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创造英雄史诗的“反清第一人”，他的一生，是一部英雄的史诗；他的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洪仁歼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为中国近代化建设方案的最早设计者，其思想已成学界研究热点。本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导向，运用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洪秀全、洪仁歼思想结构的基本层面及其变异脉络，探究其思想发展变迁的复杂动因，并阐述传主思想在太平天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多元化功能，评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初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农民运动思想家。其人生经历坎坷曲折，充满传奇色彩；思想内涵丰富复杂，且变化剧烈，深受学界关注。洪仁歼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为中国近代化建设方案的最早设计者，其思想已成学界研究热点。本书汲取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导向，运用实证研究和结构功能研究等方法，深入剖析洪秀全、洪仁歼思想结构的基本层面及其变异脉络，探究其思想发展变迁的复杂动因，并阐述传主思想在太平天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多元化功能，评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这在学界尚属初次探索，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洪秀全评传

(作者 崔之清 胡臣友)

导言

 一、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二、洪秀全与晚清士农社会

 三、洪秀全研究概况与资料综述

 四、本书宗旨、思路、理论和方法

第一章 生平述略

 一、从科场到战场

 二、从金田到南京

 三、胜利发展，创建人间天国

 四、洪秀全与天京事变

 五、力挽狂澜，重振天国

 六、最后的奋斗

第二章 思想资料来源

 一、集农民反封建思想之大成

 二、在封建经学中浮沉

 三、洪秀全与基督教

 四、思维方式与现实信息的反馈

第三章 思想结构的主导层面——反清革命思想

 一、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

 二、反清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第四章 思想结构的淡化层面——平均平等思想

 一、平均平等思想的发轫：从批判旧世界到设计

新世界

 二、在反清斗争实践中发展

 三、《天朝田亩制度》：平均平等思想的硕果

 四、平均平等思想的淡化

第五章 思想结构之强化层面——皇权主义

 一、真命天子：从梦幻到现实

 二、政治体制：天王专制和等级制官僚体制

 三、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的历史考察

第六章 思想结构之宗教神学层面——拜上帝教

 一、基督教与拜上帝教

 二、儒学与拜上帝教

第七章 思想结构之新生层面——爱国与反侵略思想

 一、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及其架构

 二、“天下万国之主”与“洋兄弟”

 三、独立自主，反抗侵略

 四、支持近代化，但缺乏理性认识

第八章 洪秀全历史地位评述

 一、清王朝的掘墓人

 二、洪秀全与孙中山

 三、洪秀全与中国近代化

 四、农民与土地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的关键

洪仁歼评传

(作者 崔之清 章 友德)

导言

第一章 颠沛悲壮的一生

一、从儒生到拜上帝教徒

二、香港流亡生涯

三、总理朝纲，推行新政

四、力挽狂澜，虽死犹荣

第二章 思想结构之主导层面：儒学观念

一、思想结构之层面组合

二、忠君爱国的楷模

三、从“夷夏之辨”导向反清革命

四、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观

  五、注意政治教化，鼓吹宗教神学

第三章 思想结构之次元层面：西学的浸润

一、经济体制——效法西方的“邦法”

二、对近代政治和法治观念的朦胧意识

三、改造拜上帝教的构想和实践

四、外交近代化的先驱

第四章 总体结构形态探索

一、中体西用的结合形态

二、传统的思维型态及其运作

附录 洪秀全简谱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二)逼走石达开，实现天王专制的夙愿

诛韦后，洪秀全把韦的首级送到石达开军营验视。以了其私怨。同时，“收灭前赏格，召之还。”石却迟迟不行，直到11月20日，他还在进援宁国。石达开看到杨、韦被诛，真有些不寒而栗，他面对着洪、秦、陈结合的强大势力，很难从容应付。石达开认为秦、陈是韦的余党，双手沾满东王及其部属的鲜血，不诛不足以平民愤。他标榜为杨秀清报仇，正好用秦、陈的首级履行诺言，收拾天京将士之心，又可消灭异己，削除洪秀全党羽，加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可谓一举数得。因此，他坚持诛戮秦、陈，以为回京的交换条件。洪秀全无奈让步，翼王遂于11月下旬赴京，28日，处决秦日纲、陈承璐。石达开在内讧中一直持比较正确的立场，深得人心，“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推为义王”，石谦辞不受。洪秀全诏擢翼王为通军主将，主持军务，但决策大权仍操持在自己手中，防止石扩展自己权力。比起杨、韦擅权，中枢权力结构二元化层次完全改变，天王总揽一切，翼王处理军政，构成一元化的集权体制，按理说，洪秀全应该心满意足了。

事实绝非如此，权力斗争的魔影死死缠住了洪秀全。曾经被杨、韦架空与控制的天王如今皇权欲急剧膨胀。把石达开看作杨、韦亚流，严加防范和限制。为了分散和抵销石的权力，他不惜任人唯亲，升封两位“又无才情，又无算计”的兄长为王，与石达开同理军政，使一度稳定下来的朝政再度陷入混乱。

这一错误决定遭到朝中文武的强烈抵制，大家听从翼王调遣指令，而对洪氏兄弟的指派消极怠工，“无肯听者”。这一现状更激起洪秀全的猜忌和愤懑，加剧了对翼王的压制。石达开抱负、才智不得施展，还要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况且，杨、韦被诛的恶例早使他怵目惊心，不能不提高警觉，以免成为天王玩弄权术的牺牲。于是，双方都杯弓蛇影，互不信任，展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枢权力结构的主次层面出现“君臣疑忌”的新危机，而且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势难避免，以致石达开感到天王“有一并谋害之意”，必须先发制人，迅速选择，不致步杨、韦后尘。客观地说，以前，洪秀全在与杨、韦内讧中基本属于被动反应，尽管诛戮首义元勋，犹可辩解。现在，他已改变了地位，完全是蓄意挑衅，尽管还没有谋害翼王的意向，但不能推卸分裂的责任。可怕的权力冲突已经完全左右了农民领袖的思维模式，他们根本无法解脱，只能亦步亦趋地滑向更加危险的深渊。大半年的相互残杀，数以万计的无辜将士的生命都不能使幸存者洪秀全积极接受教训，寻求安定团结的振兴之路。相反，直到病逝，这位领袖一直热衷于施展内讧中学会的权术，控制和驾驭着风雨飘摇的一隅江山。他对天国犯下的过失与他的贡献一样引人注目。

石达开被削夺了擅权的机会和条件，又不愿像杨、韦那样与天王摊牌决战，更不甘生活在虎穴之中。他的选择道路是避祸一出走一分裂一割据称雄，在太平天国旗号下，经营自己的山头，开辟新的地盘，成就反清大业。他是义王，不能背叛天王与天国，他又是自视极高的统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开创新的局面。于是，一场潜伏着的生死冲突演变为洪与石的突然分裂。

1857年6月2日，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沿江翼殿将士纷起追随。他的计划是公开拉走队伍，独立远征。19日，抵达安庆。下旬，以通军主将头衔向全军发布谆谕，在大江南北公开露布，宣布与洪秀全分裂。谆谕凄楚动人，反响强烈，托出了避祸求全的委屈心理，并声称自己仍然愚忠天王，出走的目的是“出师再表真”——为了证实这种愚忠。显然，愚忠是假，分裂是真，石达开真假相掺，使将士难以辨清，带走了数万大军。

洪秀全逼走石达开，受到文武军民的谴责。溧水、句容先后陷落，江南大营军势复振，天京形势转危。他只得向石达开让步，力挽分裂之局，下诏“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刻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城各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形势对石达开十分有利，军心民心及天国事业都要求石达开回京总理军政，挽回大局。但义王不义，在安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石达开铸成大错。他辜负了举国军民的期待，坚持分裂道路，既贻害了天国，也葬送了自己。

石达开说得好听，谆谕军民自行选择：“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行动上又是一套，派人四出活动，劝诱将士脱离中央，扩大分裂队伍，甚至张贴告示，“解散金陵旧党”，将士们“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意者给川资剃发回籍”。文告竞贴到天京外围的金柱关。于是，他“将合朝好文武带去”，天京城内只剩下七八千精税，“余皆胁从老弱”。洪秀全一再诏请，文武表章“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可是，石达开还是义无反顾，“竞不复回”。当时，石达开在安庆拥有数万精兵，是太平天国最强劲的机动力量。但是，他近在咫尺，拒不援救九江，坐视不愿附从的林启荣，困守危城。就在陈玉成进军湖北，湘军败退黄州，李续宾由九江北渡增援时，石达开仍然在安庆按兵不动，致使另一员抵制分裂的将领陈玉成兵败撤回，九江终于失守。对天京危局，石达开更是不闻不问，至1857年10月驱安庆将士进入江西，东西转战，试图救出被湘军围困的瑞州、临江、吉安的翼殿诸军，失利之后放弃江西占领区，经略浙闽，流动转战于南方各省，直到1863年入川，至大渡河畔覆亡。我们看到，洪秀全对翼王出走是有所悔悟的，后来，遥封了军师，增加了衔号，一直列在领导集团的显赫位置；从来没有公开谴责石达开的分裂错误。但恶果已经铸成，这些高姿态的动作无济于挽回大局。

P66-70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