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1948年随军赴台湾。他擅长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的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1962年，高阳应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本书是高阳作品之一——《宫闱搜秘》。

高阳，台湾已故著名作家。他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宫墙九仞，秘辛千年，有多少惊心动魄，又复几许遗恨，上穷碧落下黄泉，层层帷幕为读者揭开。本书是高阳作品之一——《宫闱搜秘》，书中集合了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宫廷悬案，高老爷子带你过一把侦探瘾。

烛影斧声

华阳教主

明宫大喋血发秘

朱三太子

雍正压嫡的真相

清圣主如何解决他的皇位继承问题？

“家天下”的制度，起自夏禹传位于子。从那时开始到五代告终，约计三千一百五十年；帝位的递嬗，始终以父死子继为天经地义。“陈桥兵变”，宋太祖代周而兴，做了十六年皇帝，临死以前，不传大位于子而传弟光义，是为太宗。在传统中，这是罕见的变格。

太宗的继统，太祖不召重臣顾命，亦无亲侍在侧，于烛影摇红、斧声戳地中，举天下以私相授受，似乎帝位的更移过程，没有比这更不可思议的。因此，太宗的得位，在当时就被认为一大疑案。宋人笔记中，虽不敢公然质疑，可是旁敲侧击地，在许多地方表现了对太宗的讥刺。至于正面记述其事的，据我所知，有《湘山野录》、有《涑水纪闻》；而所记的事实不同，所持的态度亦不同，前者存疑，后者意在“辨诬”。

先谈《湘山野录》，这部笔记的作者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法名“文莹”，与苏东坡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书中记述了一段“神话”，说太祖早年曾与一异人为友；在即位第十六年，也就是开宝九年的春天，复遇于洛阳，太祖问他：“我寿还得几年？”那异人告诉他，这年的十月二十夜里，如果是个晴天，则可延寿一纪，否则“当速措置”。

到了那一天晚上，太祖驾幸太清湖“望气”。其时星斗灿然，是个极好的晴天。正在庆幸可以延寿之际，“天地陡变，雪雹骤降”；太祖记起“当速措置”的警告，立即传旨召“开封王”光义进宫，延人内寝，把太监宫妾都撵了出去，酌酒对饮。

在远处的近侍眼中，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这里有两个名词，必须先作一解释。那时的赵光义，封号是“晋王”，领“开封甲”，所以文莹称他为“开封王”，实际上并无此爵称。其次是所谓“柱斧”，只是一把水晶小斧头，为北宋皇帝时刻不去手的一样仪物，好比老年人的手杖那样，用处甚多，可用以撑持、可用以叩门，亦可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来打人；柱斧亦是如此，如仁宗幸张贵妃阁，见王拱宸所献定州红磁器，以张贵妃不守“不得通臣僚馈遗”之戒，一怒用柱斧把那些磁器打碎，即为一例。倘以为柱斧可以杀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前引的一段文章中，“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字里行间，显然对太祖的死因，存着疑问。因此，司马光为太宗“辨诬”，便着眼在说明太祖崩时，太宗不在禁内，他在《涑水纪闻》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坐于府门，问其故，曰：“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此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人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人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人。继隆使王且止直庐；德玄曰：“须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司马温公以真儒而为名臣，平生不作妄语，这段“纪闻”，自非捏造。温公自道“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则“闻”其事而作“纪”，自然是深信太宗得位，绝无“斧声烛影”之疑；闻召而徘徊瞻顾，更可见无觊觎神器之意，所以得位，不过王、贾拥立，宋后“遽呼”，一场傥来的富贵而已。

这就是“君子可欺其以方”了！司马温公拳拳忠爱，大概只想到这些话可为先帝辨诬，便忽略了这些话中的错误和矛盾。错误也者：第一、“内侍都知”应为王继恩，不是什么王继隆。第二、即使有宋后命王继恩招皇子其事，所召者应为太祖的长子德昭，不是次子德芳，因为德昭为贺后所出；德芳生母不详，但宋后只比德芳大七岁。可知他绝非宋后的儿子。然则何所偏爱而不召长子德昭？第三、太祖崩时，德昭和德芳都不在开封，德昭以“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德芳以“贵州团练使”驻广西贵县，用意是在防备降服不久的“复蜀”和“南汉”。这两个人都不在开封，何由而召。

矛盾也者，说“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这话不错；而且晋王也早有接政权的准备，然则到了该他接位的时候，何以“犹豫不敢行”？这不但不合光义的性格，更不合乎当时的事实。

当时的事实是什么？细考史实及后人的评论，我认为赵家得天下的真相是如此：

第一、“陈桥兵变”，出于太宗和赵普的密谋；太祖本人并无欺负柴氏孤儿寡妇的意思。

第二、太宗在策划“陈桥兵变”，推戴太祖做天子时，就已有了“兄终弟及”的打算；但他自己不便表示，所以由杜太后以母命作成“金匮之盟”——太宗“陈桥兵变”的密谋，杜太后和太祖的姑母大概都知道，只瞒着太祖一个人。

第三、太祖不愧孝悌，忠实地执行了“金匮之盟”。

第四、太宗即位后，有悔盟之意；赵普看出端倪，设计迎合，借以复登相位。

第五、德昭、德芳的死因可疑；而廷美的获罪而死，则完全是赵普的阴谋。

第六、至此，“金匮之盟”中所约定的传位顺序，自然中断，太宗达到了传子的目的，而欺母、负兄、杀弟、逼侄的罪名，也就难逃于天地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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