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映像手记”这个系列主要是整理、出版清朝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到国外访问、游历的日记，这些日记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在当时一经出版即已引起很大反响。

他们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理解异域文化，从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

他们是借游记之名，讨论中国的问题，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

本书根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新大陆游记节录》校注。

《新大陆游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903年赴美洲游历考察美国政治社会情况的记录，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梁启超应美洲维新会之邀到新大陆游历时，正值美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的大转折时期。他在众多的城市之问穿梭旅行，对五光十色、绚烂多姿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文明感触良多。这牡一感触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士人心态，游记中所做的观感记录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

徐序

自序

凡例

由横滨至加盒大

由加拿大至纽约

由纽约至哈佛、波士顿

由纽约至华盛顿

由纽约至费城

由纽约至波地摩、必珠卜

由必珠卜至先丝拿打、纽柯连

由纽柯连至圣路易

由圣路易至芝加高

由芝加高至汶天拿省

由汶天拿省至舍路、钵仑

由钵仑至旧金山

由旧金山至罗省技利

归途

校注后记

当十年前，即一八九三年，德国人之来者七万八千余人，去年则减至二万八千余人。十年前，爱尔兰人之来者四万三千余人，去年则减至二万九千余人。若意大利，则十年前来者仅七万二千余耳，而去年乃增至十七万，今年乃增至二十三万。此实北欧移住者日以少，南欧移住者日以多之明证也。若是者为美国之利乎?将为美国之害乎?吾不能无疑。 美国当千八百年，只有五百三十万人。至千九百年，骤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万人。百年之间，增十五倍。何以得此?日惟受海外移民之赐。美国前此以欢迎移民为国是也，无足怪者。虽然，以今日大势所趋，恐数十年以后，美国将不为条顿人之国土，而变为拉丁人及他种人之国土。此其机不徒在移民之突进而已，其原住之旧民，婚姻愈迟而产子愈少；其入籍之新民，婚姻愈早而产子愈多。苟率此不变，吾恐不及百年，而前此殖民时代独立时代民族之苗裔将屏息于一隅矣。吾所以代美国抱杞忧者，莫亟于是。而美之政论家，若晌然不以为意焉，是则下走所不解也。

美国人以平等博爱之理想自夸耀者也，故其对于他民族，妒嫉之念颇淡(除中国民族不计)，是其可敬佩者也。但以吾观之，美国立国之元气何在?亦日条顿民族之特质而已。使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权利，全移于条顿以外诸民族之手，则美国犹能为今日之美国乎?吾所不敢知也。

昔北欧蛮族南下，而罗马之文物以亡。自今以往，美国若有溃虞，其必自此焉矣。

美国自恃其同化力之强，谓能吸集种种异族，使从同于美，故虽庞杂不为害，斯固然也。虽然，吾见其同化力之速率，不能与外加骤进之力相应也。昔日本人谓中国人最不肯同化，无论至何地，必自成所谓支那村、支那町者。今吾观于美，则岂惟中国人而已。即纽约市中，若者为意大利村、意大利町，若者为犹太村、犹太町，若者为俄罗斯村、俄罗斯町，虽以吾辈初旅行者，犹一望而知其区别。然则所谓同化力者，其亦仅矣，其亦缓矣。

以吾所见，则外来之民，其影响于美国之道德上政治上者甚多。

其道德上之影响奈何?外来之民，固非无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足为美国前途之光者。虽然，不过百中之一二耳。若其大多数，非无智无学之农民，则荡检败行之丑类也。或其生计不能自存于本国，或其性行不能见容于本国，乃不得已而以新大陆为逋逃薮。据伦敦移民会报告书云，每岁由爱尔兰移住美国者，其百分之七十四，为罪满出狱之囚徒。观于此，不能不为美人瞿然惊也。失业无赖之人麇集既众，于是酗酒、奸淫、杀人、盗窃诸恶风，日浸淫于美国，终非宗教之制裁所能范围。据千九百年统计，纽英仑四省之人口，其外来者居百分之四十。而犯罪之人数，外来者居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见其概矣。其他虽不悖于法律，而有害于风俗者尚多。据千九百年统计，则美国卖酒业中百分之六十三，酿酒业中百分之七十五，饮食店中百分之七十七，皆为外来移民之所营业云。其于道德上之影响，必不少矣。

其政治上之影响奈何?

(一)外来者多酗酒，故务求所以利酒业。当投票选举时，至生出所谓“酒家票”者，驯至为政治上一势力。近世有“禁酒会选举团”，亦因防此弊而起也。

(二)外来者多好淫，故摩门教利用之(摩门教起于美国中部，以一夫多妻为教义)。当选举时，生出所谓“摩门派投票”者，为政治上一势力。

(三)外来者之大多数属天主教，故天主教投票，为政治上一势力。

(四)外来者多持偏激之社会主义，故社会党投票，为政治上一势力。

(五)外来者多麋集于大都会，致使市政种种腐败，危及地方自治之基础。

(六)外来者多不能同化于美国，各自用其国语，沿其国俗，于合众国政治上，别为一团。若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其最甚也。故有所谓德意志投票、意大利投票、爱尔兰投票者，各为一特别之势力，牢不可破。每当选举时，其妨害公安公益者实甚。

(七)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

由是观之，则外来移民，其关系于美国前途者，辽乎远哉。然此等种种恶影响，惟自欧洲来者实尸其咎，而自中国来者盖甚稀焉。中国人之病美国者，不过劳佣价廉，与彼之下工相竞耳。而所竞者，又仅在太平洋岸之一小部分，而非若彼等之蔓延及于全国也。然贝Ⅱ为美国计，中国移民不过疥癣之患，而欧洲移民实心腹之忧也。

乃彼中政治家，顾厄我而骄彼者何哉?彼有选举权而我无之耳。美国政治家他无所惧，而最惧工党。盖一失工党之欢，而位遂不可保也。准是以谈，则美国人对于此问题之理由，可以见矣。

夫孰不知其为国家将来一大患，其奈国中选举票之半数，皆已在外来新人籍者之手，一倡异议，则万戈向之。彼十年前，固尝有议禁意大利人者矣，乃不旋踵而噤若寒蝉焉，贝Ⅱ国中有二百余万意大利人之投票以盾其后也。使我华人在美者而有此权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噫!

虽然，以媚众取宠之故，而置最大问题于不顾，则与专制国讳言朝廷阙失者何择焉?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

(十二)

美国外来移住民之中，其势力最大者，则犹太人也。闻美国之银行业，犹太人居十之三四；其银行职员，犹太人居十之五六云。

布埒委(Boule Vard)街者，纽约第一大街也，大商店凡数千家，属于犹太人者十而六七，吾中国则仅一家而已。

纽约市政之权，一惟犹太人所左右，他无足与抗者。其他大市，亦大率类是。

犹太人何以能若是?则以其团结力之大，为他种人所莫能及也。闻之彼族有一公会，其组织规制甚秘密，外人莫得闻。凡一犹太人来美国者，公会量其才而贷以资本，使营商业。获利则税其若干，以复于公会。折阅则再贷之，复折阅则三贷之。贷之三而犹不能自立，乃不复矣。此所以相扶相导，而全世界之商业，日入彼掌握也。故纽约市中二十余万之犹太人，其从事于下等劳动职业者甚希，而小商店营业不计其数。

余初到纽约时，适遇俄罗斯杀掠犹太人事件。纽约各报，日攻击之，描写其惨状，不遗余力。其实此次被杀伤者，合计不满四百人。以视拳匪之役，俄人在黑龙江畔，一日而杀华人七千，其相去亦远矣。而全球报纸，其肯为我实力讼冤者有几耶?彼曷为尔尔，则以纽约者犹太人之纽约也。动纽约则动全美国，动美国则动全世界。而俄人虐杀事件，遂招天下公愤。于此见中国人之生命，贱于犹太人远矣。此役也，纽约市捐救济金千余万，全美国合捐二千余万，纽约之华人亦有助者。闻美国犹太公会，建议欲尽迎旅俄之同胞至新大陆云。

近世犹太人又最有名者，如英国前大宰相侯爵的士黎里，为保守党魁，与格兰斯顿争政权数十年，其最著也。既今纽约市中，若西士弗氏，为纽约财界之雄，每年捐助教育事业，常在万金以上。若士特拉夫氏，两任土耳其公使，为美国第一等外交家。若立温德列氏，现任纽约高等法院长，为法律名家。其余类此者，不可枚举。纽约《每月丛报》，尝汇举现世界重要人物属于犹太族者，凡四十八人(各国皆有)，揭其小传，及其肖像。

呜呼!以数千年久亡之国，而犹能岿然团成一族，以立于世界上，且占其一部分之大势力焉，则其民族之特色之实力，必有甚强者矣。不然，彼巴比伦人、腓尼西亚人，今何在也?即希腊人、罗马人，其今昔之感，又复何如也?吾中国今犹号称有国也，而试问一出国门，外人之所以相待者，视犹太为何如?而我国人之日相轧轹相残杀，同舟而胡越，阖室而戈矛者，视今之犹太人，又何其相反耶?吾党犹嚣嚣然曰：中国将为犹太将为犹太。呜呼!其亦不惭也已矣。

犹太人之趋利若骛，视钱如命，诈伪贪鄙，此尽人所同知也。故西国通用语，呼人之贪吝谲诈者日“周”。周者，犹太字之原音也。吾尝论犹太人对于本族有道德，对于本族以外无道德。虽然，凡道德者皆爱其类利其群之谓耳，又岂独犹太哉!

犹太人之不洁，与中国相类。纽约唐人街与犹太街接壤，其秽湫不相上下。

P45-49

我眼中的他者形象

——“西洋映像手记”序

李雪涛

形象学(Imagologie)乃是一门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异域情调的学问。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开始了与所谓具有外国情调的异域人的接触史，并且对这种接触进行过研究。希腊人认为，只有在跟异域的交往中，艺术才是可能的。。人们对异域形象的兴趣实际上出于对自我的关怀，对异国的形象描述自然也就成为了对自我形象的反射了。在这里我们拿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做例子，来看看对异国情调的描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游记中所谓冷漠、肮脏的中国，所折射出来的实则是游记作者们那“充满活力的”、“干净的”祖国，游记虽冠之以“中国”之名，实则是对自我的考察，因为没有比较和距离是不容易发现问题的，再加上欧洲当时专制的政治，类似的考察在西方国家自身，似乎不太容易进行。说到底那些对中国景物和风土的描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形象和传统的游记模式所涉及的内容并非中国本身，而是对西方接受异域世界时所做的批判性探索。自19世纪以来，借助于媒体和交通工具的便利，中国再也不像以前的世纪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了，同时它又是远离西方的另一种文明，在以往的诸多世纪中中西双方并不存在诸多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正好可以用来充当对西方公众来讲陌生的”他者“，以此来探讨西方自身的问题和自我定位，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所以形象学的奠基人、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让一马丽，卡雷(Jean-Marie Carr6)在《(比较文学>序言》中将形象学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像问的相互诠释”。是极为恰当的。

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是靠那些“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商业民族通过自汉代以来开通的丝绸之路维系着的。随着物质的交流，中西方的文化也传到了各自的对方。中西之间，特别是中印间出现了诸如法显、玄奘、真谛(Paramartha)、不空(Amoghavajra)那样的文化使者，但当时东西间交流的艰辛困苦，若非有坚定的信念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和西方间真正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其间的交通从丝绸之路的陆路转向海路之后，更直接、便利的海上交通工具使得旅途不再那么危险、那么辛苦，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海路交通逐渐普及，安全系数也更高了之后，才有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充当中西间的文化使者。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经海路到达西方世界的。

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S，Dawson)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指出：“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与我在本文开头所列举的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游记的例子类似，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游记首先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自我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游记中都是以中国文明为坐标，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为尺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选择、切割进而理解异域文化。正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西方人的坚炮利舰将中国人的天朝上邦美梦打得粉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从屈辱中惊醒之后，开始被迫和被动地与西方进行对话。林则徐、魏源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闭关锁国”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游历、学习和出使，从而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面对与大清天朝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哲学传统，这些晚清的知识分子们在进行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因此这些游记并非简单的风物描写、纯粹的地理考察，而是这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吸引，走向世界、走向西方，以寻求富国强民的历程。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客观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这批早期到西方去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在中西交往中所持的观点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区别，但他们对西方的观察和记录，却从很多个局部和侧面，反映了传统观念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反应和变化，内容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

我们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世界游记中精选出五本作为《西洋映像手记》丛书中的第一辑，他们之中有作为朝廷官员的知识分子(黎庶昌、薛福成)，也有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也有早年便接触过西学并帮助传教士译过中国典籍的文人(王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形象的认识大都是梦幻般的，谁都不能具体说出“大秦”、“泰西“的准确位置和内容。莫哈(Lean—Marc Moura)认为：“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正是近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才建立了在真实观察基础之上的对西方的最初印象，形成了比较全面且真实的西方形象。也正是这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记录了异国形象的游记，使得对形象的研究不再是单方面的西方人看中国，也包括了中国人看西方的内容。当然，据考证中国人最早到西方并写下游记的应是康熙年问到过意大利的樊守义所写的《身见录》和近期由周振鹤先生整理出版的，道光年间到意大利罗马的郭连成所写的《西游笔略》，但我们这次未选这两本，而是从近代知识分子中选了五个人，都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影响。正因为他们在出访欧洲时心事重重，所以游记中的记载才别有意味，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西方的误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重新评价与定位。从比较文学中”接受”(Rezeption)理论上来讲，一部作品或某一形象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有潜力被”误读”或被再创造。。西方形象在游记中也是一个一再被“误读”和再创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游记作者会利用这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学术主张。而这样的一个”误读”乃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西方社会文化整体所做的阐释。这一源自早期知识分子的对西方的“社会集体想像”一直到”五四”以后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实际上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受到情感、想像和心理诸多因素的细微而复杂的影响，异域的风土人情往往只是这些“游客”们的道具而已，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在游记本身，而是要借游记之名，阐发他们政治改革的思想之实，游客之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改良体制”也。

康有为在他的游记中就明言：“考政治，乃吾之专业也。”。他的目的显然不在西洋的古迹名胜之间，而是要在西洋找到中国将来应当发展的理想，从而造就出一个在体制上和财富上超过西方的新中国：“欲铸新中国，遥思过大秦”。。康氏的徒弟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从他对《新大陆游记》中的“风景记述，悉于删去”。的做法也可略见一斑。他们表面上在写游记，写外国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讨论中国的问题。这不禁使人想到南宋大慧宗杲普觉禅师(1089～1163)的一句话：

无著云：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传统的学问往往只注重文字史料，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更是重视文字，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字传承历史。但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重视“以图载道”——用图像等造型艺术来记载历史，圣经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都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史料的范围绝不应仅仅局限于文字资料，图像中蕴含的历史信息往往超出了文字。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特别为这套丛书甄选了多幅游记所处时代的西方著名铜版画家的作品，以期不仅通过文字，更借助于这些难得的图像资料，来研究这段历史，相得益彰。希望读者在将游记同这些图像资料参照研读时，能发现更多有意义的新信息，而这些新信息是单靠文字所无法传递的。

如此看来，清末这批学人的欧美游记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正如孟华所指出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游记的作者往往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社会集体想像物的建构者和鼓吹者、始作俑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像的制约，因而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也就成为了集体想像的投射物。所以，在形象学中的游记研究实际上必须绕经一个民族的思想史、心态史。这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时，尤显重要：近现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而在这种变化中，对外部世界，对异国及异国人的认知和看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眼下坊间对有关西方看中国的书籍(特别是传教士的游记、札记类)的研究著作越出越多，而对中国人对西方的撰述(我眼中的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不够。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学界对后者研究的兴趣，同时也希望这套图文并茂的文化丛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当时世界和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视角。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十七岁的梁启超(1873～1929)赴京参加会试，可惜不中。在回粤路经上海时，他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这是他接触西学的一大契机。后来梁氏在回忆录中写道：“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同年结识康有为，钦佩无已，遂投其门下。并于次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和所谓新学(西学)，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

1898年，梁启超参加“百日维新”变法运动，同年9月，由于变法失败，而逃往日本。梁氏从此走上了十余年的逃亡之路。1899年冬，梁启超从日本启程前往美国，结果只到了夏威夷，由于清廷的阻挠，也由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梁氏只好匆匆回到日本。1903年梁启超再次从横滨出发，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洲大陆。期间他访问了加拿大和美国，著有《新大陆游记》，进一步从实践上验证了他在此前的“西学”，特别是他经由日本而获得的西学知识的构想。这之后他一改之前的破坏主义的革命主张，思想渐趋保守。

台湾学者张朋园将梁启超在晚清时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戊戌革命之前，从1894年到1898年：思想孕育时期；流亡日本前期，从1899年到1903年：破坏主义时期。流亡日本后期，从1904年到1911年：“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时期(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专刊》，台北，1982年，第9页)。在上述的三个时期中，1903年的北美洲新大陆之旅对梁启超的思想从“破坏主义”向改良主义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游人开始接触新事物并以此作为他者来审视自我时，会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冲击，在调整自己原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同时，梁氏的内心感受到了加拿大和美国的新事物给他带来的强烈震撼。作为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其北美洲新大陆之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他的《新大陆游记》自然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了。1903年梁启超实际上是应美洲中国维新会的邀请，做的为期七个多月的游历和访问。在谈到这次旅行的目的时梁氏写道：“一以调查我皇族在海外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故而对于一般游记中的描写和抒情悉皆删去：“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难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因此，梁启超的新大陆之行是一次政治之旅，是到西方去寻找医治中国的秘方的求医之旅。

梁启超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他也把中国当成了病灶，将西方作为了药铺，但这个药铺并非只卖良药。他在纽约时，虽然感慨于这座城市的富丽堂皇，同时又以敏锐的眼光准确地扑捕捉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症结所在：

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尤为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对于当时许多中国改革家视作理想之地的纽约，梁启超一眼便看出了其贫富不均的致命社会问题。对于他者的观察最终要落到对于自我的反思，梁启超在新大陆所看到的、经历的各种政治、经济的新现象，都刺激了他重新关注中国眼前的问题。在谈到太平洋海底电缆对美国的重要关系后，梁氏写道：“然则此太平洋海电开通以后，东亚之纽约殆将出现，此亦推理而可征者矣。我国民若能利用之，其助我文明进步之速率，又岂浅鲜!而惜乎锦绣江山，他人入室吾又安忍言哉!”祖国的兴衰是梁启超挥之不去的情结，看到先进的美国政治和社会，梁氏更加痛恨清廷的无能：“以祖国数万里膏腴之地，而使我民无所得食，乃至投如许重金以糊口于外，以受他族之牛马奴隶，谁之过欤?”

在《新大陆游记》中除了对美国社会的考察之外，梁启超特别对在北美大陆华侨的艰难生活和悲惨遭遇予以了关注。梁氏对北美华侨的历史、“禁例”、人数、华人社团以及华人之优缺点等都做了极为详细的叙述，并做了纤悉无遗的统计。可以毫无夸张地说，这是一部早期华侨史的著作。在“论中国人之缺点”一章中，梁启超列举了四条：一日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日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日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日无高尚之目的。据此梁氏进而认为，立宪共和并不适应于中国的国情：“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通过在美国对华人社团的考察，使梁启超改变了这之前的泛进化论的革命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提高国民的素质，使他们首先具有享受自由的资格!

对新大陆的亲身考察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诚如美国学者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所言：“梁启超在美国的几个月，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作为一个知识更渊博、智慧更丰富的人回到日本。他同最初束缚其思维的中国世界，逐渐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新大陆游记》一书不仅仅奠定了中国人的美国观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侨的考察，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了剖析，进而提出了从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手的改良方案。百年之后我们再来研读梁氏的这部著作时，依然每每为梁氏那鞭辟入里的论断所折服。

《新大陆游记》最初是由横滨的“新民丛报社”作为《新民丛报》的临时增刊而于1903年12月发行的(编辑发行：冯紫珊)，后于1916年收入“饮冰室丛著1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辑之22'’(上海：中华书局)。本书便是以中华书局1936年版的《新大陆游记节录》为底本，除了删去其中的两种附录之外，对原文只加了新式标点。在校注的过程中，校注者还参考了以下的版本《新大陆游记》(外一《扶桑十旬记》)，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台北：文海，1967年；《新大陆游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大陆游记节录》，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新大陆游记》，收入《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大陆游记》，收入《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1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在此编者特别对王婉秋同学所做的校对工作表示感谢。在校注过程中的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指正为荷。

李雪涛

2006年4月于北京