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陈敦德外交题材纪实文学《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分册。全书共分四部分，披露了新中国建国之初，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时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曲折迷离的细节。本书内容全面具体，资料丰富，叙事详细真实，可供广大读者参阅。

新中国建国之初，非洲大陆也正在觉醒。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老式螺旋桨飞机，飞越重洋和沙漠，首访非洲十国，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周恩来访非的“探路之行”、中国无条件援建西方大国畏难拒建的坦赞铁路、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等等，为新中国在非洲大陆赢得了广泛而深厚的友谊。而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等事件，非洲兄弟也功不可没！本书真实细腻地再现了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时，在与纳赛尔、恩克鲁玛、尼霄尔、杜尔、塞拉西老皇帝等非洲领袖的真诚交往中，为发展中非关系而开拓道路的动人历史。本书是研究和了解新中国外交史的必读书，堪称纪实文学的精品。

卷前 遥远的非洲大陆神秘、悠久、亲切而陌生

卷一 万隆会议后，新中国外交官陆续进入春雷乍响的非洲大陆

卷二 周恩来总理首访非洲

卷三 中国热浪卷非洲

卷四 非洲不再遥远

参考书籍、资料与采访材料

◎周恩来与纳赛尔握手时说：想不到你是这么年轻

纳赛尔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高挺的身材，黝黑的皮肤，轮廓鲜明而显得坚毅的脸庞，与在身旁那穿白色长袍的尼赫鲁相比，更显出英姿勃然的军人气质。在已显老态的尼赫鲁身边，他显得那么年轻，两人肤色身材那么相像，怪不得当时有人说，要不是纳赛尔身穿西服而未着军装，真会让人误以为他就是尼赫鲁总理的随从武官。

在候机的时候，吴努总理还曾对周恩来说起纳赛尔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抵制并强烈反对美、英策划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他此次顶着美、英两国施加的压力，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毅然来出席亚非万隆会议。

在机场的见面，即是周恩来与纳赛尔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在与纳赛尔握手寒暄时说：总理阁下，想不到你是这么年轻。这一年，纳赛尔刚满37岁，比周恩来小了整整20岁。

这是1954年4月15日下午，万隆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在缅甸首都仰光的明加拉顿机场；14日从昆明飞抵仰光的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一同到机场去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与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

四天前，也就是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包租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南海上空突然爆炸失事。当时，亚非各与会国的首脑或者领导人正准备启程去印尼万隆。“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对于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有所影响，造成了一些思想波动。缅甸吴努总理邀请印度、埃及、中国、阿富汗与越南五国领导人先到仰光碰头，商讨开好会议的有关问题。

4月15日这天晚上8时，缅甸总统巴宇博士宴请五国领导人。宴会前，晚7时，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初次会谈。第二天一大早，这几国领导人各自乘专机飞往印尼。在万隆会议期间，在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多次宴会上，周恩来曾邀请纳赛尔同桌吃饭或是喝咖啡。4月22日晚，周恩来在万隆市郊寓所达曼·沙里10号别墅设宴招待纳赛尔，双方都介绍了自己国家的情况与对外政策，并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对这次与纳赛尔会晤要涉及的建交问题，周恩来是早有准备的。

◎周恩来说：在与埃及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善于等待……

两年前，周恩来曾经得到有关方面报告：在1953年夏天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据埃及首任总统兼总理纳吉布透露，埃及政府曾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因为美国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动立即向埃及提出警告，埃及就陷入了一种徘徊观望的态度。对此，周恩来曾经指示，对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我方要采取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多做工作、促进关系和水到渠成的态度。后来，埃及通过第三国探询可否在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出总领事。1953年12月17日，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办法，但可以考虑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

因此，在周恩来与纳赛尔的仰光及万隆会晤中，在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埃及希望中国谅解它目前尚有困难。双方达成了从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在万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外贸部长叶季壮和与会的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努赛尔具体地商谈了两国开展贸易的问题。

在万隆会议以前，由于受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恶意诬蔑与攻击的影响，纳赛尔对中国缺乏真正的认识，因而是有顾虑的。特别是在宗教的问题上，埃及全国总人口的92％是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它的首都开罗到处都是清真寺。西方报刊却别有用心地造谣诬蔑新中国建国后，无神论的共产党“到处毁坏清真寺与教堂”、“焚烧《古兰经》与《圣经》”、“教徒都被当作反革命而关进监狱”等等。另外，纳赛尔在国内实行反共的政策，也使他对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不能不心存一些戒意与疑虑。  可是，通过在万隆会议中对周恩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触与观察，他开始改变原有的看法。首先在宗教的问题上，他注意到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中竟然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这使他颇感意外。他曾示意自己的代表团的成员、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去与达浦生接触，进行有关伊斯兰教及其他问题的交谈，获得的印象不错。他还得到报告说，这位中国阿訇在万隆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组织进行了交流活动。

另外，纳赛尔也留意到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与会外活动中，不止一次地说中国“不输出革命”，并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中国人民尊重别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中国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作为人民总理真诚、坦率、友好地为新中国寻求朋友的态度，蕴涵着孔孟故乡的悠久文明的睿智儒雅。特别是会议陷入分裂的关键时刻，周恩来那金声玉振的关于求同存异的著名演说，力挽狂澜，维护了这次亚非会议成功的大局，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赛尔虽不像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菲律宾罗慕洛外长或是缅甸总理吴努等代表那样感情外露，却在当场就热情地发表了赞扬周恩来的讲话。可见周恩来的外交风采确实影响了纳赛尔后来采取的对中国友好的行动。

在万隆会议接近尾声的一次会晤中，纳赛尔向周恩来提到埃及正受到以色列的威胁，要周恩来帮助提供武器以加强防御能力。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不久的2月间，以色列部队袭击加沙地带的埃及陆军司令部，打死打伤近百人。加沙事件发生后，纳赛尔几夜未眠，想法购买急需的武器。他曾向英、美方面作过多次尝试。美国要埃及与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作为卖武器的先决条件。英国对埃及的订货单不予答复。而以色列从法国不断买到大量新式武器，变得越来越强大。他决定另找获得武器的渠道。

周恩来同意帮助纳赛尔与苏联联系。纳赛尔回到开罗不久，苏联驻埃大使就向他证实，中国方面已经将埃及的要求转告了苏联政府；还说，苏联愿意提供任何数量的武器，包括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可是，纳赛尔考虑到苏联可能动机不纯，反应很谨慎。纳赛尔想借苏联愿卖武器而促使美、英提供武器。

纳赛尔后来说：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它使我们团结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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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非洲与亚洲，都是人类的发源地。虽说远隔重洋，非洲的古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古文明，都同样悠久、灿烂、辉煌，都对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肯尼亚特南堡的类人猿与中国陕西蓝田人和北京周口店猿人，尼罗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高耸的金字塔与巍峨的万里长城，北非至今依然屹立的石头城与西安保存完好的兵马俑，法老时代睿智而富于神秘色彩的医学、数学与中华祖先伟大的四大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从中显示了两地人民的巨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籍便有了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开始相互了解的记载。在繁荣昌盛的唐宋年间，中非之间就曾建立了沟通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朝的杜环是第一个亲自到过非洲并留下文字记载的中国人。他经中亚、西亚而到达北非，返国后在其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载了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在唐代的史籍中还有非洲黑人来华的记载，在西安市南郊就曾从墓葬中出土了黑人陶俑。元代汪大渊游历非洲，远至非洲西北角的摩洛哥，当时中国人视此为“日没之处”。被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摩洛哥人伊本·巴图泰，也历尽艰辛经印度来到中国，还去京城见了皇帝。明朝时代，中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发展，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曾率领船队四次驶达非洲大陆，每次船队随行人员过万，船只达一二百艘，可见其规模已经很宏大壮观，可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

15世纪以来，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葡萄牙的船队先后抵达摩洛哥、加纳等地沿海，葡国殖民者率先登岸，建立起殖民点。跟随着葡萄牙入侵者，先后有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十多个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蜂拥而至，入侵非洲，连远在大西洋彼岸并建国较晚的美国也不甘落后。他们凭借着舰队与枪炮的优势，气势汹汹，你占一片，我争一块，在非洲大陆纷纷划分势力范围，使偌大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他们疯狂地开采与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残酷地奴役与迫害非洲人民，还大肆地抢夺与贩卖黑人做奴隶。

由于明清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古代中非海上航线渐为西方殖民者所垄断，中非之间的联系往来与传统贸易(商队贸易、船队贸易与贡纳贸易)遭到破坏。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葡萄牙、荷兰入侵中国初期，闽粤沿海居民，亦大批被西方殖民者掠夺为奴，带到东非与阿尔及利亚等地。从19世纪初开始，大批劳工被殖民者网罗为“猪仔”，用船运送到非洲各国作苦工，其足迹遍及非洲。非洲心脏刚果的第一条铁路就有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参加修建，不少人死在路基两旁。

因此可以说，近代中国与非洲各国遭受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共同命运。战斗的中国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每番斗争、每次胜利，都会感到欢欣鼓舞。经过了500多年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在本世纪中叶，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雷激荡的巨大变化。在二次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而大战后，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浪潮中，陆续挣脱殖民枷锁而获得独立。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来成为坦桑尼亚总统的著名非洲政治家尼雷尔评价说：“四万万受奴役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在亚洲的东方站起来了，对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很大的鼓舞。”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在当年10月9日和15日向毛泽东发来贺电，认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对北非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一个“有力的鼓舞”。10月16日，非洲事务委员会主席保罗·罗伯逊也致电毛泽东，热烈祝贺中国人民的新生。  与此同时，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西方殖民统治在土崩瓦解，非洲在觉醒。在1960年这个“非洲独立年”，非洲的60多个国家中，已有16个国家获得独立。已经独立的国家也面临艰巨的任务，正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实现经济独立来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治独立。过去被殖民主义者视为黑暗愚昧的非洲大陆，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万隆亚非会议之后，随着新中国与非洲独立国家的陆续建交，新中国的外交官陆续来到北非、西非和东非等地区的独立国家，使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纷纷电贺和承认非洲新独立的国家，新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建交期。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踏上正在觉醒的非洲大陆，行程十万八千里，首次访问非洲十国，掀开了中国与非洲的友谊与交往史上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