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讲述了南宋抗金英雄——陈龙川的一生事迹，具体内容包括：尚友古人、周葵的座上客、“中兴五论”、“三国纪年”、再度上书和再度归隐、浙东师友——薛季宣、郑伯熊、伯英、陈傅良、唐仲友、叶适、倪朴、系狱、第三次上书、陈龙川斩马盗马故事考辨等。

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当大多数人被危急存亡的关头所震撼，感到无可措手的苦闷，挽狂澜于既倒。这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龙川先生陈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陈亮一生独立独行，挺身而出，负荷时代使命，独当救亡大任；终因其清醒热烈而困顿蹉跌。与他的一幕悲剧紧相联系的，是那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剧。作者怀抱“理解之同情”，施以融铸贯串之力，栩栩如生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轮廓，展现出陈氏鲜活明朗的人格。

本书原是作者1936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的毕业论文，当时得到指导教师胡适先生的高度赞誉。正是这部《陈龙川传》，基本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与本系列其他传记不同的是，此书采用纯然叙述的体裁，不羼杂考证和议论的成份在内，而把详审的考订工作，收于书后作为附录三则。这使得传记叙述的文思酣畅淋漓，而考题考据则凝练集中。

自序

一 先世、母系、家况

二 尚友古人

三 “酌古论”

四 周葵的座上客

五 完婚

六 多难的家庭

七 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诸问题

八 “中兴五论”

九 聚徒讲学

十 “三国纪年”

十一 第二进出太学

十二 再度上书和再度归隐

十三 最知已的朋友吕东莱

十四 浙东师友——薛季宣、郑伯熊、伯英、陈傅良、唐仲友、叶适、倪朴

十五 朱陈交谊

十六 系狱

十七 王霸义利之辨

十八 抱膝斋

十九 浙西之行

二十 第三次上书

二十一 鹅湖之会

二十二 再系狱

二十三 状元及第

二十四 老而益壮

二十五 “荣归”

附录

一 陈龙川狱事考

二 陈龙川斩马盗马故事考辨

三 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

编后

一先世、母系、家况

现今浙江省的永康县，是在距今干余年前便已设置了的。干余年时光的演变，并没有使这一县的治所方位有多大的变动。在宋代，这一县属于两浙东路的婺州军治下，是当时台州和处州的接衙之区。在这县城的东北，约有五十里路光景，回环绵亘着一些山阜。如果以巍峨雄峻作标准，这山岭是不值得提及的。但正因为它并不高大，却具备了另一种美姿：在人们的眼中，它像是一条蹲伏着的龙。而在当地故老的传说中，是确曾有条龙光顾并居住过这地方的。因而，这山岭也便以此得名了，叫龙窟山。又好像要特别证明这传说的真实陛，在山的西旁三数里，另有—处地方叫做龙斗坑。

在南宋高宗绍兴初年，这龙窟山下新迁来了姓陈的一家。这一家的家况并不很好，但稍一推考它的先世，却有过不少次的光荣时代。

梁上君子的故事，到今还流传在一般人的口中。那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末年颍川许县的陈塞。他是出身很寒微的人，曾被县吏认作杀人的凶犯而被逮系、被拷掠过。后来终生也不曾十分荣显，只作过一次太丘县的县令，嗣即因遭逢党锢而隐居于荆山中了。但在那时候，清高是被社会上认作至上的品德的，远近的人们都以这位隐君子作为宗师，到他逝世的时候，做司空的苟爽、做太仆令的韩融，都跑去穿了丧服，有如死者的子孙一般。一时的名流如郭林宗等人，也都从太原赶去。丧葬的行列，有三万人员参与。

陈寰共有六个儿子，其中以陈纪和陈谌最负盛名。陈纪曾作过平原相；老年又拜大鸿胪，他的儿子陈群，在曹魏时位至司空，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创制人。德望虽已渐渐不如前代，而官阶却是到了极品。陈谌的名望也很高，只是他死得太早了些；到他的孙子陈佐，官至青州刺史，陈佐的儿子陈准，官至太尉，并受封为广陵郡公；准的孙子逵，正生在西晋晚年，永嘉乱后，他跟随了晋室南迁，作过丞相掾、太子洗马等官，后来出为长城令，因为喜欢那地方山水的秀美，便把自己的家永远定居在那里。在内心，这位陈逵先生怀着一个极大的心愿，他希望这里的美丽的山川灵气，能钟于他的子孙，从此他的子孙成了江南吴兴长城地方的土著。

从陈逵下传十世，是陈霸先的一代。他从南朝萧氏的手里接来了中国东南半壁的江山。作为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去看，这陈姓所建的陈国未免太不像样，而且在极短暂的期内，北兵渡江南下，陈叔宝带了妃子一同投身到胭脂井内，演了一幕风流而又滑稽的戏剧，这基业便为隋朝所吞并了，这当然有些不太争气，但单从陈氏一家着眼，也毕竟是“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了，总不能不算做无上的光荣。

以上，是新迁来龙窟山下的这陈姓一家的远祖。而在永康，且还有陈国皇族的一座坟墓，一般人称之为后陵或厚陵。埋葬在里边的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的尸骨，而居于永康的陈姓六族，却认作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永康陈姓的六族，是以所居地的不同而区分并得名的。这迁移到龙窟山下的一家，是属于前黄陈的一支，原是住在距离后陵七八里路叫做前黄的地方的。这一支，和龙山陈、墓西陈、石门陈、西门陈各支相比，远不及他们的贵显，然而却和白岩陈同以富有而甲于乡闾。自从定居于前黄，到这一家迁来龙窟山下，其间已经有了二百来年的历史，自陈通、陈隆父子以来，才稍稍奋起于田间，造成了衣食自足的小康境况，到陈隆的儿子陈援，便曰益富有而成为一乡的大户了。陈援共有三个儿子，长子的一支，始终能保持着这富厚的家业，经过了好几代而没有使它凋落。最坏的是他第三子的一支，而我所要传述的人，却不幸正生为这一支的后裔。

陈援的第三子名叫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便逝世了，只遗留下一位寡妻和一个弱息。这时候正是北宋的末叶。

金人的压迫，正在这时期日益加大其强度，子女、玉帛、乃至土地，都不足以稍杀其来势，宋人在张皇失措之中也曾出兵抗拒，然而一次次战争的结果，又仅是越发招致些更不堪的局面。到后来，甚至连作战的士兵都感到缺乏了。亡国的威胁和恐怖，普遍到全国各地，南国的人民也过不成安乐的岁月了。大批的壮丁，便在这时候被动或自动地投身到行伍中去，去为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作最后一次的决战。

靖康之难，和永嘉之乱同样，是在我们的历史上为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一幕最惨痛的悲剧。由于几个当国人的昏I贵糊涂，造成了一切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到了干钧一发的最危急的关头时，却反而企图凭藉小民的忠勇气概去挽救，想以天灵盖而抵御对方的敲棒，不必说，这是抵御不住，挽救不了的。

到靖康元年的十一月，在接连着几天不曾停止的大风雪之下，金人围攻开封的一幕终于演出了。

六甲法使用过了，不生效，只白白断送了几千条人命，于是国都开封被金人攻破了。开封城的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到这时也只好夺门逃命，他带了少数跟从的人，从新城西壁的开远门逃出，刚逃到距城不远的龟儿寺，便被敌人的追骑赶来杀害了，连同跟从着他的几位士兵。

在这些被杀害的跟从兵当中，有一个是从江南投入这军队中来的，他的名字叫陈知元，而他便是陈贺所遗留下的那个孤儿。国难在这陈姓的一家，烙了一道深深的志印。

这位殉国的士兵所遗留下的，除了寡母和寡妻外，还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陈益，小的叫陈持。

当父亲在国都中殉难的时候，陈益的年纪已经是二十岁以上了。但他生来是一个粗率豪放的人，任何行业所需要的一份严格训练，在他，是难于接受而也未曾接受过的。到他想谋取自身的出路时，自然只有到处碰壁了。他曾入舍选，等到又参与别项举业时，便一败涂地了。和项羽一般，在学书不成之后，他也去而学剑，而在武事当中，他也终没能找到出头之地。当他灰心丁一切而迁移到龙窟山下的E}寸候，最少已经是三十三四岁的年纪了。

太太姓黄，母家也不是阔绰的人家，但她的父亲黄璋，当地方寇乱闹得正厉害的时候，为捍卫乡里竟不惜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而她的弟兄叫黄大圭的，也曾在疆场上掳获过敌人的别将，因而在永康也成了一个很知名的人家。她的年岁和陈益恰好相同，生辰只隔半年左右。在迁居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儿子，叫陈次尹。

到陈次尹将满二十岁的时候，他的舅父黄大圭又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这女儿，年岁刚刚十三。

除了这些人口外。还有这位家主翁的弟弟陈持夫妇。陈持在这时正稍有文名，但后来也和他的老兄一样，屡试屡挫，在功名场中始终是个不得意的人。到晚年仅从恩科得做到江西高安县的主簿，不久即先他的老兄而下世了。

以上是龙窟山下这陈姓一家的全部人员。

这位家主翁陈益，一个名利场中被摈弃的人，没有能博取世人尊敬的条件，甚至也没有见好于世俗的那副拘谨的态度。不把这失败者放在眼里的人们，也不被这失败者放在眼里，只有在碰到投心适意的人时，他才会不论识与不识，投给他自己的青眼，拉住他喝一个痛快。在喝得高兴了时，一同狂歌高呼的事也常常有的。邂逅不到这样有缘的人时，也碍不着独个儿去喝个烂醉。岁月的大部分，就这样被他在杯酒间打发了去。

家里的人手是这样的不健全，而料理的责任又正落在一位最不适于做这事情的人身上，这一家的情况，必然而且是无救地日趋于衰落了。

刚刚成年的陈次尹，就其事业的前途上看，并不具有多少能成就的希望。他的十三岁的新妇，又实在是太年轻了些。而尤其不幸的是，在她出嫁后不久，她的父亲和母亲便相继去世，她前后共有六个兄弟，也一概未能养育成人，所剩的，只有一个尚在需要别人抚养的弱妹。既全然是无法可施，只好将这妹妹也带来陈家，交由她的婆母，也即是她的姑姑，抚养着。在极不合适的时候，这许多意外的遭逢，造成了这少妇一副忧郁寡欢的性格。

由无能为力的死亡，和挣扎而终于无效的失败，所造成的颓丧和哀痛的感觉，侵蚀着这一家里每个人的心。

缅想着往昔的光荣，经受着当前的困陋，这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放在不可知的异代人的身上了。

陈贺在未迁居的很远以前便不幸短命，陈知元殉难以后也未能收回他的尸骨，在迁居于龙窟山下之后，首先是有了这两代寡妇的坟墓。一家人都深信这两代寡妇的孤坟必能造福于这一家的将来。恰巧，在这两座孤坟相继而起的一纪之后，在全家人的迷信、期待的心情之下，那位作为人妻已嫌年纪太小的女子，在十四岁的一年竟又成了一个婴儿的母亲了。这婴儿降生在宋高宗绍兴十三年九月初七日，是西历的一千一百四十三年。

这婴儿没降生在一个最幸福的家庭里，但却降生在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内了。他使全家人的希望得到了实际的着落，他受到全家人的宠爱，尤其是他的祖父和祖母的。哺乳以外的鞠养和照顾的责任，大部分都由这一对老夫妇担任着。因为这婴儿在降生之后两眼即能发射出异样的光芒，他们都断定这婴儿的将来必定有异样的成就。几世以来在人生战场上的挫败，、只希望能因这婴儿的将来而取得报偿。白天的遐想，夜问的幻梦，莫不是萦绕着这一个问题打转。某一个夜里，在这位家主翁的梦里居然有状元出现了，状元的名字叫童汝能，但他认定这便是二十年后的他的孙子。醒来后，他依然相信这是一个最真切的朕兆。这等于替这婴儿举行了命名式，从此这婴儿便叫做陈汝能了。而为了说明这陈汝能就是梦中的童汝能，于是又以“同甫”作了这婴儿的字。

当乡邻知道了这名和字的来源时，他们对这位陈老先生的痴愚都禁不住发笑，但他是毫不顾忌这些的，他只等待着由他孙子的将来，证明真正痴愚的倒是这些发笑的乡党邻里。P2-6

翻开南宋的历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屈辱到令人气短的画图。

人们惯于把南宋和东晋相提并论，然而，就所迁的地点论，南宋是离开中原更加远，在御侮的精神方面，南宋也更为不振：渡江击楫和新亭对泣等等的故事，在南宋的士大夫间是不曾有过的。

当宋高宗赵构嗣位之初，确曾屡次和金人作过战，但那是为了意欲建立一个小朝廷而不可得的缘故；及至小朝廷的规模既已在临安安排粗定，他便深怕再因稍拂金人之意而致其以兵戎来临，于是，不唯忍受着百般的耻辱，而且像孝子之于尊亲一样，先意承志，任凭金人之予取予求，以苟延岁月。

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群，江南的土著以及由中原流亡到江南的士庶，由于高宗的委屈求和，虽得免于直接遭受异族的侵陵、压榨，而异族的威势，却依然通过了这小朝廷的当轴者，照样，或且更加甚地，使他们受着侮慢、掠夺和迫害，而过着痛楚艰难的日子。

按道理，这些受着折磨的人群，是应当能从这些灾难当中受到一些教益而反转来使这时代改观的，不幸他们竟毫无所得：没曾激发起他们的坚韧的抗拒力和悲愤的同仇敌忾之心，甚至连一份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也都没有磨砺成功。在最应该警觉清醒的时候大家却都沉沉入睡了。

对这现象负有最大责任的，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历世承用的那份“家法”。宋太祖太宗鉴于唐末五代连续发生的篡夺之祸和割据离乱之局，对于文武大臣和州军长吏，均存有猜忌防闲之心，遂将地方上财赋兵政诸大权均收归朝廷，又且勤加更调，武将郡守乃不得不拱手以听朝廷的约束；对于京朝臣僚，一方面既分其事权，密其法文，使其不得邀功生事，甚且不得以一事自专，一方面则又厚其廪禄，施以笼络，以使其安分循规，不生它念。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便造成了一种头重脚轻的局面，在外则给予异族以可乘之机，在内则形成了习常蹈故、萎靡闻茸的风气，而行政上乃毫无积极效率之可言。南渡之后，中原全陷，大仇待复，亟应改弦易辙，作新气势，以共图恢复大业，而高宗孝宗却还在牢守着那防微杜渐的旧轨而不肯稍有违失。

于是，居于上层社会的学士大夫们，体会着皇家的意旨，便都率先去寻觅并制造各自的醉梦境界，远远地避开现实的一切。他们，在朝的虽则名义上操持着军政大权，却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听任军政诸大端之曰趋隳败，终日只迷恋于官僚政客的放纵生活，用其心计于固位取宠之术，把精力施散在骄奢淫逸方面，藉贪污僭取以补充其用度的不足，过此以往，非所关怀。在野的则用着更漂亮的藉口而摆脱开所应负的时代使命：国事之日非，并非他们所致使；政治道德之窳败，本也为他们所非议；而且为了挽救这危亡的世局和世道，他们还提出了最根本的从正心、诚意作起的主张；因而，不唯对于实际政治表现出一副若将浼焉的态度而不屑参与，在学问方面，对于礼、乐、兵、刑、射、御、书、数等，也鄙为形下之事而不肯肄习。就这样，对于那时代所付与的严重任务，便都被这些人轻轻地放弃了。

当大多数人被危急存亡的关头所震撼，感到无可措手的苦闷，甚或因以灰心绝望的时候，另一方面，不论在数量上是如何少，却终于有人认为还可有望，而在竭尽其心力以谋挽救。陈同甫，这本书所传达的主人公，便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陈氏生于当时浙江东路的永康县，身丁时艰，目所见，耳所闻，都好像芒刺在身一般，使他放不开，忘不掉，忧心忡忡，惟求所以解救的途术。那时的浙东，恰正产生了郑伯熊、薛季宣一辈人物，辈分稍长于陈氏，陈氏却均得与之上下其议论，薰染了他们的为学宗旨，专就典章、经制、史事和世事上去理会一切，先则观其会通，继则加以切实的体验。在他是，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莫不兼举并包，不分其为内外精粗，也不问其为王霸本末。

以其所学，救其心所为危的局势，在陈氏的意念中，便逐渐有了这样的一种责任感。当他看到对内则拘守成规，对外则屈己求和的高宗和孝宗的一贯作风，看到终日拱手闭眼，把当世兴衰视若无睹的道学家们，看到陷溺其身心于利禄之途，但务浮华不理世务的一般从政者们时，他禁不住气愤填胸，加以谏正，加以非难，而最终的目的却是，要从根本处加以改革。他曾因此而六达帝庭上书，两讥宰相无能。  

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而何必用此哉!对于孝宗，他这样针砭着。

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瘅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向着一般大臣和儒士，他这样呵责着。

在陈氏看来，既然生为那时代之一员，那国家的 兴亡休戚便息息与之相关，正如同舟共济的一群人，中途倘遇险恶风涛，单为国，大家也应当各尽其力以谋挽救。这是己分内事，是无可旁贷的责任。

然而，当群情失掉了常态，相率而走入放僻邪侈的路径之后，善恶是非的标准便也都随之而颠倒错乱。最狡狯和最少廉耻的，将最有用武之地，占取社会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受到全社会的奉承与喝彩；一个特立独行，操心危、虑患深的人，也便成了注定要遭殃的人。所以在这本传记中，将只看到对于天才人的迫害，使一个最清醒热烈的人，其清醒和热烈而受到最残忍最冷酷的侮弄和惩罚，困顿蹉跌以至于死。

这是一幕惨痛的悲剧!

然而更不幸是这悲剧并不专属于陈氏。  “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

陈氏的旺盛的活动欲，要挺身出而独当救亡大任的热烈怀抱，到今天还以雷霆万钧之力震铄着我们的心。

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这样的文句，不由便激动起我们的慷慨奋发之情。也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激励，我才执笔来传述陈氏的生平。当述写之际，我仔细体会着陈氏所处的那一个时代的氛围，也设身处地地寻觅着陈氏的心理、思想、行为等等和那个时代交织着的错综关联。当我体认出那个时代确实在需要陈氏那样一个人，而却终于又由那时代的毒手将陈氏残害了，这使我有时不胜其昂奋，有时起无限的怜悯，有时又不自觉地满怀气愤或为之悲戚。

然而我绝对不曾忘记这里所需要的一份冷静和客观，我绝不滥用我的同情，致使其对于事实真相有所蒙蔽。我只是努力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施以融铸贯串之力，藉以表现陈氏的活泼明朗的全部人格，不使其像天光照耀下的云影，只成为模糊灰暗的一个轮廓。

像奔驰在旷原里的野马，像倾泻在悬崖上，到了用之驾辕或引以灌溉的时候，说是必不会债事或冲决，确实是未必然的。对于陈氏，一向便有一些人怀着这等疑虑。即如对陈氏深致其Isl情的全谢山氏，也竟说道：

若同甫，则当其壮时原不过为大言以动众，苟用之，亦未必有成。似这般设为不必有的事以减削古人的评价，是极欠公允的。倘使朱子等一般理学家们能得大用，谁可保证其定能成功呢?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并没有举出全氏等人的意见而稍加驳诘。

陈氏的思想，一向被综括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八字，而也一向受着正统思想家们的非议。然而当朱子规劝陈氏黜去此说之时，陈氏的回信当中却明明有一段说：

诸儒自处者日义日王，汉唐做得成者日利日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 这不但完全否认自己有这样的主张，而且派定对方的议论才真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论。这究竟是陈氏的诡辩呢，是陈氏的思想前后有所不同呢?对此，我没有找到最好的凭证以资论断，因而也只将双方的议论平等胪陈，并不站在陈氏的立场上而特别有所申说。即对于后来人非难陈氏的种种议论，也一概置而不辨。

陈氏的才学干略，我固已尽量大笔特写，而对于他的某些缺陷，却也并不曾曲为回护。

所以我想，在保持冷静和客观两事上，我总算已经尽了我的能事了。

在这本书中，我不曾有意地牵引任何一事使其和我们这一时代的现实事件相比附，然而，如果我们这时代还多多少少有些和南宋相似之处，那么，这本书多多少少也还该发生一些警惕作用的吧。

这传记的正文部分，我是完全采用的纯然叙述的体裁，不羼杂些许考证或议论的成份在内。然而凡是多少有些问题的事件，例如陈氏到江西去会晤辛稼轩的年月，以及和朱子辩论王霸义利各书札的先后次第等，则于铺叙之前，全都作过一番详审的考订工作，收在书后作为附录的，便是关系较为重大的几篇。在这几篇之外，本还作有“朱(熹)唐(仲友)交讧中之陈龙川”等三数篇，战前均曾在报端刊布过，在此流亡期间，一时却均无法觅得附入了。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写于重庆南岸海棠溪

四传二谱(即《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与《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六 部著述，是先父邓广铭宋代人物传记系列的代表作。这几位杰出人物，依其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顺序来讲，是王安石(1021～1086)、韩世忠(1089～1151)、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1207) 和陈亮(1143～1194)；而就先父个人的研究而言，则是自陈亮(龙川)开始而延展至辛弃疾(稼轩)，又至韩世忠、岳飞和王安石的。

自青年时代起，先父即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有着无限憧憬之情；受罗曼罗兰《悲多芬传》等传记题材的文学作品影响，他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希望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以自己的文笔去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以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以撰著宋代杰出人物谱传作为治学生涯的重要内容，这一学术道路的选择，与先父求学期间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以及他从之受业的硕学大师密不可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先父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南宋的爱国志士例如“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陈亮，“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尽忠报国”而战功卓著、襟怀雄伟的岳飞，相继引起了他的注意，震撼着他的心灵。在胡适先生的指导下，从《陈龙川传》出发，他终于走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而到90年代后期，已届九十高龄的先父，最终修订成就了《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完成了他笔下最后的一部人物传记。

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是先父至高无上的学术理想。在他一生中，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的修订、增补乃至彻底改写，仅就四传二谱而言，《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修订和改写了三次。按照他的计划，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惜因疾病而未竟其志。

先父辞世前，曾经吟诵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正是先父倾尽毕生之力抒写刻画的宋代历史人物共同形象的概括，也体现着他心之所思、情之所系的不懈追求。

由衷感谢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当年对于先父修订宋代人物传记工作的宝贵支持，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先父百年诞辰之际的鼎力襄助，使四传二谱今天得以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邓小南

丙戌岁杪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