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

《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入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作者佟悦从多方搜集到的历史图照中精选出百余幅，分别插入相关文字叙述当中，以期读者能够对当年的盛京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象。

“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人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

《清代盛京城》第一章简要叙述远古至明代中期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第二、三章是满族人建立的后金地方政权占领并定都于此的过程；第四、五、六、七章介绍清人关后盛京作为陪都的基本体制、城市概貌和居民结构；第八、九、十、十一章是盛京城商业、宗教、风俗、教育各方面的具体描述；最后三章则试图说明其从封建王朝“陪都”向近代城市的转化。为便于形象地了解旧日城市面貌，作者佟悦从多方搜集到的历史图照中精选出百余幅，分别插入相关文字叙述当中，以期读者能够对当年的盛京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象。

前言

一、从两千年前说起

 考古学者的发现

 不知名的古城

 辽国新都市

 从沈州到沈阳

二、满洲人的重建

 再度崛起的女真人

 辽沈新家园

 选定“形胜之地”

 四年前的激战

 定鼎新都

 天眷盛京——穆克敦

三、汗国都城

 亦兵亦民的百姓

 关东汗王宫

 八旗的广场

 新春盛典

 贵族府邸

 新王朝的孕育

四、“陪都”新制

 不容忽视的故里

 旧都遗制

 “奉天”和“承德”

 兼管旗民的将军

 特殊的朝拜

五、关东第一城

 外圆内方“八卦城”

 洋人的记述

 城内街路

 遍布城区的胡同

 汗王陵和功臣墓

 旧皇宫的扩建

 祭祖还乡的皇帝们

六、土著人和外乡人

 老满洲和新满洲

 蒙古人和锡伯人

 成分复杂的“汉军”

 民籍人和客籍人

七、没有“父母官”的城市

 有职无权的县官

 “佐领”的城区

 城市警察——步营司

八、行、市与店铺

 城厢的“行”和“市”

 商业店铺

 酒席楼和大车店

 烟馆、妓院和戏园

 买卖银钱的生意

九、城内外的庙宇

 幸存的古寺

 皇家喇嘛庙

 佛寺道观与仙家洞府

 天地坛和堂子庙

 清真寺与洋教堂

十、市井关东风

 婚嫁礼仪

 挂起来的摇篮

 “旗装”和“民装”

 岁时节令

 小河沿踏青

 盛京庙会

 子弟书和八角鼓

十一、孔子庙和洋学堂

 读书人的圣殿

 沈阳书院(萃升书院)

 八旗贵族学堂

 近代学堂

十二、“小鬼子”和“老毛子”

 甲午战争的冲击

 反洋教的义和团

 “奉天大会战”

十三、铁路与新城区

 附属地和商埠地

 切断“龙脉”的铁轨

 城区内的“马路”

 奉天公园

十四、从改制到易代

 设省和改制

 鼠疫和防疫大会

 “革命党”和“保安会”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新王朝的孕育清太宗时期建成的城池、宫殿、王府，已经把这座原本不大的城市经营的粗具都城规模。在后人看来这似乎是清朝兴起过程中一个顺理成章的步骤，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前面曾经提到过，1625年迁都沈阳时的后金汗国，正面临进退维谷的抉择。进入辽东汉人居住区4年以来，由于政策的不得当而内外交困，不得不放弃他们垂涎已久并已经占领的“大都市”辽阳城而撤至沈阳。当时努尔哈赤好像想不出什么有效的治国良方，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几十年来的创业功绩继续向前推进，只得按照以前思维的惯性，再去向西攻取明朝的城市。1626年年初，在辽西的宁远城(今辽宁兴城)，这位几十年来战无不胜的女真英雄，遇到了凭借坚城利炮率众固守的明朝将军袁崇焕，平生第一次大败而归，使68岁的老汗王更加一筹莫展，几个月后便忧郁而死。

继承汗位的皇太极执政之初需要制定的治国方针，并不是如何去规划经营沈阳都城和他的新宫殿，而是面临关系国运盛衰的两种选择：一是立即秉承父亲遗愿，继续向辽西进攻。他在继位后的不久确实进行过这种尝试，亲率大军再次进攻宁远，结果仍然是在袁崇焕率领的明朝军民抵抗面前无功而返，于是他暂时放弃了这种策略。二是选择知难而退，放弃已经占领的辽东汉人居住区，携带抢掠来的财富和人口退回女真铁骑可以任意驰骋的沈阳东部和北部地区，以图日后再起。这虽意味着丧失近几年的胜利果实，但却是既简单易行又安全可靠的做法。但作为刚登上汗王宝座且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显然不愿意走这条不战自退的无能之路。何况当时明朝军队虽然在两次获胜之后士气大振，声言要在几年内恢复辽东，但尚不具备战胜后金的实力，短时间内并不能对辽沈地区构成威胁。

结果，皇太极既不西进也不东归，而是采取了与明朝维持平衡的稳定策略。他一面派出使臣携带书信秘密与袁崇焕议和，使双方达成互不进犯的默契；另一方面在1628年派兵降服依附明朝的朝鲜国，与之订立兄弟之盟，消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更重要的措施是对国内的政治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待征服地区汉人的态度。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颁布了著名的“考试释奴令”，一改其父实行多年的对汉人，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仇视杀戮政策，而决定凡是在汗王或八旗贵族官员家为奴的汉人生员，都可通过考试，择优被国家录用。当年九月，就从300多人中选取200多人，不仅解除了他们的奴仆身份，还根据考试成绩给予赏赐，安置到八旗各级机构中担任文职官员或教师，同时对其主人给予一定的政策补偿。同年，还在城内东南角重建了汉族读书人的圣殿——供奉儒家祖师孔子的文庙，表示新汗王将文治与武功并重的意愿。不仅如此，两年以后皇太极又颁布了“劝学令”，命国中满族八旗贵族官员子孙，凡年满12岁的都要人学读书，当然，所要学习的不仅仅是满语满文，更多的还是向汉族的教师们学习儒家经典中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因为皇太极的这道谕旨正是为使本国(族)人能够知廉明耻、忠君亲上而有感而发的。

重用汉族文士政策的实行，不仅使困扰后金政权多年的满汉民族矛盾难题得到了有效改善，而且从被解放的汉人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融人满族新政权稳定和壮大的洪流中。皇太极继位后不久，就把一些优秀汉族儒生选拔出来，招人直接为汗王服务的决策咨询机构“文馆”。从天聪六年(1632)起，又在八旗之外，仿照中原王朝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理藩院、都察院，虽然由八旗贵族兼管，但具体办事官员大多是从汉人儒生中选拔。其中如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张存仁等多人，都为清朝日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所以，在这个时期，不仅满族传统文化有显著进步和发展，在吸收汉族文化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这样，在皇太极继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后金满洲汗国并没有退出沈阳城撤回老巢，而是与这座名为盛京的都城一样日渐兴盛。坚固、整齐、美观的城池和宫殿，分布各处的贵族府邸，井然序立的部院衙署，不但显示出这座新崛起城市的生机，而且也反映出其使用者蓬勃向上的进取意志。崇德元年(1636)四月，坐落于城外不远处的天坛、地坛和太庙竣工，成为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国家地位提升的标志：已经完全战胜政敌，取得集权君主地位的皇太极，在诸王大臣拥戴下，按照汉族文臣们为他设计的礼节，踌躇满志地走进这些以往满族人从未有过的礼制建筑里，参照中原王朝的天子礼仪祭告皇天后土、列祖列宗，登上了新改名为“大清帝国”的“宽温仁圣皇帝”宝座，年号也从原来只是颂扬自己英明的“天聪”，改为体现儒家治国宗旨意味的“崇德”。从这时起，新兴的“大清”开始堂而皇之地与身处北京都城的大明皇帝分庭抗礼了。

这时的皇太极，再没有必要像十年前那样为了稳定局势言不由衷地去与明朝议和、谈判。几年前，他已经有了以汉人官兵组建的炮兵部队，使用本国自行仿制的“红夷大炮”(当时对明朝从葡萄牙等国进口新式大炮的称呼)，成功攻克辽西重镇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市)，挡在山海关面前的锦州等几座城池，并不再像以前的宁远城那样牢不可破。皇太极曾把战胜明朝比喻为砍伐一棵大树，并不期望在其枝干茂盛、根叶丰满时就能看到其倒下。于是他除了亲自率兵再次征服朝鲜，并将其国王和重要朝臣的儿子作为人质带到沈阳，软禁在质子馆(后来称为“高丽馆”，故址在大南门内路东胡同内)，彻底消除了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同时又延续结好蒙古各部的政策。在不断与各部贵族联姻的同时，皇太极还利用从察哈尔获得的元代巴思八喇嘛所铸玛哈噶拉金佛，在沈阳城西郊建立了东北最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即今皇寺)。那些年里，结盟通好、朝拜纳贡、娶妻嫁女的蒙古贵族们，带着他们的马队和勒勒车，每年都络绎不绝地往来于本部落与盛京城之间，几十万以剽悍骁勇著称的蒙古人，成了听命于大清皇帝的亲密盟友。

而山海关外的明军却在节节败退。崇德七年(1642)清军经过长期围攻，在锦州、松山决战中击败明朝派出的13万大军，生擒明军主将洪承畴，实际上已经完全打通了进入山海关的大路。虽然皇太极于次年八月在盛京皇宫清宁宫猝然去世，没有最后看到明朝这棵大树轰然倒下的一幕，但其事业的继承者摄政王多尔衮等人，却抓住了李自成农民军灭亡明朝的有利时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西进千里，人主北京，并凭借在沈阳二十年间吸收汉文化积累的治国基础，迅速接管了明朝中央政权。顺治元年(1644)农历十月初一日，从沈阳刚刚迁往北京的小皇帝福临，在太和殿再次举行登基大典。这一次，他并不只是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关外小朝廷，而是正式坐上了中华大地新王朝的皇帝宝座。P37-40

盛京，是我们要介绍的这座城市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名称。这个阶段，严格算起来是从公元1634年到1906年，即从清太宗时正式为都城命名，到光绪末年撤销“陪都”建制；或许可以将其两端再略为延展一些，算成1625年到1912年，也就是从后金汗国定都于此到清朝被民国取代。在此之前的辽、金、元、明历朝，这里被称作“沈州”和“沈阳”，在此之后的近百年间，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重镇，它虽一度被叫做“奉天省城”或“奉天市”，但直至现在的大部分时间里，“沈阳”仍然是其正式的城市名称。

简而言之，这里要为读者描述的，是从满族人占领至清帝退位近三百年间的沈阳城。这个阶段在城市历史中所占时间并非很长，但却对这座城市近世以至当代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一座城市的盛衰联系得更广泛一些，那么“盛京”时代的沈阳，不仅对同期中国东北乃至华夏神州产生过深远影响，也曾经是东北亚各主要民族进行过不同形式表演的重要舞台。

无论对于过去和现在，沈阳城的“盛京”阶段都十分重要。毕竟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的奠基地、大清王朝的陪都城和“满洲”族称的命名处，也是近四百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清代有关这个城市的文字记载，远不如中国其他一些名城那样丰富多彩，以至很难对其城市发展的每个阶段和社会各层面都作出细致生动的描绘。本书主要想讲述的，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城市自身的事情，包括当时的城池建筑、市井风貌和居民生活诸方面。由于近些年的现代化改造导致旧有城市面貌改变，以往居住在这里的“知情者”们，又很少有兴趣记录他们身边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作者不得不凭借有限的文字记录和历史图照，参照多年调查访问搜集到的实证资料，努力恢复盛京城的真实面貌，并借此帮助读者形成对百年前城市及其居民更加清晰的印象。

“盛京”是17世纪二三十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一座城市，从有“城”算起，在此之前她已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但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其城市地位、城郭面貌、居民构成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迥异于前代的重要变化，虽然坐落位置没有改变，但几乎是开始了一座新城市的历史。《清代盛京城》就是向读者介绍这座“新城市”在清朝人关前后的重建与发展。尽管主要笔墨都用来渲染盛京城的方方面面，但作者却很难将其写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断代史”。主要原因应该是盛京以及其他古代中国城市，不似欧洲那种典型城市或城邦，是由市民阶级及其推选的市政机构组成、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所在，而是专制皇权下“朝廷命官”等各类“臣民”生活的地方，更多地带有地方行政中心色彩，却缺乏富有个性的城市精神。所以我们的叙述，不得不重视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对这里的影响，而又更多地通过城市规划的自成特色、居民成分的与众不同、行政管理的特殊体系等方面，来展现这座城市三百年间历史的主要方面。实际上，这些变化与大清王朝的盛衰兴亡密切相关，城居人民的主观意志却很少对其产生影响。

本书第一章简要叙述远古至明代中期沈阳城的历史沿革；第二、三章是满族人建立的后金地方政权占领并定都于此的过程；第四、五、六、七章介绍清人关后盛京作为陪都的基本体制、城市概貌和居民结构；第八、九、十、十一章是盛京城商业、宗教、风俗、教育各方面的具体描述；最后三章则试图说明其从封建王朝“陪都”向近代城市的转化。为便于形象地了解旧日城市面貌，作者从多方搜集到的历史图照中精选出百余幅，分别插人相关文字叙述当中，以期读者能够对当年的盛京城留下更为清晰的印象。

《清代盛京城》的成书，是在长期积累资料基础上的一次尝试。因作者多年从事与沈阳清代历史、文物有关的工作，很想利用接触到的资料，整理成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当时城市状况的文字。两年多前，适逢辽宁民族出版社有与之相关的出版计划，遂在该社领导和一些师友的热心鼓励下，相对集中时间和精力，边查找核实史料，边开始写作。其间几经调整思路，数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杀青问世。

应该说明的是，撰写这样一本小书，虽是作者多年夙愿，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除资料和个人能力的因素外，风格体例、内容取舍等方面也都颇费心思，很难处理得当。权衡之下，只能确定这样的原则：叙事和议论以可靠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宁缺毋滥，不以近世里巷传闻为据。书中图照也遵循这一原则，除少量可移动文物照片和必要的示意插图为新近摄制外，所采用者均为反映清代沈阳内容的老照片，以此来增强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毋庸讳言，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清代盛京城》还存在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除作者仍需不懈努力外，也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在日后有机会修订充实之际，弥补本书的缺欠。

2009年 仲春 佟悦识于沈水之阳清故宫东朝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