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职业是皇帝，最不好的职业是末代皇帝！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天意，还是人为？是气数，还是制度……这里什么样的规律可供总结，什么样的教训可供汲取？

本书以确凿的史实、生动的故事再现中国十数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用活生生的生命所演绎的悲剧的命运，给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

本书以确凿的史实、生动的故事再现中国十数个王朝的末代皇帝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用活生生的生命所演绎的悲剧的命运，给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

他们有的胡作非为，罔顾一切，视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如儿戏：

有的丧失理智，荒淫无度，任意杀戮。

有的醉心于小道末技，哪怕兵临城下也不忘歌舞升平；

有的尚能殚心竭力，忧惧劳碌，终难挽江河日下；

有的尚在幼年，生死不能自主，俯仰由人……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给列祖列宗经过千辛万苦创下的王朝画下了一个句号，甚至自己也死于非命。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天意，还是人为？是气数，还是制度……这里什么样的规律可供总结，什么样的教训可供汲取？

末代皇帝的命运（代序）

周幽王姬宫涅

西汉末帝与王莽

东汉末代皇帝刘协

蜀汉后主刘禅

东晋恭帝司马德文

北周宣帝宇文赟

陈后主陈叔宝

骄奢淫逸的隋炀帝——杨广

唐昭宗李晔

多才薄命的南唐后主李煜

北宋徽钦二帝

南宋亡国之君——从理宗到帝昺

元顺帝

崇祯皇帝朱由检

弘光皇帝朱由崧

清末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周幽王，姓姬名宫涅(？—公元前771年)，是贪财暴虐的周厉王姬胡之孙，号称“中兴贤王”的周宣王姬静(又作靖)之子，西周第十二个国王，公元前782年至公元前771年在位。其元年为公元前781年。

西周后期，国内政治腐败，百姓怨声载道。公元前842年，镐京(今西安市以西)城内的平民和奴隶手持武器，攻入王宫，将贪虐无道的周厉王赶到彘(今山西省霍县)，政权由周公(是西周初期周公旦的后代)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病死于彘。其时太子姬静的年龄已长，可以继位为王了。经周、召二公商议，遂拥立姬静即位，这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给西周留下了祸患。公元前782年，周宣王驾崩，群臣奉太子宫涅即位，是为周幽王。

姬宫涅登上天子之位后，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又立长子宜臼为太子，进申伯为申侯。

周宣王死后不久，他的王后亦相继去世。周幽王对考妣之丧一点没有哀戚之心，反而更加沉湎声色，吃喝玩乐，对于国家大事，全不放在心上。申侯见此情景，甚为着急和担忧，不断进谏。一心享乐的幽王，哪里听得进忠耿之言。无奈，申侯只得返回申国。随着前朝老臣逐一去世，周幽王起用了“善谀好利”的虢公(名石父)、祭公和尹球为卿士，并列三公执政。这三个人，正经事不干，把功夫全下在逢迎幽王上。朝中只有司徒郑伯友为人正直，却得不到幽王的信任。幽王不理朝政，任凭虢公石父等人为非作歹，弄得周王朝政治大坏，民不聊生，国人怨愤，社会危机严重。

太史伯阳父和大夫赵叔带私下议论说，天子幽王不恤朝政，任用佞臣胡作非为，过不了十年，国家将有大的变故发生。赵叔带说，他们应尽到作臣的职责，向幽王进谏，说明利害关系，促其改邪归正。伯阳父听了赵叔带的话忧虑地说，恐怕言而无益，不会有什么效果。

幽王这时想什么？他所想的，是宫内缺少年轻美女供他享乐。深知幽王心思的虢公石父为讨取天子欢心，花言巧语地向幽王奏道：“先王享国日久，春秋已高。所用侍女，都已年纪老大。君王登位，正应该另选美女，以供使唤。现在容臣下令各国访求美女，进贡前来。”石父一番话，正中幽王的下怀，当下，他即传下旨意，命虢公石父派人四出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见状，急忙上表进谏，劝他停止选美，注意求贤。一心想着美色的周幽王，根本听不进赵叔带的逆耳忠言，即刻传令免掉赵叔带官职，将之驱逐出朝。有位名褒垧的褒城大夫为叔带讲情，幽王火冒三丈，立刻将褒垧囚进狱中。从此，幽王堵死了忠谏之言路，贤臣志士为躲灾避祸纷纷离开了他。

虢公石父得到幽王挑选美色的指令后，派人四出寻访，强迫各地美女进宫，闹得天怒人怨。周幽王选美色的消息传到褒城，褒垧家里的人想，既然周天王这样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只有在这方面下工夫，才能救出已被关进监牢的褒垧。事情定下后，他们即出动人员到民间找寻美女。运气还真不错，找到了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乡下姑娘，即用重金买了下来。买回后，褒家把这位姑娘调教训练了一番，教她学了些歌舞，便送到镐京，献给幽王，请求赦免褒垧。这个姑娘，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人褒姒。

有一天，幽王退朝后，来到后宫游玩。把各国献来的美女看了一遍，没有一个中他心意的，很不高兴。幽王正闷闷不乐时，一位宫女捧上一杯美酒送给他。幽王接杯时，猛然看见捧酒杯的嫩手犹如剥掉外壳的鸡蛋似的洁白细腻，便贪婪地望了宫女一眼。这一望不打紧，幽王面对肤如凝脂、眼含秋波的褒姒，像被磁铁吸引一般愣住了。幽王问宫女是从何国贡来的，宫女随口奏道：妾乃褒国姒姓女子，去年进贡入宫。听到此话后，幽王甚为遗憾地说：你去年入宫，我怎么没见到过？话毕，也不通禀申后，即把褒姒带进寝宫，一番颠鸾倒凤，从此百般宠幸。在幽王看来，就是把宫中所有的美娇娥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褒姒的万分之一。褒姒这个尤物，是他在梦境中也不曾见到过的，自然欢喜无比。于是他传旨赦免了褒垧的罪，把他从监狱中放出，并恢复了官爵。从此以后，幽王夜以继日地陪着褒姒取乐，哪里还顾得上朝政呢，国家大事任凭虢公石父一班狐群狗党折腾，闹得臣民上下叫苦不迭。

周幽王为取悦褒姒，各种享用，尽数予以满足。所用之物，责令向各国征取。尽管各国源源不断向镐京贡送物品，但由于奢侈无度，仍满足不了幽王的贪淫无厌。老百姓被搜刮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镐京的一班佞臣群小，却衣着华贵，起居舒适阔绰，山珍海味，花天酒地。那些势利小人也乘机作弊，致使国政更加黑暗。上松一尺，下松一丈。一时间，镐京城内几乎人人醉生梦死，个个游手好闲，什么正经事也不去干，社会风气坏到了极点。P1-3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其中的末代皇帝，不让人待见的了。

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爱新觉罗·溥仪，他们在这里登基，称帝，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画上句号，予以终结。

三位末代皇帝中，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的命好，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

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肯定会敬谢不敏的。

然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历史上这个倒霉的不讨好的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估计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谁愿意吃饱了撑的，自讨苦吃，有今天没明天，做这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秋后蚂蚱式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短则数年，数十年，长则百年，数百年，气数尽了，国脉断了，天下乱了，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这就是“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能够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以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末代皇帝就这样一个一个退出舞台。中国之幸，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中国之不幸，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是势所必然的混乱、动乱、战乱，以及离乱。一部《二十四史》，凡标明为“末”的朝代，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四乱”时期，也是载于正史的“人食人”或“人相食”的恐怖年月。

所以，可想而知，凡末代皇帝，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丧钟敲响的日子，总是相当不好过的。可继而一想，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中国老百姓，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备受熬煎，如陷苦海，惨遭蹂躏，如坠深渊。那饥寒交迫、兵荒马乱、乌天黑日、水深火热的岁月，真不知伊于胡底？

尽管末代皇帝，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皇帝，却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所热衷、所眼红、所企慕、所艳羡的目标。因此，“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啸聚于田头、揭竿于沼泽、起事于乡野、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也是敢于罔顾一切、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推翻官府、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的战斗宣言书。

这些勇敢者把皇帝拉下马，并非从此再也不要皇帝了，而是干掉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以后，他接着坐在这张椅子上来做皇帝。椅子还是那张，屁股变了。中国之糟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就在于这些造反农民，当上了皇帝以后，总是和前一个皇帝基本一样，老调重弹，等着被下一个勇敢者推翻。这种周而复始、原地踏步、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遂构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毫无变化的封建社会。

看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大致上是正确的了。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在他心目中，落草为寇的“寇”，和大宋皇帝的“帝”，是画着等号的。他粗鲁，他浅薄，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你说他俩是“帝”呢，还是“寇”？既然如此，你做皇帝，我做皇帝，先做皇帝，后做皇帝，对谁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成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成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它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

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妈妈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

但遗憾的是，任何王朝，皇帝只能一个人当，龙椅只能一个人坐，必须要厮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后，见了分晓，才能丢手。道理很简单，“秦失其鹿，天下争之”，刘邦得了，项羽没份，项羽若得了，刘邦自然也就没戏。假设陈胜、吴广，先坐到秦二世的龙椅上，那刘邦和项羽，拿不过来，抢不到手，只能没脾气。因此，所谓改朝换代，说白了，就是抢椅子，而且是许多人一齐来抢这把皇帝坐的椅子。既然抢，就没有客气可讲，就断不了要动手。既然不客气，既然动开手，那就要杀人、流血、掉脑袋。坐龙椅者与想坐龙椅者之间有一场殊死战，自不必说；想坐龙椅者，如刘邦、项籍，彼此间更是要决一死战。

那可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大动干戈，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啊！不杀到尸横遍地，血流漂杵，不能罢休；不杀到遍地烽火，神州陆沉，不能定输赢。所以，在《史记》中，楚汉之战，以及此后刘邦又与韩信战、与彭越战、与英布等各路诸侯之战，其烈度、强度、难度不知胜于攻秦多少倍。司马迁写到这里，肯定会对这些想当皇帝的农民，那股不可一世之气概，不胜感佩，所以，他将这些离开了土地的庄稼汉，写得是如何的有声有色啊！可是，他没有料想到，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种善良朴实的本性会被膨胀起来的欲望所抑制，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破坏能量，便冲决而出。以前不敢做的事，他敢做，以前不敢想的事，他敢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每一次庄稼人造反，无论其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那玉石俱焚的彻底，那一劫不复的毁灭，都是以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屠夫的他，至少还是有选择的焚和坑，而“项羽引兵西屠成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载其货宝妇女而东”，关中遂成一片废墟。秦末的乱象，其实也是此后中国每一个末代王朝的写照。而这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起义者、革命者、造反者、痞子先锋们所制造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灾难，最后无一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

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戴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或沐猴而冠，或人五人六，或不似人君，或不上台盘，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整个封建社会，对全部封建制度，有所改变，有所触动，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看到来年开春以后，该做什么；三年五年以后，往哪个方向努力；十年八年以后，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没有，统统没有。但有一条，金银财宝、三宫六院的满足欲望，“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予取予求，却是不学自会。他还振振有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图个啥？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的，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

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如宋末帝赵■，这些童稚之辈，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算得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崇祯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桓，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被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中叶，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谢天谢地，对中国人来说，这所标志的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