三、“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革

1.刘张会奏谋划蓝图

2.想变的与不想变的

3.千年科举一旨停废

四、迟到的立宪决定

1.五大臣出洋为立宪定调

2.袁世凯的如意算盘

3.官场丑闻引发政治格杀

4.奕、袁联手覆雨翻云

5.定下九年立宪期限

五、后慈禧时代

1.“两宫升遐”与载沣监国

2.强收军权的军制改革

3.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

4.真立宪?假立宪?

焦点总评

深入阅读

世纪之交的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着灾难与屈辱的年份。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开会正式议定联合出兵。5月底至6月初，四百多名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驻东交民巷。同时，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军舰也达到24艘。17日，大沽炮台失守。7月14日，天津陷落。8月4日，两万多联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14日进入北京城。15日清晨，衣衫不整的慈禧带着光绪和少量亲信臣仆出西直门，仓皇西逃。

屈辱的逃亡岁月，倒也给了慈禧反思的机会，虽然这时她最重要的还是考虑怎样推脱责任，但同时也认识到，再也不能泥守前法，必须进行改革。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也正是跨入新世纪之际，慈禧在西安以光绪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其中不乏对政治弊端反思的痛心之语：“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次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它也阐述了“洽法”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表明要“母子一心”，“一意振兴”，实行变法。4月，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勖、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作为制订新政措施、总办新政的机构。

大清王朝最后的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仓皇出逃的一年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慈禧带着光绪，从西安起程回京。虽然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狼狈了，不仅队伍浩浩荡荡，而且一路上大修道路，大兴土木。然而在慈禧的内心深处却半是庆幸——因为洋人并没有废弃她，半是担忧——因为新政上谕虽已发布，但朝廷中观望、等待，甚至反对者还大有人在。

不管怎样，慈禧已决意改革，各道新政上谕也联翩而下。

1901年7月(光绪二十七年六月)慈禧下谕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接着又增设了几个新机构：1903年设立商部、巡警部，1905年又设立学部。这些新机构成立后，相继推行了一些新措施。此外还设置了练兵处和财政处。

在设立新机构的同时，清政府还裁撤了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等几个闲散机构。整顿吏治，裁汰了政府各机关的胥吏差使。1901年8月还正式停止了捐纳实官的制度。

从总体上看，这次新增机构适应社会变化的新要求，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但是这次改革主要只是行政体系的调整，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专制政体，并没有触动高高在上的皇权。因为这次“新政”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主要是两支：一是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主的掌权派；二是地方上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实力派。他们是在庚子事变后感到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下提倡和推动改革的，这决定他们在开始时只能采取小修小补的方法而不可能触及根本。

然而改革之门一经打开，其进程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政在推进，与旧体制的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一些主张立宪的官员由此感到立宪的紧迫，认为应加紧立宪。奇怪的是原来主张立宪的盛宣怀这时却力陈立宪不利于国家，袁世凯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慈禧的立宪决心动摇了。

正在这时，一位出使俄国的大臣胡维德的报告却打动了慈禧的心。报告的内容是关于俄国工人举行总罢工和迫使沙皇让步、被迫答应召开国家杜马的事。这不仅使朝廷官员大为震惊，也使慈禧切实感到再不抓紧立宪，沙皇的悲剧也许就会在中国重演。

1905年年底，朝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中的端方，在满族大臣中是以开明自命的，其余的也是一时之选。他们到国外转了一圈，多少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看到了一些新事物，对于立宪，多少也有了自己的主张。1906年8月，五大臣回到北京，提出了自己的立宪主张。

载泽提出必须实行立宪，但强调不可仿效法国、英国，而应师法日本。戴鸿慈、端方除了明确提出立宪外，还提出了一个准备立宪方案，主张朝廷应下诏宣示臣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设立临时议政机关，采各国之所长，划分宫廷与政府体制，演习地方自治，作好预决算准备等。尽管主张不尽相同，但五大臣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应该实行立宪，并且仿行日本实行立宪。

五大臣如此明确而又急切的态度引起一些文武官员的疑虑，他们或是大谈立宪有妨君主大权，或者宣扬立宪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就是张之洞此时也变得犹豫起来，他是赞成变法的，但现时是不是就到了宣布立宪的时候，他还吃不准，尤其吃不准朝廷的态度。五大臣之一的载泽见此非常愤怒，立即上了一份奏折，对反对者的言论一一进行反驳，其中说到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也许就是这三句话深深打动了慈禧，使她对立宪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和决心。

8月25日，慈禧命将考察政治大臣的条陈交军机大臣、会议政务处大臣和参预政务处大臣一干人传阅。28日讨论。讨论很是激烈，态度鲜明赞成立宪的是军机大臣奕勖、徐世昌，参预政务大臣袁世凯等人，他们认为立宪符合民意，应从速立宪。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荣庆、铁良明确反对立宪，理由无非是：立宪容易引起骚乱，立宪会使执政者无权，坏人得以栖息其间。老谋深算的军机大臣瞿鸿谶则提出了一个中立的观点：中外情势不同，应定为预备立宪，而不是立即实行。这一观点得到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的认同，认为中国应通过预备立宪，提高国民程度。

争论实际是围绕立即立宪、反对立宪、预备立宪三种主张展开的，显然，赞成立宪的是大多数。对慈禧来说，“立即立宪”的步子似乎迈得太快，难以接受；最可行的是“预备立宪”，既可表明立宪的态度，缓和国内要求立宪的压力，又可有所缓冲和；隹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9月1日，朝廷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表示要仿行宪政，“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同时也定下了立宪的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晚清的改革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史称“预备立宪”，因1906年是丙午年，故亦称“丙午立宪”。

这次由慈禧亲自领导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陆续在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从1906年开始进行宪政改革，公布宪法大纲，宣布经过九年预备之后，将实现君主立宪。这曾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但最终却没有使清王朝摆脱内外危机的局面，反而走向灭亡。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不作过于深入的探讨。我们要指出的是，不要忽视当政者的角色和作用。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演变发展有其基本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但历史中也还有许多偶然因素，有时一个小小的偶然因素也会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在晚清那个时代，中国仍处于专制统治之下，那些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心态、意愿，甚至他们的性格，再加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那一群人扮演的角色与活动，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和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政”的最后命运，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后命运。

这正是这本小书所力图说明的。

P1-6

《历史聚焦》，是一套新颖的历史文化小丛书。顾名思义，她受启发于画家与摄影家的取景聚焦。焦点性的历史人物、事件、时段，如同人物瞬间最富于表现力的神情，虽然只是历史的瞬间，却犹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适宜的景深中，包涵着立体感的深层义蕴。也因此，《历史聚焦》的根本追求，就是透过“蒙娜丽莎的微笑”，去探究深层次的“达·芬奇密码”。

由是，《历史聚焦》的叙述方式，也必不雷同于读者熟悉，却不免厌薄的传统历史课本与历史知识读物。她自然要求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然而这“学术”，却要通过浅切可读、生动可感的叙述，画龙点睛、一针见血的评析来传达。她具有一肩双挑的功能：是历史通俗读物，更是准学术性的历史通俗读物。

所谓历史的焦点，其实是诸多历史文化因素，在特定人物、事件、时段上的“纠结”；因此通过现代性的多元化视角，在“世界的中国”之视域下，将“沉潜”史料的功夫与独断别裁的“高明”结合起来，将“历史的知性”与“哲理的知性”统一起来，从纠结的历史“形”态之合力中，揭示其内在的走“势”，而拒斥各种教条化、规范化的先验框架，便成为本丛书的首务。于是，从材料的开掘与审度，焦点的发现与提炼，直到文章的布局与组织，文笔的清通与切要上，《历史聚焦》都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十分感谢加盟《历史聚焦》的第一批作者，尽管编者在丛书体例上，策划了“焦点回放”、“焦点透析”、“焦点总评”的基本构架，然而作者们的功底与史识，却使得对各焦点的叙评，繁花纷呈，各极其致。太史公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曾要求，《史记》应是《历史聚焦》作法上的参考系；我们更希望，通过《历史聚焦》，能团结一批既能得中国史学传统精髓，又富于现代意识的中青年史学家，以提升“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品格。

赵昌平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