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改姓
据《唐语林》载：唐宣宗时，令孤楚之子令孤绚当了宰相后，因感到天下姓“令狐”者甚少，自己这个宗族不旺盛，故凡有姓令狐的宗人投奔他时，他都多方帮助，或赠钱物，或举荐提拔。这一来，许多毫无亲戚关系的也来投奔，甚至有些姓胡的人纷纷在姓上添个“令”字，变成复姓“令胡”，从老远奔来攀亲联宗，以便也分上几口冷猪肉吃。诗人温庭筠对此事写诗讽刺道：“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世事就是这样的奇怪，有的人为了趋炎附势，宁可不要祖宗，丢弃原来的姓氏，而另改一个新姓。天下诸胡改“令胡”是一例。又如唐代回纥人张存信、孙重进、王贤、安存孝等，以帝王国姓李氏为荣，于是也冒充姓李。后来就干脆改姓为李。这种现象就称为“趋荣”改姓——趋炎附势之举也。
与此相反，则是避耻、避嘲改姓。避耻者，耻于和某人同姓；避嘲者，免于被人嘲笑原姓。避耻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耻于与奸佞叛逆同姓。如汉武帝时的明德马皇后，因耻于祖先中有个马阿罗由于谋反被诛，于是改姓为“莽”。又如唐代宗时的兵部尚书李抱玉，原姓安名重璋，因战河西有功，曾被唐玄宗改名为安抱玉。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耻于和叛逆安禄山(按：安禄山本姓康，冒姓安)同姓，于是上书请求改姓，玄宗赐其姓“李”。有的人是站在卫道的立场，耻于和“犯上作乱”的义军首领同姓。如明末中州的李鬯和，不愿与李自成同姓，上书请改为姓“理”；清初扬州的李嘉兆，也因不愿和李自成同姓而改姓“理”。
避嘲改姓者，姓氏史上亦有所记。如三国时吴国侍中都亭侯是仪，本姓“氏”，孔融曾嘲笑说：“氏者，‘民’无上，可改为‘是’。”氏仪颇觉有理，于是改姓为“是”。
改姓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改姓是为了便于辨别。如明成祖因为朝廷中担任武职的鞑靼人同名的很多，于是赐姓作区别。这种情况在外国也有，如拥有800多万人口的瑞典王国，其中有100多万人使用安德逊、约翰逊和卡尔逊3个姓，而且有300万人的名字只局限于6个男名和6个女名，这样同姓名的现象十分严重，给邮政通信带来了很大麻烦。为此，政府不得不下令鼓励老百姓易名，以便于区别，并规定给予一定奖励，还设计了不少音节优美的姓氏供人们参考。
有的改姓纯属偶然。如后汉时的鸿胪卿谢服，出征时嫌其姓名不祥，乃改为射咸。也有的因过继给别人当子女而改从新姓，这在民间比较常见。如张家的儿子因某种原因过继给李家，于是就改姓为“李”。顺带说一下民间还有另一种“过房”改姓现象。江浙一带的某些农村有这样的风俗：假如某家的娃娃经常生病，病孩的家长就把孩子抱到比较友好的异姓邻居家中，声称开始改续邻居的姓，叫邻居年轻夫妇为继父、继母。以后继父、继母每逢孩子生日，就送一点小礼物，直至孩子懂事为止。改姓以后，其乳名也由继父母重取，孩子在继父母家，叫其新名，在自己父母家，仍用原来的名字。
以上几种改姓可以统称之为因事改姓，或为荣耻，或避嘲讽，或求方便，或因过继，或事出偶然。此外，在姓氏发展史上，音讹与省文也是常见的两种改姓现象。
所谓音讹，即读音发生误差，以讹传讹而改姓。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方言不同，由于古代信息、交通不便，语言之间的阻隔尤为明显。同样一个字，南方与北方、吴越的吴方言与巴蜀、关中的本地方言等，读起来就会有一定差别，有的甚至相差很远。这种语音上的差别自然也会影响到姓氏的读音。例如：三国时的简雍，本姓耿，因幽州人读耿为简，耿雍就改成了简雍。周代有姓“苦成”的，因郄筚(音chou)封邑于“苦”地，谥为“成”，故叫苦成子，子孙以邑谥“苦成”为氏。但苦成的后代迁居外地后，却因音讹，分别改成了“古成”与“库成”二姓。如《风俗通》载，汉有广汉都尉古成云，唐有云阳尉古成夔；《敦煌实录》载，时有郎中库成伫、广平太守库成防。春秋时，陈厉公子完，字敬仲，陈宣公杀其太子御寇，敬仲惧祸奔齐，遂匿其原氏“陈”而讹为“田”。陈、田音近。
因音讹而改的姓，一般说来都是近音字，也有的是同音字，这在姓氏史上不乏其例。如：莘氏讹为辛氏，党氏讹为掌氏，欧氏讹为区(读ou)氏，载氏讹为戴氏，虢氏讹为郭氏，吕氏讹为甫氏，郯氏讹为谈氏，姒氏讹为似氏，雷氏讹为卢氏，恭氏讹为共氏，共氏讹为洪氏，慕容氏讹为慕舆氏，贺遂氏讹为贺悦氏，夫余氏讹为凫臾氏，吾丘氏讹为虞丘氏，吁丘氏讹为曼丘氏，申徒氏讹为申屠氏，穆氏讹为缪氏等。
省文，即省写原姓字之偏旁或一部分笔画改为新姓。省偏旁，如：鄣改为章，邴改为丙，郝改为来，郡改为寻，邱改为后，邵改为召，郐改为会，鄢改为禹，邾改为朱；省笔画，如：桥去乔改为木，理去王改为里，谭去言改为覃，熊去水改为能。
音讹与省文这两种改姓情况一般是在原姓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姓，即既有原姓，又有新姓，一姓分为二姓，如陈——田、莘——辛、雷——卢、谭——覃等。但也有“喧宾夺主”的情况，后起的姓反而使用的人多，成了著姓，而原姓却被冷落了，甚至销声匿迹，不再有人使用。如：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西虢、东虢，以国为氏，始有虢氏。后因音讹，改虢为郭，从此虢氏无闻，而郭氏反而成了著姓。如东晋文学家郭璞、元代科学家郭守敬、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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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特色课题，是一门跨学科、交叉性的学问，涉及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语言学、符号学、谱牒学、史料学等多门学科，因而研究姓名文化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结构与学养。我对姓名文化产生研究兴趣是在30年前，当时我是位于重庆北碚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文革”结束后首批考取大学的“77级”学生。
那正是一个“疯狂”读书的年代，“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响亮口号。进大学前，我已经历过二年半知青、三年军人、七年铁路工人的“农兵工”坎坷生活，现如今居然可以不用上班、不用跑车，坐在安静明亮的教室里读书，而且还是带薪读书，大有一步跃入天堂之感。因而我自然是争分夺秒，焚膏继晷，忘我学习，恨不得把图书馆所有的书都搬回家去一本本看完。我对中文系开设的所有专业课程都十分喜爱，对所有老师都恭敬有加，对所有同学都亲切相待——太好了，我居然从一个初中生成了大学生，从一个胼手胝足、面朝黄土的知青，一个站岗放哨、摸爬滚打的战士，一个没黑没夜、在高温高速半高空蒸气机车上强体力劳作的火车司炉，成了遨游知识海洋、沉浸书籍学问的大学生。我们十分清楚，只要你在中文系好好学习，大学之路可以直通学者之路、作家之路、官员之路。
但是，当大一的新鲜感与热情过去，我似乎感到了某种不满足，其中之一便是古典文学与古汉语涉及的古人的“姓名字号”往往语焉不详，而老师的解惑也似乎语焉不详。西人曰：“你要弄清一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动手写一本书。”年轻气盛的我，说干就干，果然自己动手研究起“姓名字号”来。我的第一篇研究文章《说姓道名》发表在《语文》杂志1981年第1期，1982年在《杭州日报》开设了“说姓道名”专栏，再以后又在《重庆日报》、《春城晚报》开设专栏。有关研究文章陆续在《学术论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研究》、《社会》、《民俗》、《民俗研究》、《谱牒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化》、《民间文学论坛》、《寻根》、《文史知识》、《百科知识》、《华人之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
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姓名文化研究专著、37万字的《华夏姓名面面观》(此书于1992年重印)。此书一半以上的内容，后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以《中国姓氏考》为名于1995年由日本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92年，台湾云龙出版社(并以“台湾知书房出版社”的名义)同时出版了我的《华夏姓氏之谜》、《华夏取名艺术》两书。1993年，由我策划主编的“华夏姓氏丛书”第一辑六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写了其中的《王》(此书的压缩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他五种是：黎小龙著的《李》、王大良著的《谢》、欧阳宗书著的《孙》、毛策著的《郑》、熊远报与王大良合著的《杨》。2000年，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又同时出版了我的《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中国入名文化》两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8年我从西南师范大学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由于担任博士生、硕士生的导师，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同时又因学科建设所需，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因而姓名文化研究只能退居其次，偶尔涉及而已。
但正是在我无暇从事30年前就投入的姓名文化研究领域时，我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上海福州路图书城、重庆解放碑图书城等处淘书时，突然惊讶地发现，有关姓名文化类图书已成为出版热点，到处都能见到姓氏寻源、取名方法的书籍。更让我惊讶的是，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和发表的姓名文化研究论著，已被“有心人士”采用种种手法大量抄袭、切割、拼贴，更有甚者，还在抄袭我的文章后面，煞有介事地注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至于网络、博客上的抄袭、抄袭之抄袭，那就更多了。 就在本书付梓之前，更有一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本书责编出于专业责任，试着将本书前十篇文章的相关内容上网搜索，居然全部都有出处，都与他人的文章重复。责编将搜索下来的原件发给我，问我是怎么回事？这真使我大吃一惊，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最初发表我文章的报刊图书，交给责编，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所有与我内容“不谋而合”的文章，统统是在我发表文章的时间之后才出笼的，也即先有我的文章与著书，以后才有这些人的东西；开句玩笑话，是先有我这只“鸡”，以后才有那些“蛋”。
本书付梓之前，我本不打算写此后记，实在是因有以上情况的发生，才使我不得不写，否则我将百口难辩，30年前就开始从事姓名文化研究的我反倒成了抄手。本书的出版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向世人重新呈现我在姓名文化研究方面的思维性成果(本书的多数篇什来自于我以上所述的数种姓名文化著作)，以示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研究成果不允被人窃夺的专有性。第二是应读者的请求。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以上姓名文化研究著书，书店早已售罄，经常有读者来信来电来邮件向我求索求购，询问哪里还能买到？尤其是那些正在编修家谱的时贤，常常十万火急给我来信来电切盼救急，以致我现在保存下来的原著版本已快送完。既然读者有需求，那就说明我的著书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还是有一定可读性与可靠性的。
10年前的1999年6月26日，我在为《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一书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对学术著作的写作，定位为‘深具创见，可读性强’，这是我孜孜石乞砣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的这部拙著锁定的目标。愿本书能给你的精神生活带来理趣、智趣与乐趣。
王泉根
2009年12月12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人的第三天性
人有三种天性：食，色，寻根。
东方圣人孔子说：“食、色，性也。”西方哲人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罗伊斯说：“全部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
食为维持生命，色为延传生命，寻根为把握生命——寻找生命的来龙去脉。
众生的归宿去脉都是相同的：难免一死。在死神面前，众生既有各种悲叹也有各种超越。佛教求诸佛法，超越轮回，追求彼岸来生，极乐世界；道教服丹辟谷，重生贵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基督教信仰上帝，救赎原罪，追求灵魂净化，进入天堂；而儒家则坚执人生，突破命限，‘追求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在现世今生中实现人生价值。故孔子曰： “不知生，焉知死？”生的大道尚且难以穿透，又何必去探问人人都无法摆脱的死呢？
众生的去脉固然殊途同归，但其来龙却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生身父母，各有各的血脉传承，各有各的家庭背景。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我应该是什么？我将会是什么？”这是西方圣哲长久以来的苦恼。苏格拉底曾为探寻人的本质而痛苦了一生。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这是东方清朝顺治皇帝久久解不开的心中大惑。谁读懂了生命的来龙，生命也就成了一部深刻的书。
寻根的天性萌芽于童年(儿童总爱问母亲：“我是怎样来的？”)，勃发于中年。寻根是人到中年以后的事，中年以前的人生兴趣大致集中在“食、色”二性。中年是午时茶，中年已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蓦然回首，才会想到自己的来龙去脉，想到如何抓紧时间充实后半辈子的生命。西人日：“人生从四十岁开始。”中国的梁实秋说：“中年的妙处，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寻根正是自己所能做所想做的事。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写道：“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昧即糊涂，不明白，漆黑一团。人生短短几十秋，来到世上不容易。人如果不知自己的血脉传承，弄不清自己的祖根来源，稀里糊涂，度此一生，岂不悲乎！
寻根的终南捷径就是追寻自己的姓氏谱系。
姓氏是人的符号标志，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每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的姓氏符号都可以与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姓氏符号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追踪到太古初民的原始崇拜。屈原赋骚，首句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今天姓屈的现代入，与这位两千多年前行吟泽畔的楚国大诗人的姓氏符号是完全相同的。由今之“屈”姓上溯至屈原，再由屈原上溯至“帝高阳”，这是一条多么悠长多么神秘而又多么动人心弦的寻根隧道！中国文化重现实，重今生，因而也就重来龙，重寻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典籍中史、志、谱(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特别发达的原因。
中华堂堂，民族皇皇，文物典章，辐射光芒。圣哲相传，代有辉光，文明古国，礼义名邦。证明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除了猿人化石、甲骨文字、千古长城、秦砖汉瓦、敦煌壁藏、典籍文献等无以计数的实体文物与载体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具体生动的体现，这就是人人皆有的姓氏。悠悠的历史已成了漆黑的天幕，让我们每个人还能直接“看到”历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积淀下来的姓氏，以及像繁星一般闪烁在夜幕中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吗？
中华姓氏，导源于上古，传续至今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离合演化，殊为复杂。拙以为考察中国姓氏发展与姓氏文化，有以下几处应予格外关注：
第一，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的根源。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还是现代少数民族中留存的图腾信仰，均已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
第二，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西周一秦汉间由氏转姓到姓、氏合一，是现代中华姓氏来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现代中国人的大多数“姓”正是承袭了周代众多“氏”而来；而周代众“氏”则来源于周王室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氏”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别子)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第三，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造成了世家门第、著姓庶姓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作为人的个体符号的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历史。但由于当时姓氏世系成为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故反过来又促进了姓氏之学与谱牒之书的研究编修。
第四，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直接导致了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而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又反过来促进民族交融的步伐。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赐姓避讳，因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因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以及古代复音姓氏单音化等，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致使世系难辨，脉络难清。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华姓氏乃是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晶体。一部中华姓氏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综合产物。
第五，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奉行厚德载物，重生报本，寻根归宗，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姓氏谱系生动地辐射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光，寻根认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回到中国故土寻根祭祖归宗，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当然，具体到“一家一姓之史”的家谱记载，中国人历来的作法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远祖，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如李唐以老子为始祖)，此为文化认同；而对于近祖，则是重血缘世系，坚执“行吾所明，不行吾所不明”的修谱原则，于近祖，如上溯至明、清时代的始迁祖，总要查考出个水落石出，将其血亲衍派勾勒得清清楚楚，此为血缘认同。
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内容。本书在探讨中国姓氏发展规律与姓氏现象的同时，也对学术专著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探索，力求“深具创见，可读性强”，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大众接受。这是因为，一方面姓氏文化是一种最广泛的文化现象，姓氏研究的成果需要与最广大的读者群体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但并非人人都明白姓的来历与文化积淀，只有将姓氏学的研究成果从书斋普及到一般读者，这门学科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末了，还有一个小小的说明：先秦时代姓、氏有别，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周文王不能叫姬昌，周公不能叫姬旦。但考虑到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也为了行文方便，故本书有时对先秦人物直接以姓相称，写成“姬昌、姬旦”之类。此非笔者疏误，而是为了顾及读者阅读时的方便。
又，人的姓名符号由姓与名两部分构成。中国人对名字一向十分讲究，民间俗谚云：“赐子千金，不如给子好名。”中国人的名字体系极富人文内涵，有名、字、号、谥等多种形式。本书主要在于探讨中国人的姓氏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名字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的姊妹篇《中国人姓名的奥秘(二)——王泉根教授说名号》。
愿本书能为您的读书生活增加乐趣。
姓氏不仅是表征每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而且蕴藏和承载了不同家族起源和历史文化的悠远信息，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姓名学专家王泉根教授运用生动有趣的笔法，为读者讲述了中国姓氏的产生与演变，在历史上姓氏与贵贱、婚姻的关系，以及各种姓氏的文化内涵等。本书力求将知识与趣味相结合，带读者进行一次轻松的中华姓氏文化之旅。
百家姓如何别出心裁又稀奇古怪？姓与氏的本义是什么？有什么区别？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姓？你知道你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吗？古时如何由姓氏别贵贱？你知道自己姓氏的堂号堂联吗？……
本书多角度解读华夏姓氏文化，全方位揭开百姓名号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