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历史小说家高阳作品集的一部力作。高阳历史小说全方位地展现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都相当熟悉，配合上他积累的大量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使得他的小说非常贴近史实；而在细节上，他杂糅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士风，点缀于小说之中，宛如《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包罗万象的风俗画卷。

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五。戊戌变法将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推向极端，凭借袁世凯的“临机一动”，后党跃上了权利的颠峰。朝廷意欲借义和团运动灭洋，却未能抵挡敌人的节节进逼，慈禧命人将珍妃透入井后挟皇帝仓皇出逃，国家的命运到了最艰难的历史关头……

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于是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饰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望，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千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廿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骏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廿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像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廿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隶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廿九到京的；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宜”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地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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