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法祖：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1939年冬毕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两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这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同来德国学习的过晋源同学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要赶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我们才得以顺利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形式完全不同于国内，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的，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的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往往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又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病史，提示X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每次上课要提问四个学生，问答一些基本知识。每个学生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14门课程读完，就可取得14张听课证明，可以申请毕业考试。学生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五六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地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大学生自由。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可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穿着熨得平整的白大褂、白长裤、白的领带，脚蹬白皮鞋，后面跟随着的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并不需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对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他白大褂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及时提醒，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则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内便座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1937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Lexer教授上课时，就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假期中，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顽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竞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我才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Rigorosum，也就是写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和过晋源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14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1939年9月，我在一个月里完成了所有14门课考试，除了2门课是“Ⅱ”(病理学、儿科学)和1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11门课都是“Ⅰ”，因而获得总成绩“Ⅰ”(最高分)，高频率的考试使我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5公斤。随后，在同年11月我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1938年、1939年两个暑假期间已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优待的学位考试“Rigoro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当时这在国内许多人是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1945年12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不很容易获得的职业地位。
我的博士生导师Max Borst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国家顾问”(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很稳健，经常戴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堪称经典，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还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的指挥。Borst教授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像Borst教授，给他5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给Borst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Borst教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Borst教授5马克，Borst教授接受了，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的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5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我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仍然不禁要失声大笑。不幸的是，Borst教授1946年因车祸去世。1979年我访问德国时，见到了Borst教授的儿子，汉诺威(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Borst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热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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