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也像是一部歌剧，有喜剧，也有悲剧，有正歌剧，也有装疯卖傻的滑稽戏：有的像莫扎特歌剧那样高贵、充满机智和灵感，有的像威尔第的歌剧那样充满激情和力量，有的像普契尼的歌剧那样抒隋浪漫，也有的会像瓦格纳的歌剧那样繁琐沉重。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经历编写和导演着自己的歌剧，每个人都是自己这部歌剧的主角，同时又是社会大歌剧中的一个角色。温老师的这部歌剧大起大落，奉献给听众的是享受，而自己付出的却是辛苦。他的戏剧性不只是表面的，而是内心世界的深厚和丰富，这种力量蕴藏在心里，并通过他的歌声传递给所有听过他歌唱的人们。
勤奋好学，是老师一生的习惯，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是这样的。
十岁那年，就以一曲“爱情的喜悦”得了歌唱的天才儿童奖。
1945年，温老师听说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招生，就要去报考，可是父亲强烈反对，父亲是个律师，他说你喜欢唱歌可以，但不能专门去学唱，在旧社会，国人传统的认识中，学唱是不上档次的行当，父亲说：“你学医生，学律师，学老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去学唱，开口唱是最没有出息的”。
可是温老师一定要去学，把手指咬破了，写下血书：“我当不了教授，就不回北京”!
传统观念很强的父亲看到儿子的血书，还是不同意。
父子的分歧无法解决问题，老师的姐姐在燕京大学读书，认识一位教师，据说算命很准，于是，姐姐就让那位高手替弟弟算一下命，高手掐指一算说，你这个弟弟去南方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对他的一生事业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姐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是律师，却也有一点点迷信，将信将疑，只能同意儿子南下投考。
于是，温老师同王福增等几位考生一起从天津乘船南下。不料到南京后，考期过了，要再等半年才能够考试，无奈之下，他为当时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干家务，换来能够免费在教授家一个低矮的阁楼里居住，没有收入，他努力省下家里寄来供他生活的钱去听课上课，听音乐会。
古林寺旁，就是现在的南京艺术学院，当时的国立音乐学院就在黄瓜园，温老师终于实现了他梦想的第一步。
读书的时候，家里寄来的钱不多，而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往往只够生活，老师哪怕不吃早饭，千方百计省下钱来听音乐会，也要买唱片，在琴房练唱，让同学听，提意见。没有歌谱，那时候没有复印机，老师用钢笔抄了好几大本歌谱，练就一手好谱。
不管严冬酷暑，他每星期都必定去上海跟苏石林老师学习，风雨无阻；他清楚地知道一个道理：“学海无涯苦作舟”。
温老师对声乐的痴迷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王老师说他们去登记结婚的路上，居然还边走边背歌《不跟王老师说话，陪同—起去的朋友邵敬贤实在看不过去了，说老温也太过分了。
而更离奇的是，婚礼的前一天，温老师的父亲下午从北京来了，温老师还在家里唱歌，王老师也弹得忘乎所以，父亲问儿子明天结婚的准备工作如何了？他这才想起还没去银行取钱，明天宴会得付钱啊!于是，赶紧往银行跑，老父亲和王老师跟在后面跑，马路上好不热闹，好像一个人在前面逃，两个人在后面追，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发生什么意外，好些人驻足回首。银行里面的工作已经停了，正在关大门，三人气喘嘘嘘地赶到了，说明了情况后银行赶紧为他们办理，并祝福他们新婚怏乐。
这种好学的精神一直在老师的人生道路上延续着，文革之后，斯义桂先生来沪讲学，温老师已经是知名度很高的歌唱家了，只要能学到东西，他不顾“面子”，当着全国各地来的同行们，向斯先生求教，即使斯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些问题，他也坦然接受，马上改正。
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的费罗教授来上海讲学，老师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一节课也没拉下，全部听，听专家讲课后晚上在家整理听课笔记，我还保留着二十五年前费罗教授给我上课时温老师作的笔记，连每条练声曲的每一个要求都不放过。
女高音西尔斯来讲学，他放弃了到外地演出的机会，认真听课。
意大利声乐大师基诺·贝基来华，温老师更是多次上台，在全国同行面前虚心求教，还跟着贝基来回于北京上海。
每一位国外歌唱家来华演唱或交流，他场场必到，专心致志；每一位中国歌唱家到上海开音乐会，他也会到场聆听。
不仅是声乐的音乐会，钢琴、小提琴的音乐会、芭蕾、话剧，只要他知道，他就会去欣赏，从不同的艺术品种里汲取营养。
他自己觉得听别人演唱、看别人演出，对自己是一种受益。
到了国外访问他更是有音乐会必听，有演出必看。
他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开过音乐会之后都要总结，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怎么棒，就是实在连自己也感觉十分得意的时候，也表现出传统的低调，听着别人夸他，他往往只是美美地一笑而已。
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谭抒真说：“我认为温可铮是世界一流的声乐大师，是中国人的骄傲。我敬佩他在声乐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敬佩他坚忍不拔忠于艺术的意志，更敬佩他光明磊落的为人”。
正是由于他倾一生的精力研究歌唱，温老师的歌唱技术才臻于一流，气息的流动性，随心所欲的强弱变化，稳定的喉咙空间状态，非凡的音色调技能力，都烂熟于心中，自如地变化在歌声里，尤其可贵的是男低音能有如此丰满的头声，实在很少听到。
有人说温老师唱歌很“自然”，其实，那不是简单的“自然”就能够解释的，那是高度技巧的“自如”；从表面看，“自然”和“自如”似乎很接近，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内涵，“自然”是一种表面现象，总体上让人觉得舒服，觉得享受，而在歌唱里，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许多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不自然的、但是能够使声音好听的歌唱技术，在歌唱需要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自如地运用这些非浅层面自然的技术的不自然，才能够给人圆润华美自如的歌声。
说明白一些吧，什么是“自然”？天生的就是“自然”，从道理上说，经过后天训练的就不是自然的了，因为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原来的“自然”；“自如”则是经过训练的、熟练掌握的什么能力都具备的技巧，而且要表现得似乎什么都来得很“自然”，浑然天成。
这种貌似“自然”的“自如”包含了许多内容，不仅仅是声音的问题，还包括了对作品的理解，艺术修养、人的气质、品位和品质，所以我们常常说“运用自如”，其实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是非常高的境界。
常常有人说：“温老师的‘跳蚤之歌’唱得太好了”，当然，他的“跳蚤”确实好，但似乎总是把老师和“跳蚤”联系在一起，这和老师风趣的表演能够让群众理解欣赏有关。然而，温老师唱得好的歌太多了：
老师能唱出凝重的声音和音乐线条，他演唱的《唐·卡洛》里的国王的那段“龙床”，每个乐句都十分讲究，声音圆润而不飘，内力深厚而不滞，气度很大。
他能唱出柔和抒情的小夜曲，圆润而文雅。P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