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是科学家，在美国、台湾、香港育人无数。陈之藩是散文家，作品影响了几代台湾和香港人。从二十多岁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到成为走过二十世纪最光灿的科学岁月的智慧长者，陈之藩一直用独特的、兼具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知识份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半个世纪，现在看来仍经得起时间检验，历久弥新。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本书为系列的其中一册，收录了《一星如月》和《散步》两部作品。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

作者兼具科学家及文人两种身份，作品风格一方面有科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说理透彻的剖析，另一方面呈现出文人清新淡雅的诗意，别树一帜。作者用独特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他在撰文纪念胡适先生时曾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读作者的散文，也很难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风”里，体会着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深情与智慧。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一星如月

　序

　垂柳

　熊

　知识与智慧

　　在中兴大学的演讲

　烦恼与创作

　　答一位小朋友

　褒贬与恩仇

　把酒论诗

　　悼雷宝华先生

　四月八日这一天

　　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而写

　谈风格

　　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国同学会讲

　天堂与地狱

　　谈欧威尔的《一九八四》

　时代的困惑

　　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讲“科技时代的思想”

散步

 序

 辑一

 爱因斯坦的散步及其他

 横看成岭

一九二二那一年

 雕不出来

 旧学与新知

 紫气东来

 侧看成峰

 桂冠诗人与桂冠学入

 约瑟夫的诗

统一场论

 作者与编者

 日记一则

 辑二

 敲门声

 现代的司马迁

谈今日的资料压缩

 闲看黄金分割

 不见人，徒见金

 再谈黄金分割

 令人失眠的数

 细说黄金分割

知识与智慧

在中兴大学的演讲

英国剑桥大学开温第士实验室，在卢森弗德时代，曾经有过一位研究X射线的科学家司诺(C.P.Snow)。他又是小说家，作了很多小说，后来又变成专管科学文化的政府官吏。他有过一阵很烦躁，说出“两种文化”这么一个名词。因此近三四十年来，常有人提起及引用“两种文化”这个名词。

“两种文化”这个名词的诞生，可以说相当偶然。因为大物理学家卢森福德、大数学家哈代，在二三十年代当时，是名闻遐迩的人物。但他们在剑桥大学里常常觉得文学、哲学、艺术等系的教授群跟其他数学物理的教授群不太一样，好像这两群教授彼此互瞧不起。卢森弗德曾自豪的说：“现在是原子时代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就是我。”他倒是可以这样睥睨当世，作此豪语的。因为他的每一发现、每～论文都在改写历史，立时影响历史。他的实验室中原子分裂的声音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如雷的回荡，但他却不能使剑桥大学的文学、艺术、哲学教授群对他投出青睐。司诺当时是开温第士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后来是基督学院的院士，看到这种现象，因而有感。他的感触是：也许文、艺、哲等等是一种文化，而科学是另一种文化罢！而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上的不同，有着不能相通的地方。

我们乍看起来，文、哲、艺术的知识与科学的知识，在中学里是不同名称的功课，在大学里是不同名称的院系，在社会上是不同名称的部门，但其为学术，其为知识，好像是相同的。

可是仔细一想，你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为什么柏拉图我们拿起来就可以看，就一直在引用，为什么阿基米德我们只说他那个原理，再没有什么别的传下来了。为什么希腊的人文、制度、史诗至今为人所引证，而希腊的化学、物理则仅是一些名词，其余均不堪入目了。为什么莎士比亚几乎每句话都被世人反复诵读，而中世纪的炼金术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了。为什么三千年前的庄子寓言还为人所乐道，而三十年前的化学元素只九十二种已落伍得一塌糊涂了。就是在一个普通家庭中，解释一首杜甫的诗，子女要请益于父母；而算一题新数学，父母要请教于子女？一言以蔽之，有些知识，好像是变得很少，是越老越值钱；有些知识却是变得很快，变得很多，是越新越可贵。我们于是慢慢感觉出来，真的，文、哲、艺术的性质，与科学的性质有所不同。如同站在泾渭交汇的地方，凝视这一半是清的泾水，凝视另一半却是浊的渭水，两水虽然流入一个河床中，却区分得如此鲜明，如此显著。

现代的文化学者，比如，哈佛大学的布瑞顿(C.Brinton)也爱把知识界一分为二，一种是累积性的知识，一种是非累积性的知识。

非累积性的知识，可以用文学的例子来说明。二千多年前，一位希腊文学家把一些观念提出来，从而阐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二千多年后，我们所处理的差不多还是这些，在知识的领域里并没有增益多少。

累积性的知识则不同了，希腊科学家所谈的星座，所谈的物质的要素，所谈的原子，现在不会有人重视了。换句话说，如亚里斯多德，如柏拉图，忽然降临二十世纪，给我们一个演讲，我们听来还是头头是道。可是希腊科学家，比如阿基米德，忽然降临二十世纪，他要补习许多物理上的功课，学习许多数学上的术语，才能与波耳或爱因斯坦交谈。

或者我们用另一个方式说，一位中兴大学的学生，并不比希腊的一位科学家聪明，但他比希腊科学家有更多的物理知识。他自然在文、艺、哲学上比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人知道更多的事实；但在科学上，他不仅是知道更多的事实，而且他明了更多事实间的关系，也就是他知道更多的定律、更多的原理。

这种累积性的知识与非累积性的知识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区分绝对不是说科学好而有用，文、艺、哲学坏而无用；这只是说就累积而言，这两种知识是显然不同的。凡是有人说艺术劣于科学，或另一种人说科学劣于艺术，都是没有注意这种累积性的区分，而随便以自己习见的尺度来衡量别人的长短。

一个公平的文化学者，必须冷静的正视与辨认累积性与非累积性的知识，去追踪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去研讨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两种知识各有其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我们回顾过去三百年，可以说累积性的知识累积得很快，而过去三千年，非累积性的知识累积得很慢，而快与慢，并不能以之为判断优劣的标准。

P24-27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读者的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划，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