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君相关系为切入点，选取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案例，梳理了二者交手过程中的种种或明或暗的线索和轨迹,通过古代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高层关系的隐秘，提供了许多极具现场感的生动案例，点明各类具体情境中胜利者的中式生存智慧，为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提供某种借鉴。

本书通过古代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历史上高层关系的隐秘，提供了许多极具现场感的生动案例，点明各类具体情境中胜利者的中式生存智慧，为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提供某种借鉴。

皇帝和丞相经常被比作现代公司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两位主要人物经常处于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游戏中。本书以君相关系为切入点，选取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案例，梳理了二者交手过程中的种种或明或暗的线索和轨迹。我们发现，刀尖上的权力博弈凝结了中国式管理的最高智慧；权力场上，需要参与者有敏锐机变、进退得当的生存能力。历史经验证明：管理高层合作愉快的前提是最高管理者能够在自己与属下之间寻找平衡(包括事务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总经理方面，则要求既能保持适当的独立(包括职权的独立与人格的独立)，又不威胁董事长的地位与尊严。

一、多赢：管理层最佳的博奔境界

 1．姜尚钓文王

一桩双赢的人力资源买卖是怎样做成的

 2．惺惺相惜的曹操与荀或

强强联手打造精英团队

 3．守成君王的典范孙权

推诚委任谋发展

 4．委任责成的典范唐太宗

权责明晰上下通畅

二、赢在影响力：CEO左右董事长的案例

 5．伊尹放太甲

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经理叫停董事长的案例

 6．齐桓公首霸靠管仲

君主胸襟决定事业成败

 7．淳于髡曲线救国点醒齐威王

博弈过程中，妙招显奇效

 8、子产、子大叔为政急、缓的结果

虎狼环视的环境中经营策略选择

 9．蔡泽怎样说服范雎交出相印

新旧CE0成功交接的典范

 10. 王猛再多活一年，苻坚会出战吗?

 关键人物左右成败

三、囚徒匿境：能干总经理画临的尴尬与无奈

 11．周成王与周公君相间的情感偏差

 一腔衷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2．能干的弟弟信陵君与平庸的哥哥魏安■王

 互相猜忌的囚徒困境

 13．司马氏不敢重用谢安的道理

 董事局目光狭窄是公司发展的瓶颈

 14．贞观末期君相生隔膜

 唐太宗晚年难逃囚徒怪圈

 15．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女主淫威下末代宰相与王朝的悲惨命运

四、躬亲庶务：强干弱枝的权力运作模式

 16．残忍暴虐的秦始皇

 君进臣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17．汉武帝强干弱枝不遗余力

  利用权力垄断人力资源市场

 18．事必躬亲作权奴

 大权独揽小权也不放手的工作狂明太祖

五、明暗两手：董事长控制总经理的帝王术

 19．汉武帝强化皇权的阴招

 腹诽罪名匪夷所思

 20．为提身价造神迹

 朱元璋愚弄臣民的造神运动

 21．听人谈天只钳口

 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打压异己分子

 22．常设特务机构锦衣卫

 明太祖用来对付宰相的克格勃

 23．借力打力，大权独揽

 慈禧利用奕误赶走权臣奕诉

 24．慈禧与李鸿章

 控制与反控制

六、刀尖上的舞蹈：高压下总经理们的生存术

 25．裴矩的两张面孔

 上峰不同，CEO作用也不同

 26．狄仁杰能，娄师德顺

 武后淫威下宰相善终的两种模式

 27．虎狼丛中冯道如何坚持“方寸无诸恶"的理想

 周旋于不同东家的不倒翁总经理

 28．政坛常青树

 依附于慈禧的能干权相李鸿章

 29．事事忍耐，见风使舵

 李鸿章保住相位的秘诀

 30．党派倾轧

 晚清公司CEO职位的诱惑

七、枉到而从势：丧失原则的CEO的危害

 31. 第一例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申不害

 操术任使帝王术的理论奠基人

 32、权相李斯的心路历程

 一生追求做仓鼠

 33．两面三刀公孙弘

 小心翼翼做宰相

 34．王莽伪装为改制

 伪君子是怎样由宰相变成皇帝的

 35. 一波三折胡惟庸

 皇权恶性膨胀下的宰相登龙术

八、败局：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另类“合佳性博弈"

 36．宋真宗导演中国版皇帝的新装

 宰相王旦丧失原则推波助澜

 37．宋高宗、秦桧“同心同德"谋议和利益统一，君相勾结陷忠良

 38．叔嫂合作的蜜月期

 奕诉与慈禧联手扳倒议政王集团的过程

 39．甲午之败

 慈禧与李鸿章“合作性”博弈的结果

参考文献

一桩双赢的人力资源买卖是怎样做成的

小时候听评书，最喜欢《封神演义》，对里面那个能够掐指神算的姜太公佩服得不得了，幻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做个神仙。与周初另一位大政治家周公相比，姜太公更为亲民，知名度更高，很多民俗也与姜太公有关。比如老百姓盖新房上梁的时候，总要在梁头上贴上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慢慢变成了老百姓常用的一句歇后语：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个习俗来源于姜太公的传说。传说姜太公封神时大公无私，最后所有的神都封完了，就剩下了自己无处可去。没办法，他只好爬到人家盖的新房的梁头上。

还有的地方或人家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这来自于另一个姜太公的传说。传说姜太公三次来到同一个地方，发现有一户人家老是在盖房子，他很纳闷，就问这家人：“你家为啥年年要盖房子呢?”主人说：“别提了!我家房子一造好就被火烧掉，已有好几次了。”姜太公说：“你家这次上梁，我来看看。”并关照在上梁的隔夜多做些糕团。上梁那天，姜太公叫瓦、木匠将糕团搬到屋顶上向下抛，四面八方的村民见到抛糕团，便纷纷前来争抢，一时间好不热闹。事后，主人家问姜太公为啥要这样，姜太公说：“上梁时来抢糕团的人多，这此人各种生肖都有，十二生肖凑满，火神菩萨就不敢来烧了。”果然，房子盖起后一直没被火烧。后来，人家在造房子时就抛洒糕团或小饼，并贴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意思是有姜太公在这里，什么事都吉祥。由此可见，在老百姓心中，姜太公是个无事不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又大公无私的劳模神仙。

历史上的姜太公也确实有些传奇诡异的经历，因此人们把他神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姜太公是商末周初的人物，《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名望，是东海上人，他的祖先来头很大，是辅佐大禹治水的贤臣四岳，后来在虞夏之际，被分封到吕地(在今天山东)。四岳姓姜，其后代中那些庶出的子孙有的姓姜，有的以封地为姓，姓申或姓吕。姜太公这一脉是承袭吕地的一枝，也有说他姓吕的，因此，历史上有时候也称他为吕尚，但多数人称之为姜尚。据说，姜尚在投奔周文王之前已经年纪一大把，而姜太公自赁于周文王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句俗语用现代经济学来看就是一桩买卖双方各取所需的双赢交易。

姜太公如何钓到周文王的故事一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是说姜尚整天坐在渭水边，像个普通老头一样天天垂钓，周文王也像武丁一样，做梦梦见某地有能够辅佐自己成就大业的不出吐的人才，于是按照冥冥中的指示，鬼使神差游历到渭水。

第二个版本是说周文王还是西伯时，某天要出门打猎。按照当时的风俗出门前要算一卦，看看打猎是不是合适，能猎获些什么。卜算的结果显示，周文王这次出猎获得的“非龙非鹿，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西伯赶忙出猎，眼睛不看树丛中的小白兔、小松鼠、小鹿，一路就看哪里有特立独行的怪人。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了正在水边直钩钓鱼的姜尚。姜尚坐在水边形如枯木，怀里抱着一枝鱼竿，钓钩不但是直的，而且离水三尺远，一看就不是在钓鱼。仿佛是有心灵感应一般，西伯姬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异人，上前施礼问候，说了几句话之后，彼此就明白，于是西伯姬昌请姜尚坐上自己的马车，亲自为之驾车回宫去了。智者之间的对话看来不需通过语言文字，一个眼神，几个表情彼此就能心领神会，佛教中也有拈花一笑的典故。《史记》上记载，文王因为遇到姜尚高兴得不得了，说：“自吾先君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日：太公望，并且以师礼待之。”

第三个版本说姜太公博闻多学，又是贵族之后，也曾经在商纣王的朝廷里供事，见纣王无道，游走于诸侯之间，经过广泛而全面的考察之后，最终在滑水边遇到了西伯姬昌，认为西伯侯最对自己脾气，就归附了他。

姜太公对周初政治的影响深远，主要功绩有为武王伐纣出谋划策、支持周公平叛东征、开发山东半岛。太史公记述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周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姜太公被称为兵家鼻祖，后世传世《六略》也托姜太公名。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仍然以师礼待姜太公，对姜太公言听计从。“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能夺取天下、治平天下的君主，最大的智慧在于他们能聘用比他们自己更高明的人来辅佐自己，这才是无敌于天下的关键。那些能用与自己智力相当、又志向相投的朋友为辅佐的人，最多能独霸一方。那些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者，只能使用才能、品德都不如自己的人，身逢末代，必然会亡国亡身。仔细研读古代史，历代兴亡，没有能逃出这一条规律的。周文王自己的品德高尚自不用说，据说《周易》就是他从《商易》发展来的，从八卦发展成六十四卦，这样的才学智慧已经臻于化境，仍然孜孜以求，四处访求贤人，礼贤下士，请到了直钩而钓的姜太公，并尊奉为师长。而当时的纣王则完全两样。纣王这个人智商很高，还是个运动健将，身体好，有力气，手格猛兽。太史公说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因为纣王智商高，所以大臣谏阻，他完全有足够的理由回绝，而且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对待大臣，总是觉得自己有能耐，以为天下人的才智都不如自己。这样一位自以为是的君王，与一位礼贤下士、谦怀若海的西伯较量，结果一目了然。周文王自己德行过人，儿子们也都不简单。周武王是周文王次子，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为军师，并用弟弟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均是一时之选，国力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孤立商王朝，壮大自己力量。

历史就是这么传奇，每当一个(或一家)英明神主降临人世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或一家)祸害人间的暴君，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有时候还真是难说。却说商朝在暴君纣王统治下，政治上更加腐败，但军事上仍有较强实力。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他即位9年后，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孟(盟)津会盟”。除了武王发帖子通知了的诸侯国，不请自来的大有人在，场面非常宏大，在会盟现场，很多诸侯提出马上进兵，直捣朝歌。武王一时冲动，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这时，武王头脑冷静下来，分析敌我实力，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同时武王接受姜尚的意见，不断派人到朝歌打探消息。

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武王方面磨刀霍霍，而商纣王呢，仍然以为自己的天下就像在保险箱里那么安全。箕子、微子忠言进谏，一个被杀，一个被囚。太师疵、少师强见纣王已不可救药，抱着商朝宗庙祭器出逃。百姓皆侧目而视，缄口不言。亡国灭身就在眼前。

武王同姜尚对朝歌的一举一动门儿清，经过研究，认为灭商条件已经成熟，果断决定发兵伐商，通告各诸侯国向朝歌进军。出发前，太史卜了一卦，得兆象大凶。见此不吉之兆，百官大惊失色。太师姜尚力排众议，请求进军，如果没有武王的支持，伐纣恐怕还要推迟。关键时刻，武王不迷信鬼神，毅然拍板，率兵车300乘、近卫武士3000人、甲士4.5万人向朝歌进发，于是有了牧野之战。武王在战前向全军作动员报告，发表誓词，历数商纣的罪恶，说明伐纣的正义性，鼓励将士们英勇杀敌，告诫他们如果临战脱逃，家人就要倒霉。决战开始后，周军士气高涨，奋勇冲杀。

后来的统治者，老爹的心腹百分之九十九变成自家的对头，惟有周武王胸怀与乃父一样宽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的弟弟姬旦才华、政治手腕也是超一流，换成后代混蛋君王，早就把能干的弟弟发配到老少边穷地区，更不像话的干脆把潜在的政敌杀了了事。周武王则不然，重用周公姬旦，甚至要把王位传给他。姜太公和周公并没有辜负武王的希望，武王英年早逝，成王继位时才十几岁，正是靠周公和姜尚、召公等伐纣老臣，才有成康之治。可见管理者的胸怀比起其智慧更为重要!

后人把姜太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他在管理和临事谋断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被分封到齐国，他从周都起程就国，一路慢慢悠悠，路上遇到一个从齐国来的人，随口说：“您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姜太公马上警觉起来，加快脚程，很快来到齐地。当时周边其他政权也在觊觎这块肥沃的土地，如果他晚来十天半个月，他的封国恐怕就要被别人侵占了。姜太公治理齐国有三个原则：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因其俗，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简其礼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百姓生活，不要征收太多的税赋、徭役；在前两点之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临海、多山，有鱼盐商工，根据实际情况，国家宏观调控，鼓励发展工商业，齐国就这样富足起来。

周成王初立，周公辅政，周王室中没有获得辅政权力的管叔、蔡叔害了红眼病，鼓动殷旧民叛乱，企图以此介入政局。周公马上联络过去伐纣的老战友，姜太公审时度势，坚定地站在周公这一边。如果没有姜太公等人的支持，后来的东征、大分封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管蔡之乱平定后，周公不忘太公的襄助，命太公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周初异姓王为大国者，首推姜太公。而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信任与合作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君相关系的最佳典范。后代对周文王与姜太公的君臣之谊大为赞赏，其中以唐代名相房玄龄的《玄元》最为贴切写实：

周文猎渭滨，遂载吕望归。

符和如影响，先天灭不违。P3-8

据说，楚汉相争的时候，身在前方打仗的刘邦对处在后方的萧何老大不放心，隔三岔五地派使者回来“看望”萧何。萧何身边的鲍生对萧何说：这是汉王对你不放心，他怀疑你有野心，你还是把家族中能打仗的人都派到前线去吧。萧何从其言，刘邦大喜。

韩信被杀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加封5000户，派500卫士。萧何旁边的召平又说，皇上疑心你了，这500人不是来保护你的，是来监视你的。你要辞掉封赏，拿出全部家产来劳军。萧何从其言，刘邦大喜。

又一次，黥布造反时，刘邦离开国都率兵攻打，数次派使者问候相国。又有人出主意说，皇上在外，对你不放心，你应该仗势强买田产，把自己的形象搞坏，皇帝就不会对你疑心。萧何从其计。刘邦班师回朝时，接到老百姓的一大堆告状信，大喜。

刘邦最后一次刁难萧何是因为后者的一次进谏。起因是皇家公园上林苑占地辽阔，萧何就建议刘邦应该拿出来让百姓耕种。刘邦不听也就罢了，还说萧何是拿了生意人的黑钱才给他出这种馊主意的，就以受贿罪将萧何收监入狱。所有人都来求情，刘邦才把萧何放了，萧何赤脚前来谢礼，这时刘邦说了一段话，再次让世人认识这位流氓皇帝的无赖嘴脸：丞相免礼，你是为民请命，我是桀纣一样的无道昏君；我这次关你，是让百姓知道我不是好人!

这就是西汉大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萧何的为官生存处境。萧何那会儿，丞相地位还是相当高的，而刘邦虽然流氓，但还没有那么昏庸到家，否则，萧何不知要给杀多少回了。萧何幸运的是，每次危机关头总有明眼人给他出主意，使他躲过一次又一次劫难。那最后一次的被关，恐怕是身边没有人给他支招，否则他不会给刘邦提那样的建议。后世的宰相在皇帝手下过日子，大抵要扮演萧何这样谨小慎微的奴才角色，想想看，一方面你的位置有多少人在觊觎着，一不留神就有多少小话通过各种途径递到皇帝的耳根子旁；另一方面，皇帝的脾气又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知道你哪句出于公心的言论到了他那里就会让他特别生气；再则他交给你的事又是马虎不得的。凡此种种，都使丞相这种职业成为一种跳钢丝、走刀尖的玩命游戏：它需要身处此境的人有一种高度情境化的中国式生存智慧，否则，轻则当朝痛打(明朝的廷杖)，重则收监入狱、脑袋搬家，甚或满门抄斩、连累宗族。

皇权与相权是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对恒常存在的矛盾。一方面，以天下之大，即使皇帝他老人家再怎么英明伟大，明摆着也应付不了一大摊子的军政大事，所以他肯定要指派一个能干的丞相，并以他为整个官僚机构的首脑；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又只讲皇权，不讲其他权利，从理论上说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其他人包括丞相的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到明清更从名义上取消宰相制度，代之以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见了皇帝从形式上都要矮三分，要跪地，要口称“奴才——”然后才能说事儿。

其实，在先秦以前，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皇权十分有限。西周末年共和行政，人臣摄代其君，国人并没有表示出天崩地坼的忧虑之情。无君而不乱，是当时相权重而皇权轻的结果。只要官僚系统运转正常，即使没有权力中心，国事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代，有很多贤君名相的追忆。相传尧舜禹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选合适而能干的辅政大臣。尧为了考察舜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贤德，费尽周折，舜则经过努力，通过层层考验由平民成为尧晚期的权力中枢，最后成为圣王。禹也经历了类似的经过，由辅政大臣成为圣王。吕思勉先生指出三代“古人居丧，一切不事事，古嗣君亦然也。君而可以三年不事事，可见是时君位所系，未若后世之重。君位而可以他人摄代三年，可见是时君臣相去之不甚远矣。”(《中国制度史》269页)譬如说本书介绍的商代的开国宰相伊尹，就因为商朝的第二代国君行事不端而将其放逐在外三年，待其改错以后才把他接回来让其重新复位。西周的开国功臣——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武王死后代成王摄政，所行使的也不过是丞相的权力。虽然成王接位后对其有所猜忌，但因为周公的行事恭谨与成王的明于事理，最终没有演成什么悲剧。

春秋战国君相之间仍能相互制衡，大部分君王能够划定自己与臣下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界限。上古贤君名相合作的前提是君主能够在自己与臣下之间寻找平衡，包括事务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宰相方面，则要求既能保持适当的独立(包括职权的独立与人格的独立)，又不威胁君主的地位与尊严。战国晚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趋势日见明显，法家君主专制帝王术为皇权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秦始皇一见韩非的书，马上喜欢得不得了。为了保住饭碗，李斯利用自己的权力害死昔日同窗韩非。可叹韩非对人性、权术的分析理性得近似冷酷，而他自己却不明不白地死在秦国的监狱。韩非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处士横议、宰相决定王侯成败的历史场景如昙花一现，君相能够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对弈的时代随着秦兵战火的蔓延渐行渐远。

秦灭六国，同时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大一统格局，以丞相为首的所有官吏全都成为皇帝的“职业经理人”——看你顺眼就让你接着干，看你不顺眼就卷铺盖走人——能够限制皇权的世卿世禄制到此彻底解体，皇帝一人从此是“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到西汉立国，虽有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时刻惦记着如何侮辱丞相，但从历史上看，那时的丞相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尤其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汉朝的丞相地位发生突变是在武帝一朝完成的。极端地蔑视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大文豪司马迁即在他的手里遭受奇耻大辱的残酷宫刑，这正是叫你“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他如设立腹诽罪以打击思想犯罪、晚年又借治蛊打击异己(连自己的太子都不能幸免)。汉武帝用人的另一大“发明”就是从庶民中提拔官吏，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但其另一面又透露出他的冷酷用心，就是当不需要这些人时，杀起来也方便一些。汉武帝对于他使用过的人一旦不再需要，杀起来是绝不念什么旧情的，在他手下任丞相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以至于最后所有官吏都视丞相职位为畏途，也有哭着请求武帝不上任的。他立下太子后便杀掉其母钩弋夫人，可见其心之歹毒。对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女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所谓狗屁大臣，那还不是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创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虽然表面上没有其远祖那么凶狠，但在削弱相权的道路上也做了不少“实事”：设立尚书台班子，重用自己的私人秘书；在正式的宰相班子以外又设立一个私人班子，就是这位汉家中兴之主的发明。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起的坏作用比汉武帝还要大，因为他是从制度上为后世开坏头。东汉一朝，忽而尚书、忽而外戚、忽而宦官，都可以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惟独宰相没有权力(曹操除外)。究其原因，这位开国的刘秀实为“始作俑者”。

三国是个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另类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名义上是丞相，行使的却是君权：汉天子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连自己的老婆也无法保全的可怜角色。曹操借用汉家名号，原因在于汉天子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能够借以笼络士人。他手下第一谋臣(相当于曹操的智囊兼CEO)荀或投奔曹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曹操能够“复兴汉室”。荀或后来越来越郁闷，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曹氏是汉室最大的敌人。曹操手下能人辈出，东吴孙权用人也很有一套。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也深知君主的职责就是在适当的位置安排适当的人选。孙权是三国时代惟一享高寿的君王，用现代眼光来看，他是个既懂得工作要义，又会享受生活乐趣的管理者。

两晋到南北朝是绝望与动乱的时代，北方被胡马践踏，南方不停上演军人篡权的野蛮戏码。古训及社会习俗而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制约皇权的因素。而盗篡皇权者，以魏晋南北朝为最。曹魏代汉、司马氏代曹、南北朝期间权奸、宵小、女祸、宦寺轮番上演政治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握有军权的宰相们代行皇权。此时的宰相与先秦及汉代的宰相不同，名分上是宰相，行使的却是皇帝的权力。东晋惟一值得称道的宰相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谢安，谢安淝水一战建功，前秦苻坚因此役一蹶不振，如果苻坚的宰相王猛还活着，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或许不会发生。

一种制度还未废除前，人们即使意识到制度的问题，多把责任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制度方面的因素很少有人念及。李唐初建时，尚有南北朝世家大族遗风影响，裙带亲信当国，政事堂制度则是为了避免出现危及皇权的权相。仕途坎坷，宦海险恶，唐朝宰相结局大多很惨。唐代的宰相自主意识很强，常常能以天下为己任，而皇帝常常会迁就那些能干的宰相。贞观初年，太宗和他的宰相集团共同缔造了贞观年间的清明政治和社会繁荣。权力，尤其是不受节制的权力对人的腐蚀是潜移默化的，任太宗多么聪明练达，终究没有逃过专制集权所导致的君主对宰相的猜忌和隔膜，贞观初年互信互敬的君臣融洽场景在太宗晚年很难见到。那位以敢于直言逆龙鳞的魏征，生前崇遇甚隆，死后，李世民就怀疑这位“老实人”有营私结党的嫌疑。后来，太宗又知晓魏征曾把自己的谏诤言辞书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有博名之嫌，更加不悦，竟然当面悔婚，罢掉先前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怒极时还“亲仆其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武则天为扫除政敌，提拔底层知识分子打压旧贵族，鼓励告密、重用酷吏，在女皇手下做宰相，如同高空走钢丝一样，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娄师德、狄仁杰以宰相之位的善终，其心胸和城府非一般常人所能及。

宋代士人虽然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调，在君相关系上却以宰相曲意逢迎为特点。宋代只有和皇帝同唱一首歌，宰相才能在中枢机构站稳脚跟，此时的权相，不过是皇帝的代言人罢了。美国学者刘子健认为宋高宗政治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他说：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这正是为什么后来哲学家朱熹会长篇大论地对小皇帝强调诚实的“格物”以“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这 些哲学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中，朱熹所强调的，是从他的立场看来最为现实的、最中要害的东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一位优秀的儒者必定要问：除了让皇帝皈依儒家学说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的建设好国家、社会呢? (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94～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宋真宗和宰相王旦共同演出中国版皇帝的新装，封禅大戏做得似模似样，宰相王旦被裹挟出演重要配角，临终前对于自己丧失立场的行为懊恼不已。这也不能怪王旦，宋代君主加强皇权不遗余力，用尽花招。太祖赵匡胤略施小计，撤掉宰相的座椅，范质居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的迟钝使君臣权力的天平重重倒向君主。南宋初年，宋高宗不停地换宰相，直至最善于体贴圣意的秦桧上台。权相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宋代相权高涨，恰恰相反，这是皇权压倒相权的结果，在宋高宗以后出现的权相，无不代表皇帝的意志，而宰相不再是制衡皇权的另外一种声音和现实存在的权力实体。

到了明朝，草根皇帝朱元璋掌权，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废除宰相制度，代之以内阁制，并将臭名昭著的“廷杖”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儒臣从此沦为皇帝手下的家奴，要像吧儿狗一样地喘伏在皇帝的威权之下。明朝长期出现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倾向显然源自于朱元璋小农意识的狭隘思想。他绞尽脑汁，惟恐失去手中的权柄，为此大开杀戒，功臣、大将，终难逃兔死狗烹的下场，洪武“胡蓝两案”，株连数万人。他原想为皇孙留下一个固若金汤的帝国，靖难之役，朝中空矣，能干善战的谋臣老将早已成为缕缕冤魂，-建文帝终被叔叔朱棣取代，这场空前的家庭悲剧，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

“我大清”入主中原后，虽取消了“廷杖制”，但满人的大臣要口称“奴才”，而汉人的大臣甚至连称“奴才”的资格都没有，那滋味也只有当时的臣也只好打碎牙咽进肚子好自咀嚼了。晚清内外交困，汉臣终于等来出头之日，命运又将如何?有清惟一一位汉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在妇孺手下做事，枉担了许多骂名。在上者争权夺利，颟顸无知。真正做事者必须花大把精力应付人事纠葛，步步小心，处处留意。如此团队，不败何待?!

从整个历史的进程看，在皇权与相权这一对矛盾中，皇权是一路高歌猛进，而相权并无什么,招架之力，如前所述，中国式的皇权制度在理论上全是为皇权开绿灯的，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另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人口都是皇帝一人的私家财产，该怎么欺负你又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整个的政治文化背景使然。先秦的孟子还发表过“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这样的看法，但就是亚圣这点可怜的呐喊到了朱元璋那里也给从儒家经典里删出去了。所以，为臣的若要保持自己的一点尊严，似乎只有谋反和篡权一途：因为你要想安安生生地做你的丞相，似乎是不可能的。像明朝的中兴之臣张居正，在世时权势熏天，甚至可以用眼睛瞪皇帝，但在死后也免不了遭到“反攻倒算”的下场，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还有雍正手下的陕甘总督，先是年羹尧，后是岳忠琪，均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但其结局却是前者被赐死，后者被判一个斩监候。

皇帝和丞相经常被比作现代公司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在公司各方面的重重关系中这两位主要人物也经常处于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游戏中，本书通过讲一些古代的同类故事，看看对现代人有没有什么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另外，本书提供了许多臣下的情境化的中国式生存智慧，这可为今天企业实施人性化管理提供某种借鉴。

总之，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领域，本书对这个问题只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而对其理论层面的寓意则未作专门讨论。本书所选的事例在管理艺术方面可谓可圈可点，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古代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些端倪。但愿本书能为您在茶余饭后的消遣中带来一点思考与启迪。

照传统的说法，理想的政治格局是所谓“圣君贤相”。圣君垂拱而治，贤相则负责处理一切实际的政务。这样，皇帝虽然世袭却不妨害政府领袖——宰相——可以永远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最贤能的人来担任。这对于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而言，诚不失为一种良好而合理的办法。但可惜这只是传统儒生的二种理想和期待，历史的实际却不是如此。

——美国最高人文研究奖 Kluge Prize,学者 余英时

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宰相们与其说是为国服务，不如说是为皇帝效劳。看皇上的眼色行事，使他不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他既要曲意承上，又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要心存社稷，又必须“枉顾左右而言它”；他既是帝师，又是奴仆；既为虎作伥，弃道德如敝屣，又小心翼翼，稍一不慎，自己也就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熊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