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因病染上毒瘾，成了难以自拔的“瘾君子”。在鸦片瘾发作的时候，在戒食鸦片极端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稀奇古怪，可怕的梦，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梦又跟神奇的幻想世界交织在一起，在心灵与肉体的非同寻常的炼狱般折磨中，作者将服用鸭片成瘾前后的奇异经历和感受完整地记录下来，坦率地写作了这部真实而独特的忏悔录具有非凡穿透力的思想与散文家的妙笔使本书成为英国近代文化史上罕见的奇书。

《瘾君子自白》是托马斯·德·昆西最负盛名的著作，为西方众多著名学府英语文学课经典必读书。作者生前曾数次修订，有多个版本行世，本书为篇幅最长且最为完整的1856年修订版。作者将服用鸭片成瘾前后的经历和感受，以自白的形式示之于众，具有忏悔录般的真挚坦诚及思想的穿透力；所描写事实惊心动魄，与虚无缥缈的迷幻世界相交织，令读者产生一种深入噩梦的感觉，深深体验作者心灵与肉体在毒瘾的控制下所承受的炼狱般的痛苦与折磨。这部真实而玄妙的幻想曲，展现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家风范，给历代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第一部分

鸦片之乐

鸦片之苦

我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文明形式下的人类社会中，都不必有信任或授权的义务，它们通常被人疏忽或被滥用。在古希腊或罗马时代，在我从许多布告栏提要中得到的印象里，除了家务权限以外，还会提供强夺、挪用宽敞竞技场的条件。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就像老板与客户的关系一样；在实际生活中，一股受到宗教忠诚观点的保护。然而保护人对于他庄严的职责则要通过宣誓，很少出于一个罗马人的情感。这种职责来源于一个将死的朋友的真挚恳求，虽说当他们看到这些无助的孤苦者走到潜伏着陷阱边缘时，最终还得振奋精神，担负起监护的责任。罗马人身上很少有道德义务感。罗马人的道德义务几乎是法律所为，或完全是被玷污了的习俗所致。婚姻由于离婚的迅速已经趋于腐化。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在罗马道德词典里已经消亡，父与子的关系在凶狠的刑法惩罚压力中暴露了它的脆弱。客户对于老板并不存在一丝感激或忠诚之情，他们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粗鲁的恐吓基础上；恐怖来自绝对的法律或社会舆论。一开始法律侵扰了道德情感，自由便告结束——纯洁的动机也就随之而结束——直到对个人情感尊严的侵犯。因此，在法国革命前的一段时期以及在中国的各个时期中，法律帮助父权统治，它对民族道德起着邪恶的影响。据说在古罗马史中，这种侵犯人类神圣情感自由的错误行为从那时起就严重影响了启蒙运动的方向。因此，在一个比希腊人具有更高道德原则的民族中，如果你盼望公共道德或爱国主义的兴起，没有任何原则是以下列动力为基础的：(1)法令，(2)迷信恐吓，(3)由于蛮横的强求导致奴隶般的屈从。奇怪，如果那个以剩余物质设备来满足无名孤儿的监护人显得比政府行政官员更忠于职守时，事情固然又当别论。然而有谁比他更加背信弃义，贪得无厌？几乎很少有不接受罪犯贿赂，勒索胆小怕事者赎金的正直官员。但是作为一个大众的受托管理人，他会受到政敌的注视，而且很可能会面对参议院或法庭或两者的庄严审视。而作为授权于孤儿的监护人却并不会受到公众的关注或来自政治方面的兴趣。自然，罗马人认为普通的家庭监护必然是一个秘密违法者：他滥用委以他的特权掠夺并损毁属他照管的继承权。这种致命的不断侵权的罪恶，必然百倍地加深了临终父母的苦难。垂死的父亲不得不回首自己一生的经历而寻求他的孩子的庇护人，但也许恰恰是他自己使他们迫近分离的危机。他走了，身后丢下幼小的婴儿，留下一个停泊舰艇的海湾，用以跨越浩瀚的人生之海前，能够抛锚栖息而选定“护航”标。他们当中的一两人确已渡过了这片汪洋大海，然而心中却充满着怀疑、悲伤与恐惧；与此同时，当他的孩子的面孔消失在死亡的阴影中时，悲惨的想法就会闪过他的脑际——这个“护航”者在强大的诱惑下也许最终会成为海盗；至少是抢劫犯；或者误导了他的没有经验的子女。

当父母在弥留之际永别一群孩童的痛苦不断袭来时，总是弥漫着千百年形成的巨大的基督教徒的解脱感。现在到处都能呼吸到基督教徒的慈爱与基督原则的气息——它使家庭瘟疫不断减少：英国这一代人很少听说过挪用公款的阶层；证据之一就是我们许多人淡漠地视孩子的绝对安全由大法庭提供。因此，我父亲在他安详地临终之时，恰好得益干他那个时代与国家之幸运。他为他的六个孩子选择了未来监护人。在他的亲密朋友中，他选择了四个他认为德高望重的人：期望这些男监护人能够纠正我母亲的任意行为，他才安然离去。他们当中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我们英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不懒惰，穷人或富人都有活可干。在意大利，我们一定会发现，三个人中就有两个是闲人。我父亲选定的监护人，如果明智而充满活力的话，就会在许多紧急关头完成他的宿愿。阳个监护人中，有一个是商人，后来由于他与海港及殖民地的广泛联系，他的兴趣就被吸引到那些地方去了，要他处理家事已是徒劳；他看苇的是监护，而却轻视埘他们的管理。第二个监护人是一个乡村行政官，但是那个人口众多的地区接近曼彻斯特，甚至在那时它就被好骚动的异邦人——爱尔兰人与成尔逊人——所围困。这种国家的纷乱使他的行动不知所措；面对如此艰难时世，他只好解除他作为监护人的职责；否则，在通常情况下，他也会转移他的职责，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娱乐时间。无疑，第三个监护人撒缪尔·H，当我父亲死时，还是曼彻斯特的一个副牧师。这位绅士代表着一个阶层——仟何时候都超出人性的需要，我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从精神上去同情人类，他们只是简单地从宗教角度把人看作伦理道德中的一个代号——借助于一种朦胧背景的某些神秘支持，在大教堂举行一些盛大典礼；例如存英国，即使在基督教改革的年代，这种大典也还没有停歇过。这位监护人还组成了一个330人的布道团体，每周讲两次，每三年轮完一圈。P16-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