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言之，“六经皆史”之所谓“史”，非今人之言“历史”，而指史官之所职。官师合一，史官所职，即一代典宪，所以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认识到这一点，便必须“贵时王之制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①章学诚的“经”，定位于过去的“先王政典”，即过去的圣王之法。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没有背离古文家的精神。

章太炎言“六艺，史也”，其“史”之义，本与章学诚同。但是，在《馗书·清儒》中，章氏接下来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数理之学言《易》，又云《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乐》犹《馐马》、《黑邪柔》，②则都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神话”的角度来解释此数经，易言之，章氏之“史”，不止是“史官”之史，而且是“历史”之史。正因如此，章氏在自注中加了一句话：“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③古代史官所记述的那些历史性的陈迹，都是“经”。就此而论，则经与史完全混合为一。如果说在章学诚那里“六经皆先王政典”，经即先王史官所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他进一步将“六经皆史”之“史”，由官书而视为历史。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太炎的白话文演讲《经的大意》，说得更加清楚：

《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什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古人的史，范围甚大，和近来的史部有点不同，并不能把现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这样看来，六经都是古史。所以汉朝刘歆作《七略》，一切记事的史，都归入《春秋》家。可见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

正因如此，章氏言经学之功能，有云：“魅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日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汗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②此语《检论》因之未改。断以人道，夷经为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张，在这一主张中，六经的意义，在于使“上世社会汗隆之迹”，大略可知。这里经学之意义，已完全转化为史学之功能。尤其是接下来之言“明进化”与“审因革”，以传统古文家之见，六经为不同的圣王之法构成，郑玄之后，弥合了这些古圣王之法的矛盾，作为圣王法集合的六经，可以通经致用，而对章太炎而言，六经以综贯，可以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化过程，六经以裂分，可以探研不同圣王之法的因革过程，章太炎与其前的郑玄、章学诚不同，不在于他们都将六经看成“史”(官书)，而在于他们对“史”(官书)的态度，郑玄将六经视为“法”，旨在使六经之法贯通而为一圆融整体，可以继续求致太平之迹。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官书、政典)，旨在阐明“官师合一”，使人重当世政典，考求古经新用。而章太炎不但视六经为“史”(官书、政典)，更重要的是，以“历史”的眼光、态度来看待六经，因此，六经一变而成为“上世社会”的实录。在这一意义上，章氏之六经，已经不止是“史”(官书、政典)，而且是“历史”。对“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只有一个，那就是遥远的古代。P21-23

这是一个经学传统已经消失的时代，不要说圣人口传的微言大义早已荡然无存，就是古代的家学传经也已不见于今。这又是一个亟需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重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时代，更为深层次地认识中国传统，无法避开经学研究的重新开展。

要重新认识经学乃至重建经学，必须回过头去，看经学如何被瓦解。在被命名为“近现代”的晚近历史中，革命军兴，而古学渐成土苴，经学科废，而经书尽成草芥。近现代学术的变迁，背后其实是整个文明观的变化。概而言之，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实质上是古文经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转化为史学的过程。在古文经学向史学的转化中，中西之辨让位于古今之争，“中国”成为“古代”，于是，中国学术从“以经为纲”转化为“以史为本”，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整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术丧失了自身的价值系统，典籍成为“史料”，中国学术也成了西方学术的附庸，即便是最为保守的现代新儒学，也是建立在对西来大量观念不加检讨的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承载中国传统义理的经学，则在现代学科中瓦解殆尽。

在经学崩溃的百年之后，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必须回到经学。而最直接的，便是回到康有为，回到章太炎，康、章是最后一代经师，也是凭借华夏古经，回应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现代中国生活方式的塑造的第一代经师。在康子、章子那里，充分地展开了“经学遭遇民族国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充分讨论，便湮没在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之中。革命可以铸造一个国家，却不能建设一个国家。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有一些历史时期，一些思想与政治人物提供过确凿无疑的答案，甚至付诸实施，但终究未曾有过长治久安之道。在这百年之中，后王凌驾先圣，转成立法国父，中国在挣脱历史、奔向现代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对自身的认识，却渐行渐模糊。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必须认识什么是“中国”。只有深层次地认识中国，认识华夏族群的历史，才能真正有效地认识自己，学习西方，而中国的自我认识，只有回到经学之中。

面对经学研究传统的百年断裂，如果没有数代人重审经籍，沉潜古典，直面庞大而芜杂的注疏系统，便无法再次叩开经学的大门。而在这样的时刻，国族将往何处去，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此时此地的艰难抉择，仍然可能长久地影响这个族群未来的国运。生于这样的时代，对从事古典研究的人而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仍然是一种无地逃遁的宿命。

特别要说明的是，本书对章太炎的研究，突出的是章氏在经学瓦解过程中所起的客观影响，而非对章氏思想的具体评价。

1998年，少明师的《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出版，其中涉及经学转化的几篇论文，对本书的写作富有启发，而在写作这本小书中，陈老师对其中的许多论点提出意见，使初稿的一些观点得到及时的修正。在和陈明、干春松、曾亦、唐文明、郭晓东、张志强、曾海军、陈伟文等师友的讨论中，也让我获益良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陈静老师对本书一些观点的肯定，让人铭感于心。还要特别感谢倪为国先生，他的不断鼓励和敦促，是我把一个过于长久的思考变成文字的动力。  本书为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成果。

辛亥革命一零一周年纪念日于人民大学国学院

导言 “后经学时代”的经学

第一章 章太炎的“新经学”

第二章 中国：成为“历史”

第三章 胡适之：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的完成

第四章 孔子与六经的分离

第五章 经学的史料化与经学的瓦解

结语 为往圣继绝学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点

2011．8．10

随着辛亥革命带来的帝制消失，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反传统思潮，中国学术也卷入了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经学的瓦解。

《经学的瓦解(精)》(作者陈壁生)展现了西学东渐中，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整体性从章太炎的“以史为本”转向胡适之的“以史料为本”，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古史辨相继兴起，全面移植西方学术分科，从而实现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基本历程。

《经学的瓦解(精)》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经学大义之相传，方能保礼乐文明之不坠。作者提出：重回经学！

西学东渐，经学是如何被瓦解的？当经学遭遇民族国家，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还有能力赓续经学的命脉吗？《经学的瓦解(精)》(作者陈壁生)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分科之学赖以成立的一系列预设提出质疑，并有力回应了上述问题。

中国文明的核心即在经学，经学大义之相传，方能保礼乐文明之不坠。作者提出：重回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