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世人公认的中国长篇小说第一品牌——“布老虎”丛书之一。该作品凌厉而凄婉，激情而干净，对女性的精神成长和心理离析，有着深刻的描述和哲学的总结，是作者近年来最好的作品。

十二岁的蓝绸子爱上了她的舞蹈老师，一个比她大十二岁的天津知青。长大后的日子里，蓝绸子无法忘记这个男人，她心里装着这个男人走进自己的婚姻，让生活一次次地支离破碎。二十年后他们重逢，男人已经认不出蓝绸子，他误认为她是一个大酒店里要价十万元的绝色妓女。

所有的真诚和爱戴在妖绕夜色中毁灭。

我出生在一个高原小镇子上，背靠大山面向黄河。要不是每天晚上有几列火车轰轰烈烈地从一万人的睡梦中滑过，我们这里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的。我们都说着当地的土话，只有三种人说普通话，一是广播电台里的人，二是天津知青，三是蓝绸子。

在我们石头镇的广场上，有一个高音喇叭，那是我们石头镇最神圣的东西，那里可以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我的父亲，一个电线杆子一样精瘦的男人，常常仰着头支棱着耳朵听广播里的声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父亲开始摇头，他自言自语地说，词汇太贫乏，简直就是不讲理。

我的父亲是个语文教师。我们住在学校的家属大杂院里。我们家的邻居是一个数学老师，名字叫蓝采和，外号叫代数和。据说他的脚底心长着一只鸡眼，走路总是一摇一晃的。他站在讲台上，两只脚像企鹅一样左右倒腾着，嘴里不停地说代数那个和呀。她的女儿蓝绸子和我同岁，我们生于1963年。我不知道她比我大一点还是我比她大一点，因为她是个捡来的孩子。

我们这个镇子上的人都住在大杂院里，据说我们学校的家属大杂院里出过一件事。一个男音乐老师晚上从外面回来，走错了门，睡在了邻居家的炕头上，我们这个镇子上房子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正面一盘火炕，门后一个水缸，并且晚上睡觉都不插门，如果睡觉插门了，就有人举报你家装了敌台。早上邻居家的女主人发现炕头上有个别人家的男人，就尖叫起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家有一个十几岁的闺女。于是这个音乐老师被当成流氓犯游街。他走在大街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唱着一首陕西民歌“大红果果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俩没关系，好人担了个赖名誉”。后来我们的大杂院垒起了半人高的土墙，表示分界。正好，女人们弯着腰撅着腚胳膊拄在墙头上说东家道西家。我们石头镇上的女人倒腾是非的开场白是，哎呀笑死我了。放学回来我会看见一个个的屁股笑得抖动起来。我们这个地方是黄河灌区，盛产小麦。女人的屁股个个大如一袋子面粉，结实得像一块压菜的石头。

只有我的母亲瘦得像只皮影。

十岁的那个冬天，母亲给我做了一双灯芯绒高筒棉靴子，鞋样子是从一个天津知青那里取来的，所以看上去像买的一样。我的母亲是个清瘦的女人，身体薄得像一张牛皮纸。她的手又细又小，每一根指头都是透明的。蓝绸子的母亲正好相反，结实得像一堵土墙，碰一下能把人弹回来。声如洪钟，她中气十足地笑一声，绕梁三日。有一个天津知青到蓝绸子家串门儿，穿着一双灯芯绒高筒棉靴子。我母亲托蓝绸子的母亲跟那个知青借了高筒棉靴子，取了鞋样子。晚上母亲在灯下做鞋，她把所有做鞋的原料抱在怀里，扯动麻绳时，她咬紧了牙关，纤细的手指被绞得变了形。我的父亲，会一口气背诵《出师表》的一个声音古怪的男人，几次伸过头来催促母亲睡觉。我动静很大地翻了个身，我讨厌我的父亲身体中散发出来的鱼虾一样的味道。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的床头上放着一双崭新的高筒棉靴子。我欢快地叫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就跳进这双靴子里。我推开里屋的门找我的母亲，我看见我的父亲飞快地把被子蒙在了头上。我没看见我的母亲。我关上门，冲着父亲：呸!

我穿着灯芯绒高筒棉靴子像一只袋鼠奔到学校。我脚步抬得很高地走进教室，希望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家围着火炉写大字报，一个个摩拳擦掌。我塞到人缝里，坐在火炉旁的凳子上，习惯性地把脚伸在火炉下面烤脚。

这时一个同学问我秦始皇的秦怎么写，我说过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是我们镇子上有名的秀才，所以我认识的字比一般的孩子多。秦字刚写了一半，我就嗅到了焦煳昧儿，我一低头，看到我的灯芯绒高筒棉靴子冒了烟。我跳起来，像牲口那样尥蹶子，同时号啕起来。

这时我的同学史学工从外面劈头盖脸地跑进来说，刘苏子，你和林彪孔老二一样生而知之，你真是个天才，你号丧正是时候，你怎么知道你妈死了?

我把一把鼻涕甩在史学工的脸上说，你妈才死了呢。

史学工说，信不信由你，我刚才在马路上看到你妈像刚挨了刀的猪直冒血呢。

我跳起来给了史学工一个耳光就往外面冲，史学工顺脚使了个绊子我就跌了个狗吃屎。

母亲走进一只黑色镜框里，她笑得很诡谲。我认不出我的母亲，我已经想不起她长什么样。我从来就不知道我的母亲长什么样，她对于我只是一种味道。现在这种味道突然没有了，母亲就消失在空气中了。大人们拉我给母亲的遗像磕头，他们拽我搡我摁我，像对待现行反革命那样对待我。我挣扎着一次次站起来说，那不是我妈妈，那不是我妈妈。

母亲死后，我们的邻居蓝绸子的母亲，我叫蓝姨，成了我们大杂院最忙乎的一个人，一应事务全由她来操办，她贴上了自己家里两个人的工资。看到我一副倔种样，她哭出声来说，这刘文彩可真是命苦啊，中年丧妻本是人生一大不幸，没想到还得带着一个傻儿子。

打我一出生，就听人们管我的父亲叫刘秀才刘老师，我没想到刘秀才是父亲的外号。父亲原来和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同名。于是我冲着母亲的遗像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人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当时我看到母亲躺在一辆板车上，从她身上流出来的血淌在车轮上又印在马路上。血是人的命，血没了命就没了。命原来是一种液体盛在一个罐子里，罐子破了命就覆水难收。

一个清晨我揭开被子气宇轩昂地撒了泡尿。由于使的劲太大，一股暖流几乎滋到我的脸上。

父亲伸手摸了摸我，把我揽进他的被子里。

我在父亲的怀里拧了拧身子说，我故意尿床的。

父亲没说话，把我搂得更紧了。他的举动让我气馁，我希望我和父亲打一架。

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人们在议论父亲，说父亲的身上长着一只杠子，能挑起一只盛着水的暖壶。从他们神神道道的表情可以看出，母亲是父亲用那只杠子打死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亲耳听到过母亲在深夜绝望地喊叫。我想跟父亲打一架，我有充分的理由和父亲打一架。我知道，是个人就会知道，我们是母亲生出来的，既然我们是由母亲生出来的，与父亲何干呢?我排斥他想报复他，他是杀害母亲的凶手。大家都说父亲可怜又当爹又当娘，这简直是胡扯淡，大人们唯一的特权就是说假话，他们说了假话不挨打。他能当得起娘吗?他有母亲的那种味道吗?在我的眼里，他并没有像人们说的那么悲切，他大跨步地走在马路上，风鼓起他臂上的黑纱，他甚至是潇洒的无所拘束的，他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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