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任翔编著的《江南燕》选入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的7篇作品。内容包括：《江南燕》；《断指党》；《舞女生涯》；《父与女》；《案中案》；《白衣怪》。等。

任翔编著的《江南燕》选入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的7篇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上海的社会现实与世态人情，塑造了“侦探+助手”的智慧形象霍桑与包朗，其中《江南燕》《断指党》《案中案》均为程小青的名作，《雾中花》第一次入选作品集，颇具阅读与欣赏的价值。

江南燕

断指党

舞女生涯

父与女

案中案

白衣怪

雾中花

后记

江南燕

第一章 珠

霍桑是我的知己朋友，也可称之为“莫逆之交”，我们在大公中学与中华大学都是同学，前后有六年。我主修文学，霍桑主修理科。霍桑体格魁梧结实，身高五尺九寸，重一百五十多磅，面貌长方，鼻梁高，额宽阔，两眼深黑色，炯炯有光。性格顽强，智睿机警，记忆力特别强，推理力更是超人，而且最善解人意，揣度人情。朋友经常有意用不易解答的难题向霍桑询问，他总是不假思索，立刻解决，即使是极细小奥秘的诘问，他也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有时不能十全十美作答，至少也解释到七八成。因此大家知道他具备精炼锐利而应付得当的不平凡的技能，于是都把他看做“大侦探”。

霍桑好学，新旧学识都广博贯通，然而也偏专于理科，对于现代学制注重各科必须平衡发展，并不同意，甚至感到非常不满。所以他攻读的科目，除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之外，还涉及哲学、法律、社会、经济等，对于实验心理，变态心理更有独到的见解。其他如美术、药物和我国固有的技击也下过工夫，或者可以说“兼收并蓄”，对于旧学，不分家派比较重义理而轻训诂，凭他具有的科学的头脑，往往取其精华，丢弃残滓。他始终觉得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和近代的科学方法十分相近，心中最佩服，平时都能亲自加以实践。同时他又欣赏墨子的“兼爱主义”，长时期受到墨子的那一种仗义行侠思想的熏陶，养成他痛恨罪恶，痛恨为非作歹，见义勇为，扶助贫困、压制强权的品格。

当我们还是同学时，因为“柳医”事件，我蒙受嫌疑，幸亏霍桑仗义助我一臂之力才能水落石出，还我清白。事后，我用“灯光人影”为题目，把事情的经过记叙出来，朋友们读后，全都佩服霍桑的机智卓越，从事情发生的起始，由理想而抓住现实，竟然能解破疑团，而得到美满的解决。他精细灵敏的判断，使人从心底钦佩，可以说没有人能及得上！

那年，我在东吴附中教书。霍桑因为严父——霍有志——及慈母先后逝世，剩下他孑然一人，于是把安徽故乡的一些产业出卖，搬迁到苏州，和我住在一个寓所。那时分我的母亲还健在，住在葑门葑桥，地处幽静，我们早晚相聚，很有乐趣。每天晚饭后，我们各人纸烟一根，彼此促膝谈心，滔滔不绝。所谈的题目没有限制，随时随地有感触就发表议论，从天南到地北，从乡里旧闻到国家政治，有时甚至空中楼阁以至于渺茫的幻想，无所不谈，没有止境。间或还谈到侦探的一般技术，在这一方面我不否认，有时霍桑的论调和我并不一致，甚至会发生争辩。当时对于侦探的学识我本来是门外汉，一窍不通，只凭眼见所及，即算是侦探，或者用八个字“聆音察理，鉴貌辨色”作为侦探的释义，其他就是注意手印，足迹作为唯一的证据。我的朋友认为我过分拘束，他说要因势制宜，绝对不可一概而论。

霍桑曾对我笑着说：“老兄，我看你是中了欧美小说的毒，东西文化不同，学术制度也不同，各有长短，现在我们探索西方学术时，应该取其长处而丢弃它的短处，为我所用，绝对不能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盲目的跟随。譬如说侦查时，脚印十分重要，但是洋人的住所，地板上都加油漆，或者打蜡，脚印很容易看到，我们中国人家不同。何况我们穿的鞋子，鞋底柔软，也不像西人的鞋子大小尺寸有规定，因此就难做凭证，只能作为辅助的证据怎能作为唯一的凭证呢？再说手印，欧美国家的警察局几乎都有手指印的存本。假定有人犯过罪，就留下指印，指印越积越多，以后一有指印，就可能检索而查到。然而这仅限于那些惯窃积盗而已。如果是外来的罪徒，或第一次犯罪的人，警察局尚未有记录，于是指印就失去效用。尽管案件破获以后，也可以用作证据加以定罪，然而狡猾的罪徒可以戴手套，伪造手印使侦探扑朔迷离，无法查找。所以我说手印已经不够可靠。欧美侦探已遇到种种困难，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再说，我并不是公家的侦探，并没有指印存本，对于偷鸡摸狗之类的蒜皮小事我也不屑一顾，对于指印的看法怎么能拘泥不变？”

我说道：“那就难了，如果老兄从事探案的话，你该从何着手？”

霍桑说道：“我一定不像你那样拘泥在手印、脚迹这两方面，我要临机应变，寻找各种途径去解决。”我再问他是什么样的途径，他的答复是要根据事实，随机应付，而没有固定的标准。我不肯罢休，进一步探问，他仅笑而不答，转移题目谈旁的事情。每次听他的辩论，我总觉得有点牵强，但是我不敢跟他对抗。说实话，他的观察十分敏捷，远胜于我。也有时我心中不服帖，故作狡猾要试探他的技能。

一天，有位朋友相约我一起去划船游戏，有两小时才尽兴回家，那时衣服鞋子全都湿透。原因是我初次尝试，不知道如何划桨，用力过猛，于是水溅湿了小艇，然而玩得极有乐趣。回到家立刻换掉湿透的衣鞋，整理零乱的头发，正当这时霍桑自外归来，我忽然有个意念想试探他一下。因为我出外游玩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

我笑脸对他，说道：“霍桑，猜猜看，我今天做什么去了？”

霍桑停止脚步，用手抚着下巴，目光灼灼地对我周身注视，并不立刻答复。

我斜视微笑，心想这一次他一定失败。驾船出游是我第一次尝试，况且我已经换上干净的衣鞋，没有痕迹可以做凭据，他一定猜不出。

我的朋友忽然说道：“你是不是去划船刚回家？”

我大为惊奇，不知道他是怎会猜中的。

我说：“算你侥幸猜中，那么我到哪儿去划的船？”

他立刻说是“黄天荡”。

我更加诧异，问道：“奇怪，难道你见到我了？”

霍桑缓慢地走近椅子，说道：“我何曾见到你，不过是揣测观察而猜中。”

我问道：“果真如此？那么你用什么技术测度到的？能告诉我一点头绪？”

霍桑微笑点头，在椅子上坐挺，说道：“这很容易。我听到你的问句，有点意外，事后对你观察，你虽然衣服整洁，但神容十分疲乏，领口汗痕潮湿，这是一目了然的，看样子你一定有过激烈运动，比赛跑步？踢球游戏？还是跳跃游戏？这一切都不是你擅长的运动。我知道你欢喜柔术，曾练习拳击，如果你要练拳一定宽衣解带，但是看你领头上的汗迹，并不像是练拳，再看你脚上的袜子都是斑斑水渍，于是我忽然记起来，两星期前，许君约你一起去划船，你有事没有去，心中不乐，我想今天你一定实践前约，一起去划船了。”P1-3

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①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抛开日本这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①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学的意境。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01son)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荡，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②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二是哲学的意蕴。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三是文化的意味。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诱惑。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四是符号学的意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①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执著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风味的侦探小说。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①，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到“侦探公案体”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苕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铮(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大侦探“霍桑”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铮(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刿心怵目”①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导泄。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②的心理体验。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法制小说”、“犯罪小说”以及“侦破小说”等称谓取代，私家侦探的独特个性与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与集体智慧所替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为止，能风行全球长盛不衰的文类之一便是侦探小说。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范式，故事中的侦探通过追踪蛛丝马迹而重构犯罪现场，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抚慰被惊扰了的心灵秩序，恢复被损毁了的社会秩序。侦探是和平年代里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形象是别的文类所不具有的。

笔者挚爱侦探小说，愿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尽力。因为此，笔者历时两载查阅了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纸杂志，搜集并阅读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近千部侦探小说作品，并对清末民初的侦探作品重新录入、断句并进行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余万字，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未在其列。为体现“史”的脉络，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作品；第三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半农、张天翼、俞天愤、陆澹庵等人作品。因馆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弥足珍贵，难轻易示人，一些选文想必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会面。读者可从中阅览中国侦探小说从滥觞期到兴盛期的整体创作风貌。1950-1976年一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桦、公刘、陆石、文达等人作品，这些作品以苏联的“反特防奸”为蓝本，融入“剿匪”、“肃反”的题材，作品明显地烙上时代的印痕，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李迪、钟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余华、叶兆言等人作品，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可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错综复杂的社会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怀戚和新锐侦探小说作家鬼马星、冯华、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录中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郑炳南、孙丽萌及新锐侦探小说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晖、林斯谚等人的作品。读者可领略到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网络、毒品、腐败等题材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热点。除以上八卷外，还为小读者编选了两卷创作于1980—2011年间的优秀儿童侦探小说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侦探小说作家谢鑫、杨老黑、许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选集里，这些作品以小读者的视角叙写了神秘、悬疑与恐怖的侦破故事，不仅让小读者从中感受到侦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从中体验到侦探身上传递出的刚毅与正气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侦探小说读本，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图谱，为当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侦探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当我在电脑里敲下“后记”两个字时，脑子里即刻闪现出唐代诗人罗隐的《蜂》里的诗句：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这蕴含哲理的诗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

2010年6月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侦探小说研究》。虽说我对中国侦探小说并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作品谈何容易。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现有文献的匮乏，对侦探小说研究的文献本就稀少，而对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则更显贫弱。因此，只能去寻觅原始文献。于是，开始了两载的艰辛历程。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报刊几乎被我们翻了个底，尘封在地库里的民国报刊散发出浓烈的“芳香”，就在那独特的“芳香”里细数被时光染黄的文字……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留下了我们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刊杂志逐一打手上过，被岁月淹没了的作家作品逐个在眼前闪现，刘半农、张天翼、袁寒云……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冬去春来，近干部侦探作品渐渐聚集在相机里、电脑里，录入、断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使这些被时光磨损了的文字重新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与“甜蜜”岂是三言两语可道尽的？！

而今，触摸着“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校样，多少辛劳亦成往事。

此刻，我的心里装满了感激与感动，这份情感真切地流淌在每一处文字里。

感谢我的研究生高媛为本丛书的付梓所做的劳动，她曾独自埋头于上海图书馆，寻到了北京各大图书馆未存的珍贵资料。感谢谭东春、卜岩焯、张曼莉、郭美艳、李思静、杜欣芯在删选作品、录入文稿时给予的帮助。

感谢作家蓝玛、郑炳南、李迪、张策、谢鑫等为推荐作家作品、查询联系方式给予的帮助。感谢入选丛书的所有作家，是你们的智慧与执著让读者与研究者领略到中国侦探小说的别样风采。

最后，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与编辑同志为本丛书的问世给予的大力支持。

侦探小说足以启发读者的思想，满足阅读者的好奇心。从一件凶案开始，你就跌进了迷离惝恍的境界中；跟着案情的发展，由你恣意去思索、推测，你也许能从一二处线索上获得些微领会，但最后的结果却往往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读小说最足以使人感觉到兴趣的，我以为莫过于侦探小说了。

——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 程小青

侦探小说必须呼应灵活，上半篇布设的种种疑问，好似播种的因，下半篇——的结束，好似收获的果，必须因果相生，息息相通，才是佳作。倘呼应稍微呆板些，那便不足观了。这结构之难，也胜过别种体裁的小说。

——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 张碧梧

好看的侦探小说的标准是：它设置了足以吊你胃口的悬念、精彩纷呈又惊险刺激的情节，以及科学合理且丝丝入扣的完美解答。

——当代著名儿童侦探小说作家 谢鑫

今天我们的侦探小说作家，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强烈的爱情，把握时代发展中的新旧矛盾和复杂状态，去描绘今日中国的民族风貌和现实心态，去表现独具慧眼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写出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从而促进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和繁荣。

——原《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编审 胡德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