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出生于贫穷山村的女孩，来到城市打工的故事。从故事女主人公朵儿的命运遭际中，反映出了打工仔打工妹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朵儿身入沼泽仍不遗余力地追求真善美，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这一举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具化，自有一种悲壮的味道。

天真纯朴的朵儿出生于贫穷山村里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为改变命运，其母打发十七岁的朵儿只身南下“淘金”。举目无亲的她做过洗头妹、工厂妹，因为清纯、自爱，备受男人瞩目，却不幸两次落入爱情陷阱，第一次失去了贞操，第二次甚至结了婚，被骗去所有的钱财。识破真相后朵儿已经走投无路，只得回到家乡索马，却遭到贪财家人的冷漠对待，认为她没用，挣不到钱。绝望之中她重新回到南方的沙湖镇，挣扎于与自己的纯真本性背道而驰的人生之路。

茫茫大地，弱势群体的路在何方？她茫然，却仍不放弃希望，展开了与不公命运的一轮又一轮抗争。

小说通过朵儿的命运遭际，反映了打工仔打工妹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虽然语言比较平淡，但在平实的叙述中注入了较深刻的内涵与其说“十字架”是罪人因为自身的良知而要承受的痛苦，倒不如说它是人们为受难者所受苦难披上的体面外衣。朵儿身入沼泽仍不遗余力地追求真善美，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这一举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具化，自有一种悲壮的味道。

放荡的生活使阿青还没结婚就已经落了六个胎。反正现在这种事，也被越来越多的开明人士接受，因此她也无所谓，打掉几个骨肉就像从她身上拔掉几根毛那样轻轻松松，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恐怕连她自己也没搞得清楚。跟一个同样声名狼藉的男人结了婚之后，她便靠母亲的资助，就在娄平市与她母亲的小饭馆不远的地方开了一间发廊，在丈夫醉醺醺的拳头下，过了三年砸盘子摔碗的婚姻生活。后来，她找到去南方的机会，二话不说，一如其母当年的做派，扔下一纸离婚书与年幼的儿子，自个儿南下干她的老本行。由于她会用打扮来显得自己突出，风姿优雅，加上在糜烂生活中熏陶出来的那副无所顾忌，她不仅成为上平大街的当红姑娘，还成为华发发屋老板、李洞宾的情妇。

另外三个姑娘是四川的阿兰、阿军还有海南的阿绿。

相貌平平的阿绿刚开始负责华发发屋的理发工作。当阿青告诉她：她有一对男人都喜欢的丰满、温暖的大奶子，她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出生海南的她讲的也是广东话，起码在与客人进行语言沟通上占有优势时，这番厚颜无耻的怂恿终于使可怜的阿绿信心大增。结果，她也就跟发屋里其他姑娘没什么两样了；有颗硕大脑袋的阿军身材矮胖，还戴着一副古板的近视大边框眼镜，这使她成为发廊里最难看、也是最快乐的姑娘。阿兰患有哮喘病，平时吃药准时过吃饭。不过姑娘们谁也没见过哮喘病发作起来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是疾病的缘故，这可怜的姑娘眉清目秀，平时打扮得倒也端庄大方，显得楚楚可怜，走出去谁都会把她当一个贞烈女子看待的。很可能正是这一点，来发廊找她的客人数量仅次于阿青。

这就是目前华发发屋的七个女孩子。姑娘们不知道彼此的真正名字，除了口头上那个简单的称呼。现在，她们都是些蒙床无知的乡下少女，还没完全不知羞耻到出卖肉体的地步。虽然没过多久，发屋老板的情妇阿青和男人们的出手大方就让这些姑娘连最后的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了。

这天，华发发廊的茶色玻璃单门，被人猛地一下推开，跟着旋风般卷进来一个耀眼的人影。披着一头金发的阿青从外面仡完中午饭回来了。她穿着一件紫金色彩裙，黑发染成现在流行的金色垂到腰部，浑身上下香气宜人，光耀夺目，对自己身上那件紧身小上衣里裹着的窄小腰身，肆无忌惮地释发出来的强烈的刺激感到很满意。飘曳的裙摆在扭动屁股时，旋起又垂落，仿佛一团艳丽的云彩。她的出现，令简陋乏味的华发发屋顿时有了精神。因为她的后面，还跟着五个腰里挎Call机、手里气派地拿着个小皮包、大腹便便的男人呢。在发廊里，手上有这么个小包包和把包斜挎在肩上的客人最受姑娘们的欢迎。因为她们认为他们通常都有钱。

“姑娘们，来客人啦!”阿青欢快地喊道。放在梳妆台上的录音机里正震天价地响着强劲的迪斯科舞曲。接着又转身去招呼刚进来的那五个男人。其实用不着招呼，这五个人就已经大摇大摆地在那些粉红色的单人沙发上自行坐下了，就像在自己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样方便随意，不受拘束。

在发廊的过道上正跳着碰碰舞的阿莲与阿绿同时停止了动作。姑娘们纷纷站起身。阿青显出一派忙得很的样子，她也确实挺忙的，手里拿着一支自己平时用的洗发水——一般情况下，只有阿青认为很重要的客人或者老朋友才有这种优待。发啷的洗发水都是掺过水的劣质货色——她在叫这个叫那个，袖子卷到了手肘那里，高跟鞋踩在瓷砖砌成的地板上时，发出老母鸡啄食时的“笃笃”声。看见朵儿没有像别的姑娘那样主动站起身来迎接客人，而且连妆也没有化，她便以一副女主人的口气，训斥地说道：“朵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收拾好。姑娘们，在这儿扮淑女可不大合适!”

朵儿到上平大街的华发发屋已经有了一个星期。发屋的姑娘由此增加到八个。她的那个堂哥把她从广州火车站接到珠江，然后便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用一种听起来像是征询意见，实际上却毫无选择的决定性语气对她说道：“朵儿，在这做个洗头妹怎么样？现在于任何一种活儿都得要证件，可你连个身份证也没有，我说得没错吧？本来我想叫你母亲等你满十八岁，能够办到身份证再让你来珠江的，那样会省事很多。可你那亲爱的妈妈非催着我快点给你在南方找一份活儿干。我敢发誓，催了我不下十次，说是先让你到珠江再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给你找活儿干。要知道，没有暂住证，在南方可是一件顶顶麻烦的事儿呢，警察们会老是不停地来骚扰我们这些外省人的，看看我们有没有可以居留在这儿的证件。我看你就先在发廊里呆着吧。起码这儿有地方吃住，不用担心警察找麻烦，而且还能挣钱。”

说完这番话之后，他便像条钻进淤泥的泥鳅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她既没有来得及问宾二去了哪儿，也没有打听她的堂哥到底在珠江做什么。和她的妈妈一样，朵儿对这位是她堂兄的亲戚深信不疑。只要有一份工作，叫她干什么并没多大关系，要知道，在索马，她可是干过最苦最累的活儿的。要是在这包吃包住，洗一个头(包括按摩)还能得到两块钱人民币的工资，那么找个地方落脚也是不错的。倒是宾二哥哥说的警察的话引起她的不安。她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她身份的证件，而现在离她真正具备领身份证的资格，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还有好几个月呢。P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