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李鸿章曾作为特使被派往俄、法、英、美等国进行考察、访问。《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精)》作者边芹老师沿着李鸿章在法国的足迹、查阅了当时法国报刊、并研究已解密的官方档案，写下了这部著作，披露了很多从未透露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读来如临其境。而且通过作者对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思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诸多有益的启示。

《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精)》作者边芹怀着一种别样的情绪重走李鸿章的旅法之行，找寻李鸿章留下的足迹。这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活着的人的现实，死去的人有死去的人的历史，现实与历史的碰撞让人害怕。怎么能保证这个世界不与人们对它的叙述混淆在一起？时隔百年的两次旅行能把这一切牵到哪里？

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旅行，作者结合一些中国社会的现象和心理，警醒世人。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被多少假正义卷裹，让善变成做作和模仿。模仿得最像的民族最先毁灭。

巴黎北站

拉法耶特街

大饭店

7月14日上午的频繁奔波

阅兵式和暗杀

雨果广场与奥什大街

埃菲尔铁塔上的午餐

礼品清单与克雷西的奥恩河

总统府晚宴与“天朝的塔列朗”

我常想开始的地方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去处，而结束的地方更距我们遥远。但我还是丢不下这个念头，想象第一站非比寻常，那些已与实景脱离干系的地点，是名词加想象的复合体，只需盘踞大脑便自成一种拔地而出的力量。我们一直在寻找停靠传奇火车的地点，又或干脆一个小城的车站，只要有静静的月台、火车启动或抵达时冒出白色的蒸汽，就已经是半个旧梦了。我们情愿过去只是个梦，那么偶尔再飘回来，也无碍。

故事开始的时候总要有一个地点。1896年7月13日，作为大清国的特使，中国方面叫钦差头等大使，李鸿章抵达巴黎的第一站，就是这座1864年才扩建完成的火车站：巴黎北站。这个火车站在1846年建成后不足十年，就已经盛不住飞速扩充的客流量。那是欧洲工业化步伐加快、万丈雄心只相信进步的年代。的确，如果必须回到19世纪，这个基调是逃不了的。从那时到现在，欧洲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几乎将已有的世界砸碎，按自己的意愿又重造了一个。

记得有一次与朋友比尔聊天，他说：“你看看周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造出来的，连脚下的石子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而这一切就是从19世纪开始。”

然后他睁大牛一样的眼睛瞪着我：“你想象得出吗？我们翻天搅地造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世界！”

我说：“想象已经远远不够，现在这个钢铁水泥世界是人的孤独杰作，与以往的创造不同，人第一次向自然扭过身去，不再惧怕；并且第一次把最高统治权从人手里转给了那个非人的玩意儿——钱，从此真正的主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上帝。这一百多年，地球完成了一次地壳运动，不过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人怀揣着拔地而走的可能，并不满意老天给的这颗星球。”

他甩动着半长的栗色头发：“人是疯子！毫无疑问，人是疯子！”

我说：“不如说欧洲人是疯子，我们只是被绑架的人质，忧愁是我们的记忆。”

我挑了个晚上，来到这座后来又扩建过几次的车站。不足两个世纪，在奢华中迅速衰老的欧洲对进步的神奇秘方已产生怀疑。总要尝遍奢靡的各种滋味，才发觉这膘肥毛亮的动物无头无尾。

曾作为进步标志的北站，物转星移，成了负面新闻的释放匣子，有人说这是郊区青年贩毒斗殴的窝点。文明越走越灿烂之痴人说梦，一个半世纪就足以拿出证据。所谓“青年”是精英们秘送给黑人和马格里布人的统称。这个社会布满行为和语言密码，为的是表面看去漫无禁忌。“青年”对掌握密码的人有另一层含义，前面加冠词，知道密码的人便都知道指的是哪一群人。同时密码也是分级的，越到社会上层掌握的密码越多，像一个金字塔，每一层都自觉设界，不让真实下漏。像“青年”这类密码是最低级的，民间都已心照不宣。P3-5

在为写这本书翻看法国19世纪的报刊时，发现当时“La Chine”虽已成为指认中国的一个正式名词，但官方场合更多的是用“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或“天朝”(empire celeste)。这是当时对这个遥远国度的不同称呼，前者“La Chine”是西方命名的中国，自18世纪以后，随着征服的脚步，西方人对整个世界都以自己的视角重新命名，以显示是他们的发现赋予了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以“存在”。无论是英文China，还是法文La Chine都属于这一类抹去他人历史的强命名。另一类称呼是对已存在称呼的译名，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中央帝国”“天朝”即属于后者。本书经常引用的“天朝”二字，即直译于此。此“天朝”与时下不少对这个国家看不顺眼的人口中的“天朝”既不同源也不同义。经常听到为瓷器自豪的国人拉英国人以瓷器命名中国为自己证言，这件事仔细想想真没什么好乐的，那只不过是人家用着中国瓷器又不知也不在乎制造国的大名，便随便给起了个绰号。后来给我们起绰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世界的主子，我们便把绰号直接当成了大名，还很得意。试想想我们古代曾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如果人家从此就把罗马丢掉自命大秦，会多么可笑。

然而，历史还真就以这种可笑的方式继续着。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钦差头等大使率领一个捎带了亲属、仆人、厨子、医生的庞大代表团，巡游了半个地球，其中巴黎是主要停靠点之一。当时的世界，法国与其近邻英国是最强盛的两个资本帝国，几乎分赃了整个非洲和半个亚洲，疆域都直抵中国边境，巴黎与隔海相望的伦敦是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化都市。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法兰西这个把战舰一直开到中国内河的军事强国搜刮了世上令人惊叹的财富珍宝，以致从19世纪末至“一战”爆发前的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巴黎经历了后来再也没有失而复得的“Belle epoqtJe”(直译“美好时代”，意译“盛世”)，留下了一个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窥其残影的奢侈、文艺、布尔乔亚的大都城。而李鸿章作为这个新兴帝国受害者国度的代表、身后拖带着即将熄灭的古老文明，于1896年7月中旬一个炎热的傍晚，从比利时乘火车抵达巴黎。其时正是“盛世”的巅峰时刻，无论是接待者还是来访者，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峰尖和谷底，都难以想象百多年后追寻他们足迹的后来者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而我就是这个试图窥探历史之影的后来者。

在撰写此书之前的准备阶段，我已意识到这只能是两个人的旅行，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只有隔着一个多世纪的交错旅行——重走他走过的路、寻找每一个与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让纸页上记述的历史与追溯者行游的脚步看似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文明的变迁才像隐在时间之墙上的斑痕为注视者穿连起它们不愿言说的逻辑。

既然是两个人的旅行，本书便分成两个界线相当显明的部分：我本人的行游叙事和根据资料、档案拼凑的李鸿章的旅程。其中有关李鸿章的旅程，法方留下的档案记录少之又少，只能以当时传媒的报道为主干，本人既已质疑报刊记录虚与实的比例，对其叙述就更不敢添加任何文学性的想象，所有日期、地点、人物皆有出处，所有引号内的话皆为直译，连编译的小小随意都未敢搬弄。文字间真正随心所欲地挥毫，是我本人的行旅观察和思考，那是可以当成随笔散文去读的。重走除了地理的概念，还有时间的追索，就是试图打开已经闭锁的时间大门，一路追回去，尽管知道那是徒劳的。

间隔一百多年的两次旅行，无论怎么互相“修补”，都留下了分离的印迹，一如从那时一直贯穿至今的中西对视的“沟壑”，永远填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