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老克勒”这个称谓突然在上海时兴起来。不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台的专栏节日中，都有此公的身影，炙于可热得很!于是乎，一些自以为有些腔调的人，便粉墨登场，言必称“老克勒”，以至于拥趸成阵。

本书的人物中，有的已几近人瑞，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亲历亲为，对于补缀上海史，具有一定的价值。

“老克拉”与“老克勒”一字之差，意蕴却迥然不同；一个是身份不一般且阅历较深、生活方式较独特蛮有“派头”的、在某个领域颇有影响的代名词；一个只是饭店上上、舞厅走走、混堂卵孵的“白相人”、老混混。该到澄清的时候了。

“老克拉”与“老克勒”（自序）

际会老上海

张冰独：南京路的“宣传部长”

李汉民：最后一只“老虎”

金鼓：“我写太阳出来喜洋洋！”

毛楚恩：老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

周万荣：和平饭店的老“爵士”

顾联承：“百乐门”舞厅的缔造者

王发良：“摩西会堂”的守望者

业界“老克拉”

韩效良：金业交易界的“台面鬼”

李忠衡：“海上阿叔”的独门美食

水敦高：南京路“水明昌”老红木家什

梅强年：来自澳门的古典钟表收藏家

胡文安：蒋介石的二公子是我的“小跟班”

虞永年：游走在京剧和建筑间的设计师

阿汤：快乐的“吧客”

品艺玩“票”

严桂荣：老城厢的“裱画大王”

屠松鉴：一个百岁集邮者的世纪沧桑

朱卓鹏：散淡的艺林“鬼才”

严德泰：浓墨重彩绘人生

蓝翔：中国第一筷藏馆主

陈慢声：“草根”名琴师

张维焘：大洋彼岸的京剧名票

钱大统：为法国总统作烙铁肖像画的翘楚

正月刚过，乍暖还寒时分。午后的新村里，一片馨宁。位于上海江湾国和一村那一幢幢造型单调得如同老牌“固本”肥皂…一样的工房，呆然肃立着，就像兵营里排列齐整的、等待检阅的士兵方阵。

“固本肥皂”底层的光线通常足晦暗的，加上天穹里彤云密布，所以“102”室里的光线就更显得黯然。

阴晦的天色，虽令人生厌，但能营造出忆旧的特有氛围。

在90多年的人生历程里，张冰独说不清曾有几许阳光，又有几多阴霾。

此刻，隐晦的小屋所营造出的氛围不啻像一条深邃的时光隧道。张冰独的思绪正穿越时空，回溯到了上个世纪那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

1930年的夏季格外炎热。9月初的一天，当张冰独从古城华亭(今松江区)省立第三中学(今松江二中，前清时称松江府中学堂)初中部毕业来到上海滩时，外滩那汇集了欧美风格的建筑群落还刚刚拔地而起，这令世代祖居华亭，看惯了粉墙青瓦、飞檐雕梁的张冰独眼界大开：那一街华衣的摩登男女与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的汽车所组成的大都会所特有风景，令这位整日浸淫在从徐州府卸任回归故里的祖父书房里那堆积如山的线装古纸堆里的花季少年驻足良久。

花花世界里丰厚的物欲并未令他心有旁骛!

他是来读书的。

从此，公时中学的校史上又添了一位文采出众的翩翩少年。那时，但凡能成为公时中学的学子，便是一种荣耀。有着坚挺的政治、经济背景的公时中学不足一般子弟都能就读的。作为校董会主席、国民党元老级人物李烈钧的办校宗旨是十分明确的：公时子弟，精业厚德；生为人杰，死亦鬼雄。

李烈钧的训导并非没有来由。之所以取此校名，那足为了纪念一位在山东济南被日冠杀害的民族英雄蔡公时。

公时的子弟应当是出类拔萃的!

张冰独就是生当人杰的公时学子。

当年的11月，上海举办“上海大中小学爱国拒毒演讲赛”。之所以举办这次大赛，那是针对部分国人受吸食鸦片烟毒而家破人亡，以至于有动摇国本的惨痛现实。上海自开埠以来，政治、经济主要操纵在英、美等殖民主义者手中。清政府的上海道形同虚设。这且不说，英国殖民当局还通过海路，以及由他们把持的海关将成箱成箱的鸦片毒丸倾销进上海滩，谋取暴利，毒害国人。一时间，街头巷尾的鸦片烟馆、“燕子巢”随处可见。吸食之徒倾家荡产，遗尸路旁；侥幸苟活者，健康殆失骨立形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如此情形，使亲者痛，仇者快。好端端的中华儿女竟为一丸毒弹毁于一旦，岂非令人痛彻心肺!由此，稍有良知的国人，对于“吸毒”二字，无不恨之切齿。到了时今，尽管英美殖民势力已经式微，但吸食鸦片的劣习却愈演愈烈，爱国人士则拍案而起，决心从青少年一代抓起，禁毒、拒毒。于是，“上海大中小学爱国中华拒毒会”便应运而生。一时间，《申报》《新闻报》等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此类活动，蔚成上海禁烟爱国运动一景。P15-17

近年来，“老克勒”这个称谓突然在上海时兴起来。不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电视台的专栏节日中，都有此公的身影，炙于可热得很!于是乎，一些自以为有些腔调的人，便粉墨登场，言必称“老克勒”，以至于拥趸成阵。

多年前，由于写作几本关于老上海的书，我曾涉猎过百多种的老上二海史料。奇怪的是，我却未曾见过有关“老克勒”的片鳞半爪。面对似成定论的“老克勒”，我惶或不已，就此求教于一些前辈，大多爱莫能助。于是，便对“老克勒”一词便生出了疑惑：

何谓“老克勒”?

钱乃荣先生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给“老克勒”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老克勒’大致是指那些旧时的优秀白领，温文尔雅，领中外时尚与知识之先，工作勤奋专注，尊重女性，有绅士风范。他们对上海经济繁荣具有独特的贡献。同时这个阶层收入高，消费也较前卫，讲究服饰和休闲的摩登，在上海社会的文化生活中甚为活跃，在休闲方式上也领潮流之先。因此，在上海市民的眼里，觉得他们很‘懂经’，精通上海中西融合的时尚和社会。追溯恰如其分，魅力独特。‘老克勒’对中西结合的海派文化的传承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以钱先生之论，如此“老克勒”，别说堪称老上海人之楷模，即便是在今天仍有推崇的空间。不过，此等的上好男人，可有史料支撑否?

在我的认知里，“老克勒”一词的出现并不遥远，它与通常意义上的“老上海”相去甚远，更与“老上海”的历史无缘，连叨陪末座的资格也不具备。

“老克勒”，只是新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条件下的一种人文现象。

“老克勒”，其实并不“老”，他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也就是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之所以定位在这个时期，那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众所周知，上海人历来是蛮讲究穿着打扮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穿衣打扮就不再是个人的事，它和政治挂上了号。于是，西服、旗袍、三节头的尖头皮鞋、高跟皮鞋，还有首饰，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象征；代之而起的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中山装、青年装。在“左”得可笑的政治高压下，那些在老上海有些家底的、也曾有过几套时尚衣物的人家，便只好将这些“老货”压进箱底，省得多事。

尽管如此，人们在穿着上的惯性思维却难以泯灭，女人则尤甚。

江南梅雨季节刚过，上海石库门里的女人们便将旧时购置的、或是专门量身定做的曾经时尚过的衣物从箱底里翻检出来，公然高高地晾晒在石库门的上空，谓之：晒霉。她们边曝晒，边挥起手中的藤拍在衣物上夸张地拍得震天价响。那潜台词分明是：大家睁开眼睛看看，阿拉从前还是蛮时髦(尚)格!

男人哩?老上海的奢华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箱底压着衣物，缀着他们梦境里的青春岁月的碎片。一旦时局与政策有所松动，深锁在记忆里的旧时烟云又缕缕小绝地缭绕在他们的心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物质严重匮乏，全国人民的衣食等供应，都被有计划地限定在一定数量的“票”、“券”、“证”上。其中，买布做衣服就须凭布票。然而，布票和钞票都有限。于是，他们就从箱子底下将那些藏了多时的老货，如双排纽枪驳领式的西装、镶拼式三节头的尖头皮鞋，翻检出来穿着。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多或少都享有吃“定息”的特权，所以抽雪茄烟、叼板烟斗、喝咖啡、听留声机里飘逸出的怀旧乐曲，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今，再配上这一身行头，让街上的人看了，惊羡不已。于是，有人便对这些洋派而“另类”的男人，冠以一个英文单词“Color”，即“色彩”来赞叹，谓之：“迭个人蛮‘克勒’的!”  “老克勒”的出典，大概就在于此吧。

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在钱勤发先生发表的《什么“老克勒”?》的文章里，读到了另一种诠释：“……‘老克勒’是上了一定年纪的‘白相人’……‘老克勒’就是有钞票的过彩色日子的‘老男人’。上海人都知道，在旧社会，所谓的‘彩色日子’，无非是饭店上上、舞厅走走、混堂孵孵、书寓混混、酒吧泡泡，除此之外，不知‘老克勒’还有什么‘格调’?……”

钱勤发先生的论点与钱乃荣先生截然相悖!两种不同结论，定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上的上海老男人。

钱乃荣先生笔下的“老克勒”过于理想化，有子虚乌有之嫌。为钱勤发先生所不屑一顾的“老克勒”呢?分明是个洋装青皮，走笔则无趣!

即便如此，我还是赞同钱勤发先生的论断。

这是因为在好几次联系采访时，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拒绝。有几位上海滩很有声望的耄耋长者，在婉拒了我的采访要求之后，还好心地劝我放弃写“老克勒”。原因说来也很简单：坊问传言的所谓的“老克勒”的定义，不过是对于“color”的一种硬译，说穿了，那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产物罢了。没有多少历史依据的。即便如此，以眼下见诸文字的“老克勒”，其概念也大多模糊不清。所谓的“老克勒”，全多也只是人为地杜撰出来的一种另类，是相当上不了台面的。换句话说，稍有些身价品位的、有作为的上海男人，大多不肯沾“老克勒”的光，更不会忝列其中。

可悲的是，这种臆造的、误人不浅的“老克勒”居然成了一种时髦。

我无意也无权反对别人写作“老克勒”，因为大家都行走在“山阴道上”，观景、品景的角度不尽相同。你在“老克勒”上码不出字儿来，那是你没能耐。再者，胆儿大的，如今都云遮雾罩地自诩“老克勒”，隔三差五地在电视里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连他都不明就里的“老克勒”腔的，大有人在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老克勒”面前，我曾一度气馁。

细细…想，又于心小甘，因为占据在手头的一些写作线索岂肯轻易放弃?况且，这些多少也能关乎百年上海滩的人与事，不去发掘，不去写作，实在是太可惜的事。

文化遗老张冰独先生告诉我说，早先的上海人，将那些生活方式独特、身份不一般、且阅历较深，在某个领域里颇有影响，当然看起来也蛮有点“派头”的男人，谓之：“迭格人蛮克拉的!”

张先生的这番话如电光火石打通了我的思路。

这是缘于一个英义单词：Carat，音译为“克拉”，即钻石的专有重量单位。

“克拉”与“克勒”绝不可同日而语，音译一字之差，却有着两个截然不能等同的人文概念。

我不由地想起了一位“上海老克拉”给我讲述的老上海的一段轶闻趣事。

当年，旧上海工部局在给上海的马路命名时，曾采用了“以中国城市名来冠东西走向的路名，以中国省会来冠南北走向的路名”的原则。于是，便有了东西走向的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九江路、福州路，南北走向的四川路、山东路、河南路、浙江路、湖北路、云南路、广西路，等等。当然，英国佬掌权的工部局在定路名时，少小了要听那位老资格的头牌专职翻译的。令人发噱的是，那位仁兄居然“拆起烂污”，将东西走向的“五马路”定名为广东路，造成了省名与城市名的错用。究其原因，英文中的“广州”与“广东”虽译音近似，但实指却是大相径庭的事。

这位翻译仁兄竞将两者错译混用。真是“大舞台对过——天晓得”。

这种低级错误照理来说不难被发现，并及时地得到纠正。然而，旧上海“促狭鬼”多来西。侬格位老兄不是在工部局挂了头牌翻译官吗?那好，老子就先装装糊涂，闷声不响将错就错让你翻译的路名出笼。一俟正式定了名，并且在《申报》上刊登之后，嘿!对不起!我再撺掇一班小报记者写文章来“触触侬格霉头”!

当工部局知晓真相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为顾及面子，尽管贻笑大方，也只好一股“腔势”混到底。由是，便落下了这一历史的笑柄。

这则老上海的轶事与“克勒”之于“克拉”，多少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感谢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陈宁宁女士，她给了我一个书名：《寻找“上海老克拉”》。

这令我豁然开朗!因为，在我所采写的人物中，有的已几近人瑞，他们或多或少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他们的亲历亲为，对于补缀上海史，具有一定的价值。

也许，读一读《寻找“上海老克拉”》，会使你有所收益!

如果这本小书还能让那些心甘情愿地掏出银子来买我书的“上帝”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2006年中秋夜

写于“抵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