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2006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包括迟子建、格非、荆歌、须一瓜、陈希我等13位作家的13篇中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该有的诚实和信念，以及他们在面对自身的生存境遇时的基本勇气。观点新，思想新，角度新，语言表达新，有冲击力。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本书精选了迟子建、格非、荆歌、须一瓜、陈希我等13位作家的13篇中篇小说，是2006年度的佳作。这些作家在文坛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入选作品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反响较大，反映了2006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谢有顺◇序

格非◇不过是垃圾

荆歌◇戏衣

迟子建◇第三地晚餐

李冯◇车厢峡

魏微◇家道

朱文颖◇世界

徐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

黄咏梅◇单双

陈希我◇上邪

鲁敏◇白衣

张翎◇向北方

陈启文◇河床

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

不过是垃圾

格非

“我要死了。”

终于，李家杰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向我宣布道。他偷偷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估量这句话所能带来的震惊效果。见我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补充说：“医生给我的最后期限是三个月，可我并不像他们那样乐观。很可能挨不到七月末。我现在是时刻听从鬼召唤。”随后，他笑了起来，露出了被烟渍熏得焦黄的牙床。

李家杰要死了。这并不算什么新闻。春节刚过，电话和互联网一直在重复着这个消息。作为他的同班同学，我不得不装装样子，坐城铁换地铁去东直门看他。应当说，见面后的谈话气氛颇有几分尴尬。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寻找辞别的理由。李家杰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变换了几个话题之后，终于单刀直入，切入悲剧性的主题：“我要死了。”

这是他的最后一招。问题是，由于我一直在期待他说出这句话，当它兑现之时，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据说他得了十几种病，正在扩散的癌细胞和心血管堵塞也许较为致命。

他很可能还有糖尿病。因为我看见他将茶几上的那只注射器拿了过来，撩开了衣服，露出了微微凸起的、多毛的肚子。

难道他要直接往自己的肚子上扎针?

没错。他就是这么干的。他将针头鲁莽地扎向肚皮，推人工胰岛素，就像对待一头牲口。我的好奇心上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朝自己的肚子上扎针。我对他说：“老李，你不怕扎着自己的肠子吗?”李家杰再次笑了起来，似乎有点得意：“扎不着。你想扎也扎不着。肠子是滑的，针头一碰，它就跑了。”

现在已经是五月的光景。阳光透过落地的大玻璃窗，暖烘烘的。客厅里浮动着植物和花朵的香气。窗外那条幽寂的胡同里，槐花遍地。附近一所小学正在放学。如果用心谛听，孩子们的嬉闹声还隐约可闻。当时，我注视着胡同里那些被风吹得飘来荡去的细碎的槐花，心里忽然对老李有一丝同情。看来，在如今这世道，妄想通过“死”这个东西来吓人一跳，引起别人的重视，有点不太现实啦。

应当说，整整一个上午，基本上都是李家杰一个人在说话，而他说出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不过，其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颇深。他说：“在查出癌细胞且已扩散至肺、肝之前，我已经对生活厌倦啦。这他妈的叫什么生活?就像孩子搭起堆烂木头，辛辛苦苦搭起来，然后又亲手将它推倒。我的一生不过如此。”

考虑到李家杰一贯的浅薄无知，一贯的浮浪荒唐，一贯的小人得志，考虑到他眼睛里闪动着点点泪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已委实不易。就做人而言，也不能说他没有境界。不过，他的反省已为时过晚，这都是他不读书之过。他的脸虚胖而浮肿，被过量激素弄得脱了形。说实话，看着这张脸，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太平间的化妆室。

差不多在五年前，在被查出癌症前一个月，他还神气活现地在北京的一个总裁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什么中国的农民被“剥削”得还不够，还大有潜力可挖，发展世界级的跨国企业就必须让农民破产。台下掌声雷动。鼓掌的人除了他的员工、亲戚之外，就是我们那帮自甘堕落的同学。

三年前的元旦，他还莫名其妙地在凌晨三点给我打来电话，不是表达新年的祝愿，只为告诉我一句话：“我把苏眉做掉了。”

当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正在酣睡，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神秘兮兮地告诉你“我把苏眉做掉了”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必须得首先让自己从睡眠的黑暗中挣脱出来，然后再去想想，苏眉到底是谁，最后，我得再去琢磨琢磨，李家杰所谓的“做掉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班上，苏眉的长相并不算出众。论身材，她比不上校花董秋雁；论妖艳，她比不上跳远运动员王曼君；论娇媚，她比不上有花腔女高音之称的徐丽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甚至没有引起任何男生的注意。这个矜持、洁净、沉默少言的小女孩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众人苦涩的暗恋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校园诗歌的流行。著名行吟诗人曹尚全在校期间写过一千零一首十四行诗(后来这些诗以《新天方夜谭》之名结集出版)，其中有一千首是送给苏眉韵，剩下的那首当然留给了诗人自己。那些诗句尽管拙劣，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比如：

你令人揪心的美丽过于昂贵，反而无人敢买。

坦率地说，我对于苏眉，也不是没有非分之想。那一次在食堂打饭，等到买完菜，一数菜票，差了六毛。怎么数都差六毛。食堂戴口罩的师傅不耐烦地用铁勺敲着锅沿，仿佛要把我短少的那大毛菜票敲出来似的。这时，一只纤细的手搭在了我的右肩上，同时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说：“用我的吧。”此前，我并不知道苏眉就在我身后，或者说不敢相信她就在我身后。整整_个下午，我的半边肩膀一直麻酥酥的，满脑子里都是她扳动我右肩的分解慢镜头动作。

她一点也不像传说那样的矜持冷漠，一点也不害羞，甚至并不神秘。有一次上形式逻辑课，课间休息时，从四川来的向国忠不经意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苏眉愣是逼着这个一米八七的壮汉用餐巾纸将地上的痰迹擦得干干净净。于是，我们发现，苏眉并不柔弱。那种传说所包裹起的女性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苏眉很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平常而自然，我们生活在对她的想象里，悸动而不安。不过，她对洁净的过分要求还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一致的印象。她每次进入教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酒精棉擦她的课桌。她有事没事总爱吸鼻子，不管有无鼻涕，每隔几秒、十几秒，总要抽动几下。而且，她在吸鼻子时，眉毛也挤在一块儿，就会露出对一切事物都不屑一顾的神情。

据女生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说，她几乎从不使用公共坐便器。更有甚者，为了不让人坐她的床铺，即便是在冬天，床上的帐子都是垂挂下来的，将床铺裹得严严实实。后来成为美国文学专家的邓海云博士，也是苏眉的热烈的崇拜者之一(他曾诱使我同意，由他代为向苏眉偿还那六毛钱的菜票，以获得接近她的借口。被我坚决拒绝)。他每次提到苏眉都要加上一个修饰词，说成：“我们的苏眉。”按照他那酸腐的逻辑，苏眉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她的纯洁维持着我们这个肮脏世界仅有的一丝信心。他还引经据典，说霍桑写过一篇名叫《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的小说(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令人悲伤的故事)，纯洁少女露丝的堕落，哪怕是在一个偶然的梦中，也会让布朗先生自绝于人世。言外之意，别人都可以堕落，唯独苏眉不行。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苏眉的形象，不使她沾上任何俗世的灰尘。他曾经和校园流氓歌手黄光辉在大礼堂门口决斗，就因为后者曾四处扬言，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与苏眉坐在一起看一场黄色电影，借此来观察她精神崩溃的过程。决斗的结果，邓海云永久性地失去了两颗门牙。

因此，当我们听说猎艳高手李家杰要正式对苏眉发动春季攻势(时间在暮春，代号“熄灯行动”)时，立刻激起了全班男生的强烈义愤。在此之前，在李家杰的穷追猛打下，他已经成功俘获了跳高运动员王曼君。两人出双人对，宛如老夫老妻。他怎么会想到对苏眉下手呢?

P1-4

作家缺少的是信念和诚实

谢有顺

2006年即将远去，检索这一年的文学现状，思想界和文学界之间所发生的那场话语交锋，无疑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事件之一。事情的起因是，上半年在武汉举行的胡发云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的学术研讨会上，思想界的一些学者，如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邓晓芒、李工真、程亚林、赵林等人，在会上不约而同地指责当下中国文学脱离真切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认为现在的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缺乏道德承担的勇气。他们认为，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丁东问：“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历史学者李工真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当今中国文坛上，众多的作家，或者是为了商业利益，或者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投机”。崔卫平则遗憾地说，思想学术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十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些话题的进展起码可以说超过了从1949年到1998年的全部成果，而“持续关注这种东西的作家少之又少”。

——这种对文学现状极度失望和义愤的言辞，经媒体披露之后，很快获得了一些人的响应，但同时也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质疑。《南都周刊》2006年5月12日率先刊发了题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的专题报道。之后，《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就此话题还发起了一场题为“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的大型讨论，残雪、孙文波、郜元宝、陈希我、吴亮、于坚、林贤治等一大批作家撰文参与了讨论，丁东、崔卫平、傅国涌等人也先后撰文反击。这场讨论引起了国内众多文学同行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

残雪是最早撰文反驳的作家之一。她在《我们是靠实力来说话》(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26日)一文中认为，这些思想者主观愿望都比较好，但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和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这些思想者们并没有搞清文学究竟为何物，就胡子眉毛一把抓，既批判主流，也批看不懂的、小圈子的先锋。文学是有层次的，既有描写表层社会生活的、相对容易看懂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也有描写人类深层精神生活的、比较难懂的现代主义文学。但这个区分不是绝对的，很多作品都是二者兼容。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让这种高层次的文学存在的话，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实用主义地用“关心他人”的口号来代替文学精神本身的探索，将个体之间的区别抹杀，是更为可怕的事。那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吴亮也认为：“文学现状在思想界受到的这种强烈批评本身，其实正是文学的一部分，反弹即延伸，遭到误解和指责构成了文学所渴望的宿命。但目前的这种指责的确表明‘思想界’似乎以为思想天然可以俯瞰文学。如果我们把当下的现实比喻为一个庞大病躯，那么文学就是某种病状的感觉表述和精神反映，这些病症并不仅仅是底层吃不饱饭、社会不公平、钱权勾结、道德堕落；还有无所不在的无聊、放纵、庸俗化、低级趣味、焦虑、不安感、压抑以及空虚，作家也许会对此迷茫，也许在其中如鱼得水，作家并不只有愤怒。这些精神问题也不妨理解为社会问题，思想界的朋友为何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精神面貌恰恰会变成这样?’我们不能企图通过一个或几个伟大的有思想的作家偶像来为时代丑陋进行掩饰!退一步说，一个伟大文学家的出现可能需要等待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绝不是被一群读过经典的‘思想界人士’愤世嫉俗地召唤出来的。”(转引自丁丽洁：《“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引发论争》，载《文学报》2006年6月8日。)而陈希我则说得更加形象。他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三封信》(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9日)一文中说：“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客、商人、科学家、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总之与世俗拗劲，这就是理想主义了。旧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亡。所有坚持真正的文学写作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只是无奈，因为比如我，只能写作，写作让我不能做别的事了，不能好好地活了，只能这样了，因为我弱，所以我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别无选择。如果说承担，还真是承担了，就是成为一个被毁灭的活标本。”文学界对此争论的集体反击，表面看是为了捍卫一种职业的光荣，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对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信念的维护。

思想界的学者，对文学界的反击也作了及时的回应。其中，傅国涌的一些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题为《文学并没有那么高深莫测》(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6月8日)的回应文章中说：“文学毕竟具有公共性，不能完全游离于大众，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不能变成一个人关起门来自我赏玩、自我品味的鼻烟壶之类。那样的文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值得怀疑的，那样的作家与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是值得警惕的。我从不认为作家要离开文学，以其他什么东西来替代文学本身，但我同时认为，作家是从土地上长起来的，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你当然可以躲进你的象牙塔玩你所谓的‘文学’，但你也要守住你做人的基本底线，一句话，文学要有底线关怀，这个底线是和现存社会有关的，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的。”随后，崔卫平、丁东等人也撰文，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至此，一场盛大的文学争论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看得出，争论的双方，都对文学怀着很深的感情，但因为关注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论辩交锋的部分其实并不多。可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分歧表明，那个由来已久的文学追问，仍旧在许多人的心里有沉重的分量。也有不少记者来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要对庞杂的文学现场作出一个清晰、准确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我理解那几个思想界的学者说话的基点，他们是要表明对一种文学现状的真实看法，因为相比于如此沉重、严峻的现实而言，当代的文学写作，大体而言，未免显得过于轻飘而乏力了。——这样的认识，未必全面，却有一定的针对性。只是，这些学者对文学的针砭，道理上可能都是对的，但面对具体的文本时，很多观点就要重新作出阐释了。比如，说文学缺乏思想，但什么是思想?文学的核心价值是艺术还是思想?说文学缺乏道义上的承担，但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义?承担了道义的作家就一定比不承担道义的作家伟大?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文学的意义空间是多解的，甚至是无解的，暧昧、模糊、对世界的矛盾感受，可能才是文学的基本精神；单一的、可以形成思想结论的那些东西，反而会窒息文学本身。因此，探讨文学问题时，首先要把文学放在文学的语境里来观察——它首先必须是文学，是好的文学，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要求作家有更多的思想追求和精神承担。

……

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来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写作是个人的事”本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作家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恶势力还如此强大，面对这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因为，许多的时候，写作不仅是用智慧来书写一些个人生活的经验和遭遇，而是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这个庄严的写作理由，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轻视。

我正是秉着这样的文学眼光来编选《2006中国中篇小说年选》的。我相信，个中的大多数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该有的诚实和信念，以及他们在面对自身的生存境遇时的基本勇气。这样的声音，或许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值得我们认真倾听，因为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确到了需要辨明方向、廓清边界的时候了。

200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