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所著的《忠孝公园》是他停笔多年之后的最新力作，写出当前台湾及时代渊源的种种复杂情节，令人深思。文字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义、使命感、和广大的同情所规范下成型，以动人的故事娓娓道出，感人肺腑，睥睨时代风潮趋向。

《忠孝公园》的作者陈映真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海内外历来各项文学经典评选，均名列前茅。《忠孝公园》的文字独具魅力，思想层次分明，所有作品都在他不移的理想主义、使命感、和广大的同情所规范下成型，将社会、人性、和历史的问题，以动人的故事娓娓道出，感人肺腑，睥睨时代风潮趋向。

面摊

我的弟弟康雄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将军族

唐倩的喜剧

六月里的玫瑰花

夜行货车

万商帝君

铃铛花

山路

忠孝公园

后记

面摊

1

“忍住着，”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住着罢。”

但他终于没有忍住喉咙里轻轻的痒，而至于爆发了一串长长的呛咳。等到他将一口温温的血块吐在妈妈承着的手帕中时，妈妈已经把他抱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了。他虽然觉着疲倦，但胸腔却仿佛舒爽了许多。巷子里拂过阵阵晚风，使他觉得吸进去的空气凉透心肺，像吃了冰水一般。 “妈妈，我要吃冰。” 他的两手环抱着妈妈的肩膀，将半边脸偎着妈妈长长的颈项。他的呛了满眶泪水的眼睛，正看见妈妈背后远远的巷口穿梭地来往着各样的人群和车辆。除了有些疲倦，他当真觉得很安适的。妈妈轻轻地摇着他，间或也拍拍他的背。

“等大宝养好了病，妈妈给你吃很多的冰，很多很多的。”

黄昏正在下降。他的眼光，吃力而愉快地爬过巷子两边高高的墙。左边的屋顶上，有人养着一大笼的鸽子。妈妈再次把他的嘴揩干净，就要走出去了。他只能看见鸽子笼的黑暗的骨架，衬在靛蓝色的天空里。虽然今天没有逢着人家放鸽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鸽笼上面的天空，镶着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

“……星星。”他说。盯着星星的眼睛，似乎要比天上的星星还要晶亮，还要尖锐。

2

妈妈抱着他回来的时候，爸爸正弯着腰，扇着摊子下面的火炉。妈妈一手抱着他，一手随手拿起一块抹布擦着摊板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安上一层铝皮，因此他们就特意把木板的摊面擦得格外洁净。大圆锅里堆着尖尖的牛肉；旁边放着一个箩筐的圆面饼，大大小小的瓶子里盛着各样佐料。

“又吐了么？”男人直起腰来忧愁地说，一面皱着脸用右袖口揩去一脸的汗水。牛肉开始温温地冒起气来。黄昏分外地浓郁了。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沿着通衢的街灯，早已亮着长长的两排兴奋的灯光。首善之区的西门町，换上了另一个装束，在神秘的夜空下，逐渐地蠕动起来。

妈妈没有说什么，顺手舀了一碗肉汤给她的孩子。他很热心地喝着浓浓的肉汁。爸爸用一种安于定命的冷漠看着他，随又若有所思地切了一块肉放到孩子的碗里，仿佛这样便能聊以补补孩子被病菌消耗的身体。

肉汤沸滚起来的时候，摊旁已经有两i个人坐着。他们从人潮的行列里歇了下来，写写意意地享受了一番，又匆匆地投入那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的人群里。

“加个面饼么？”

“您吃香菜罢？”

“辣椒——有的。”

男人独自说着。女人和孩子却闲坐在摊子后面。虽然他们来到这个都会已有半个多月，但是繁华的夜市对于这孩子每天都有新的亢奋。他默默地倾听着各样不同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铜铃声和各种不同的足音。他也从热汤的轻烟里看着台子上不同的脸，看见他们都一样用心地吃着他们的点心。孩子凝神地望着，大约他已然遗忘了他说不上离此有多远的故乡，以及故乡的棕榈树、故乡的田陌、故乡的流水和用棺板搭成的小桥了。

（唉！如果孩子不是太小了些，他应该记得故乡初夏的傍晚，也有一颗橙红橙红的早星的。）

3

大约是最后一抹暮晖消逝，以及天上开始亮起更多的星星之后，忽然从对街传来匆促的辘辘声。妈妈抱着孩子朝着爸爸伫视的方向看去，看见两三个摊车正忙着推过街去。这个骚动立刻传染了远近的食摊，于是乎辘辘的声音就越聚越大了。爸爸也推着他的安着没有削圆的木轮的摊车，格登格登地走了。这些摊车们冲坏了仿佛也有些规律的人潮，辘辘地涌过通衢去了。而人潮也就真像切不断的流水一般，瞬即又恢复了他们潺潺的规律。

女人和孩子依旧坐在原来的地方，不一会果然看见一个白盔的警官。他慢慢地从对街踱了过来，正好停在这母子俩的对面。他把纸夹挟在他的左臂下，用右手脱下白盔，交给左手抱着，然后又用右手用力地搓着脸，仿佛在他脸上沾着什么可厌的东西似的。店面的灯光照在他舒展后的脸上一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他有一头森黑的头发，剪得像所有的军官一样齐整。他有男人所少有的一双大大的眼睛，困倦而充满着情热。甚至连他那铜色的嘴唇都含着说不出的温柔。当他要重新戴上钢盔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对正凝视着他的母子。慢慢地，他的嘴唇弯成一个倦怠的微笑。他的眼睛闪烁着温蔼的光。这个微笑尚未平复的时候他已经走开了。孩子和妈妈注视着他慢慢地踱进人的流水里。

——至少女人应该认识这个面孔的。P1-3

陈映真：一个中国当代文学需要“正视”的存在

陈友军

初次接触陈映真先生的作品，还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赵遐秋先生开设海外华文文学专题的时候，方知在海峡对岸还有一位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先生。尽管陈映真先生不一定认可这个称呼，但我私下里却像敬爱鲁迅先生一样拜读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了。我对鲁迅其人和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向心存敬仰，其原因也很简单，大凡欣赏鲁迅与鲁迅沾边的人，也大多爱憎分明。在当下物质主义盛行的语境下，似乎文坛没有什么是非可言，大家相安无事，皆大欢喜。我不喜欢搬弄是非，但心中还是有是非。因此，反感那些亵渎鲁迅的诸多后现代作派。

对陈映真先生的作品做专题研究，是二o o九年上半年的事，中国作协和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计划在北京举办“陈映真先生创作五十年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被邀参加研讨。为准备会议发言，我着实花了七八个月的工夫，从导师赵遐秋先生那里借来六卷本洪范书店版的《陈映真小说集》，认真读了两遍，并对陈映真先生小说的文化蕴含和当下意义做了初步的阐释，这次会议论文承蒙《海外华文文学论坛》主编刘红林先生的关照，得以在该刊发表。当然，会议最大的收获，还是得以全面了解大陆学界关于陈映真先生作品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的高度，可谓受益匪浅。

此次承江苏文艺出版社之托，编选陈映真先生小说，自然要将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现给读者。仅就小说而言，陈映真先生五十年来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诸多作品皆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内涵。然限于选本的篇幅所限，要在优中选优，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这次编选，我所依照的是台湾洪范书店版的六卷本《陈映真小说集》，这是一套制作精致、深见编辑家功夫的陈映真小说版本。我只能本着全面体现作家创作的历史进程和作为不同阶段作家代表作品的选编原则从中做出选择。像我所喜爱的《故乡》《一绿色之候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上班族的一日》《归乡》等具有现代性启发与意识形态反思的作品，只好忍痛割爱，未能收入。

关于陈映真先生的小说，赵遐秋先生在她的专著《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中认为，“陈映真的许多小说，写在一个时代风云变幻急速、社会生活动荡激烈的台湾，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让他在反映那个时代台湾社会生活的深广程度上独领风骚，成为了台湾社会的一面镜子。…‘当着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在国情和文化传统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大陆随后也出现了当初台湾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陈映真的c先觉，和‘先驱’，也就有了宝贵的历史性的借鉴和参考作用’…。的确，这是当下大陆通过文学工厂制作、媒介推动的类型化时尚文本所不能具备的文学价值，江苏文艺出版社致力于这类作品的推介，可谓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这次陈映真先生的小说选本《忠孝公园》，收录了陈映真先生不同时期的小说《面摊》《我的弟弟康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将军族》《唐倩的喜剧》《六月里的玫瑰花》《夜行货车》《万商帝君》《铃铛花》《山路》《忠孝公园》①共十一篇。其中：

《面摊》是陈映真先生的处女作，它的魅力来自于作品所描述的潜隐在痛苦的人生中的那“一份温馨的、深沉的人问爱”。读《面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笔下的那个警官形象。比起前辈作家赖和笔下的“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来，陈映真笔下的这个警官形象，显得温柔，对百姓保有一份人间的真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可以理解的是，陈映真先生生活的时代，不再是赖和生活的时代。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覆灭，陈映真先生殷切地期望回归祖国后的台湾当局来代替那些在台湾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的“补大人”、“查大人”，小说十分真挚地记录下了当年的陈映真的挚爱的胸怀。  《我的弟弟康雄》是陈映真先生理想主义遭遇挫败后的一篇。作者通过康雄的人生经历昭示给世人的人生真相是：严酷的现实碾碎了美丽的理想，人们只好用扭曲的方式来抗衡扭曲的社会！理想的失败，加上社会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谓的种种道德条文，把他送上了人生的绝路。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是陈映真先生随着政治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后创作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并存著作者对耶稣的尊敬和质疑，对耶稣具有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神”的地位产生了疑惑，于是翻改了犹大出卖耶稣故事的内涵，表现了陈映真开始具有社会革命的思想。

《将军族》择取的是“大陆人在台湾”这个小说题材，这在当代文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开拓。陈映真先生对“大陆人在台湾”这一特指的问题，不仅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以及当时当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而且陈映真先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去表现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与不幸，以及他们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唐倩的喜剧》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小说以女主人公唐倩的恋爱、试婚、结婚为线索，揭示的是唐倩以及她所代表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读书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会思潮，批判了盲目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陈映真先生非但对现代主义做了历史地全面地评判，而且他更加关注在这股西化思潮中，人们所表现的一种精神状态，呼唤着“自我认同”精神的复归。

《六月里的玫瑰花》一扫过去的阴暗的伤感风，以明快的风格，把创作的视线注目到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生活。在描写一个参加越战的美国黑人军曹巴尔奈·E威廉斯和一位台湾吧女的真挚的恋情中，小说形象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对人性、人道的摧残。

《夜行货车》是陈映真先生在出狱后发表的小说，描写的是马拉穆国际公司下设的台湾马拉穆电子公司里的故事。小说以两男一女的三角恋爱为外衣，着重描写了林荣平、詹奕宏这两个台湾南部农家子弟，步人跨国公司后，对生活道路不同的选择。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林荣平异化后丧失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的奴才的社会悲剧。在小说中，陈映真先生提出了对于扭曲台湾社会和人性的帝国主义跨国经济的批判问题。

《万商帝君》把目光聚集到了深刻反省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社会制度与人性的冲突。陈映真先生以此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自有它启蒙的意义。

《铃铛花》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借助于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塑造了一位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从而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大肃清作了彻底的否定。

《山路》讲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黄贞柏被判终身监禁，他们敬仰的好友李国坤被枪杀。不久，蔡千惠惊奇的发现，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汉廷出卖了他们。为了救赎回家族的罪愆，也为了革命情义，她冒充李国坤在外地结婚的女子，走进了母病弟幼的贫困矿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养老，送终，供养弟弟李国木读完大学。如今，弟弟成家立业，全家过着舒适的生活。一天，她在报上看到“叛乱犯，，黄贞柏被假释回家。这突然的消息给她巨大的冲击。沉思现在，回顾过去，想想将来，她陷入了极端的困惑之中，在医学无法解释的衰竭中，她辞别了这个世界。作家这样写，不仅是为了赞颂蔡千惠的无私奉献精神，而且还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锐地提出：在台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却不知不觉地物质化了，异化了。

《忠孝公园》意在启蒙，主要表现的是经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所面临的一系列身份认同问题。《忠孝公园》写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台湾籍的林标，一个是东北籍的马正涛。他们出身经历、教养、身份、社会角色，以及性格、命运都不一样，但都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林标身上，这种心理负担的外化，就是“我是谁”的疑惑和随之而来的孤独，就是“祖国丧失”现象。林标这个人物形象，陈映真先生从两个层面去描写他的内心冲突。一个层面，是对国家的认同；另一个层面，是人性化的心灵。林标始终生活在浑沌中。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困惑，终于，最后，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无奈地然而又是愤怒地发出了质疑：“我，到底是谁？我是谁呀！”①八十年代之后李登辉执政，随后民进党掌权，又继续并且发展了这种关系，终于致使台湾岛上的分离主义势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据时代、美化“皇民化运动，，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陈映真笔下写出一种“林标现象”，就真实地表现了这段历史延续下来的现实生活，就能深刻地领悟它所蕴含的意义。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意义来解读陈映真先生的小说，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内涵丰富的陈映真小说文本而言，对于陈映真先生的为人为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言，其沉潜的价值仍然有待开掘。仅从其小说的“文化气象”来看，陈映真和他的小说是一个需要当代中国学者真正“正视”的存在。’ 首先，作为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陈映真一直关注着“大陆人在台湾”的命运以及台湾人和大陆人的关系。陈映真小说这种人际关系的描写主要涉及到的核心命题是：台湾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文化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因此，它理所当然也包含了对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中华文化、台湾地域文化和具体时代的政治文化构成他小说文化蕴含的重要内容。人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的身份证。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在陈映真小说所描述的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中，我们能够十分亲切地感受到台湾乡土文化身后中国文化的有力支撑，随时都能感受到渗透在日常中的台湾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陈映真曾说：“两岸在民俗方面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习俗两岸因同根而相承，生命礼俗两岸因同种而相近，民风民俗两岸因同文而相习，祭祀风俗两岸因同祖而相袭。”①可见，世易时移，干百年来形成的对共同的文化家园的认同是难以改变的。

其次，在陈映真的小说里常常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这固然和它早年所受到的宗教教育和他的父亲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家庭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陈映真的小说所呈现的基督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索和社会探索的基础上的。宗教对于陈映真先生而言，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他对于高尚人格的形成和对于内在道德修为的价值思考；在于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陈映真的小说中，许多作品都涉及到这类宗教文化主题。陈映真小说以基督为核心的宗教文化蕴含主要体现在宗教对于人的精神层面意义的建构和制约。《我的弟弟康雄》写了康雄的精神苦恼和耽于自渎的罪恶感，他终究“没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一，康雄因为与一位跟自己妈妈一样年龄的主妇相恋失去童贞而深感罪孽，不能自拔。康雄的姐姐对康雄的死因说的十分明白：“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②这是陈映真较早对宗教意义产生怀疑的一篇小说，小说的深刻处其实还在于对康雄姐姐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康雄的姐姐上演的是一个灵与肉冲突，即物质主义吞噬人的精神追求的悲剧。康雄的姐姐本来是一位有着精神追求的漂亮女子，恋爱着一个将要毕业的苦读的画家。受弟弟康雄的影响，她也不知不觉中跟着弟弟康雄“毫无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们”。然而，弟弟的自杀，使得她“毅然的卖给了财富”，“突然愿意嫁给我现在的那富足丈夫”。她的精神彻底地向物质主义妥协了。小说从宗教的层面展开的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人生的探索无疑使得陈映真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性，同时给予读者内心巨大的审美冲击，“生之悲哀，热情冷却理想幻灭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无奈之悲哀，都力透纸背向着我们袭来”。陈映真集中探讨宗教问题的小说当数《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随着政治思想倾向的左倾化，陈映真对耶稣具有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神”的地位，对其曾经信奉过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疑惑。陈映真发挥他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部小说里，对《圣经》故事做了带有颠覆性的改编。陈映真这种颠覆性的翻改，主要在于赋予了犹大形象正面的描述。在陈映真的笔下，犹大不仅是一位为以色列被压迫民族的幸福而战斗的青年，他还是主张包括罗马在内的异邦受苦受难的人联合起来的战士，“陈映真深深地爱着这样一位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色彩的耶稣，而这个耶稣，就已经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耶稣的形象了”①。将宗教里的反面形象犹大塑造成一位富有光彩的积极意义的形象，为小说涂抹上一层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体现了陈映真对基督教的大胆怀疑和他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陈映真对宗教的认识，与他的社会人生理想关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看，陈映真从“匕帝的孩子”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的宗教文化观带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色彩，这也使得他的小说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宗教的情怀，这种宗教意识也使得读者常常从他的小说文本中隐隐约约感觉到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这还与中国广泛流传的佛家文化，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暗合，成为陈映真小说宗教文化说不尽的话题。应该说，在陈映真的小说里，当宗教成为人的一种信仰，一种人的高贵精神的代名词的时候，陈映真是认同这种人的精神价值的，因此，在小说《万商帝君》中，借助小说中的人物陈家齐与刘福金的对话，陈映真表达了他对现代宗教的看法，即在现代社会，当一个人“不惜以任何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换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意识、兴趣、需要，以及……最终掏出钱来，完成购买的行动”②的时候，人就沦落为了物质和消费的奴隶了，这是陈映真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映真先生觉得人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或宗教。

再次，是陈映真小说源于殖民文化的反思。日据时代长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生长出的恶果常常在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下萌发，经过改头换面或畸变，不时出现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话语当中。殖民文化已被世界历史证明为强权文化和侵略文化。从台湾的文化生态考察，日据时代所形成的殖民文化并没有因为台湾的光复而死灭。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出现的为“皇民运动”张目的文化逆流可见一斑。所谓“皇民运动99 9 66即日本殖民者因战争需要对殖民地台湾人民实行全方位的殖民规训，包括强制实施国语（日语）普及、参拜神社、家庭奉祀‘神宫大麻’、废汉姓改为日本姓名、禁止学校教学汉语、废除私塾教育、废止报纸汉文栏目、禁止台湾传统音乐戏剧、寺庙整理等内容，企图消解和祛除台湾人民的祖国（中国）意识和民族（中华民族）尊严，彻底拔除台湾人民的中华文化血脉根系，使其效命日本”①的一场文化殖民运动。这种殖民意识的再次死灰复燃，在于其鼓吹者作为一种学术的“新见”，企图美化殖民统治，十分荒唐地认为“皇民文学”形成了“台湾的民族主义，，和台湾的“主体性”②，成为“台独论”的文化理论纲领。陈映真的小说对日据下的殖民统治有切身的感受。《夜行货车》侧重写林荣平和外国老板的关系，异化后的林荣平的突出表现是丧失民族气节，沦为外国老板的奴才。在《万商帝君》塑造了“跨国公司的必然性格”。他们把复杂的宗主国和殖民地文化的关系简单地视为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间的差别，将其整合进宗主国的政经文化结构。但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动重整的殖民地国家有时会主动配合这种重整，尤其体现在其政经文化界的精英的积极介入。代表人物刘福金与陈家齐在跨国公司的文化侵蚀下，这两个人都失去了自我，消失了自己对国家、民族、政治社会的观念，先后步入了当代万商帝国的宝殿——跨国公司，向万商帝君俯首称臣。这在一定意义上揭露了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的殖民心态。在西方人认同的目光中，这些所谓的精英分子获得了价值认可。  总的来看，陈映真小说对不同时期的台湾文化状况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价值在于：他的文化思考总是和现实社会问题有密切的联系，这使得他的小说成为台湾社会、历史、现实的真实记录，而且对于当代社会气势汹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人的精神世界漠视所作出的批评，也富有启迪意义。陈映真无疑是当代文学需要“正视”的存在。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为本书出版所提供的帮助；感谢陈映真先生将该书的选编权交付于我；感谢赵遐秋先生多年来甘当人梯，对后学的扶掖；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蔡晓妮女士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