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大变局，从这里，读懂百年中国！

易中天、李零、丁东、秦晖、陈丹青、吴思、梁文道联袂推荐！

超千万人气教授张鸣首发力作《辛亥：摇晃的中国》，聚焦大清王朝最后岁月、民国肇造第一篇章，领衔角色有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张宗昌、谭延闿、汪精卫、张彪、吴禄贞、荫昌、瑞澂、良弼、载穆、端方，等等，好似一部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动作大片。研究这一类历史人物，本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

真正的历史是集体遗忘的解毒剂。还原真实，《辛亥：摇晃的中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从百年前的历史，读到我们的未来。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徊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真相，总在历史最深处。

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附图 晚清民国人物群像

年表 1911年：中国与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芝麻开门

 立宪党人的起义

 市民的武昌起义

 荫昌督战记

 瑞澂之走

第二幕 异哉！晚清！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镇南关：起义故事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节问题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学生：学堂不能碰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剪辫子的风波

 又见汉官威仪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革命的炸弹旋律

 暗杀乎，起义乎

 暗杀团的骷髅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沈臧寿：诈取海门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秋瑾：设计军制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招兵要招读书郎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啊，海军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造反要花多少钱

 革命钱紧

 革命暴力催租税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股票建起革命军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

 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这是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是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小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问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人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得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海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不过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P43-45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潋，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一。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_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革命来了呢？不是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写一本书参加庆典凑凑热闹。其实，我对于历史庆典，一向很麻木，别人不提醒，一般不会想起，即使想起来，也未必会为此写点什么。活了五十多岁，自以为还不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上本书写五四，所有知道的人，特别是出版界的朋友，特别希望我在200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时候拿出来，可我就是拿不出来。可是，怎么这回偏偏会赶上点儿，好像特意为庆典献礼似的呢？

这个事，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贺圣遂。其实我跟贺社长不认识，也没打过交道，但是，写辛亥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来的。大约一年多以前，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复旦出版社的老贺，一向喜欢看我的东西，虽然没见过我，但我的一些在上海的朋友，他都很熟，他建议我像以往写随笔一样，写一下辛亥革命，他说他此前看过我一篇以辛亥为题材的随笔，印象深刻。我听了，似有所动，答应考虑一下。

跟五四不一样，我此前碰过辛亥革命这个题材，写过论文，也写过随笔，近来对民国史兴趣陡长，乱七八糟，写了不少东西。写辛亥，我是有兴趣的。虽然我写什么一般不听人劝，一向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任何人想要出高价让我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基本都没有门。但是，贺社长的这个提议，多少有点让我动心。在写五四的时候，原本是打算写成一部散文体的学术著作，野心过大，结果写的时候，由于不断需要加入注释，行文的文气总是断，写出来的效果，跟我所期待的，相距甚远。趁此心愿未了之际，再做一番尝试，一方面像做学术那样看材料，想题目，但写的时候则取消注释，随着自己的性子下笔。

就这样，《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这部书刚刚杀青，我就转身进入辛亥革命的写作。其实也不是写辛亥革命，就是看看材料，找点自己感兴趣的，别人不怎么注意的东西，借题发挥一番。一年多以来，几乎一有空闲，我就埋头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上全铺满了书和复印的资料。材料的确看了不少，成百万成百万字地在手里过，有时候看上几天，一个字也写不出。但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时候，不知不觉，原来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现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都跳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这种感觉，无论你写与不写，都是一种享受。别的学者是不是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学术当命，当为人类承担的使命，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做学术也好，写随笔也罢，就是为了好玩，只要不好玩，我肯定不干。只是一旦玩起来，就认真地玩，玩得着迷，尽可能玩出名堂。我迷过围棋，迷过京剧，本质上，跟迷学术，迷历史书写，没什么两样。

当然，这本小书真的杀青之后，自己的感觉依旧不怎么样。文字还是不够潇洒，好些意思，表达得又过于直白。写作对于我这样永远都无法自了的汉子，大概永远都是一种遗憾，眼高手低是一种治不了的病。与众多跟我同病的人稍有不同的是，我总是会上手写，断然不会仅仅对别人品头论足，而不把自己的货色拿出来让别人来品评。比较遗憾的是，写的时候，兴许还有点兴奋，但写完了，每次都不忍卒读。从小学黑板报起，我的写字生涯已经快五十年了，到今天也没有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真是种莫名的悲哀。不过，我还不死心，相信下一部，一定会好一点。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小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它只是一本历史杂说。里面故事也好，人物也好，言语也好，个个都有出处，但它不是学术著述。虽然不是学术，却表达了我的一点关于辛亥的一种观察，由观察生出的杂感，由杂感汇成的集子。希望它的问世，能对人们认识辛亥革命，提供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尽管自己不满意，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作品必须进市场，接受读者的检验。虽然没有能提供更好的产品，但毕竟我尽力了。感谢贺圣遂先生，谢谢他的建议。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总是盯我盯得那么紧，让我无法偷懒。也要感谢责任编辑以及众多为本书出力的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劳，才让这本小书像点样子。

易中天：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王学泰：张鸣的文章很好读，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很有见地。张鸣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问题却很深刻。看他的书，可以使我开拓心胸，开拓眼界。

李零：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丁东：我觉得在大学里张鸣是比较稀有的教授，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秦晖：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

陈丹青：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吴思：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

徐庆全：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告诉我们怎样认识社会，怎么从历史出发来认识现在的社会，张鸣的书也罢，吴思的书也罢，李零的书也罢，意义就在这。

解玺璋：我觉得张鸣老师很好打交道，我们很欢迎像张鸣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们报纸和杂志撰稿。我觉得学者应该和媒体有这样互动的关系。

梁文道：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